写实与“造梦”的诗意融合——沈从文《湘行散记》和《湘西》散论

<湘行散记>和<湘西>作为沈从文两次重返故乡的产物,联结着沈从文对于湘西的全部个人经验,并经由这种个人经验的放大与改写,在怀乡与追忆中,用一种极其个性化的方式把湘西的诗性形象凸显出来,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微型缩影.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形象既是其个人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是其个人记忆在现代性背景下对"乡土中国"的诗性重构,对跋涉在现代性路途中的中国乡村来说,也许具有整体象征意义.     

沈从文的文体困境 ——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谈起

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辍文学而治文物,常被视为政治环境压抑作家创作自由的典型个例.实际上,<边城>已经耗尽了作者的"牧歌"曲谱,沈从文已面临"抽象的抒情"的困难.由于社会的动乱纷杂,再加之沈从文身份由"乡下人"到"土绅士"的转变,他已经难以保持明澈恬淡的心境来建构湘西的"人性小庙".<长河>的未竟,除了国民党书刊审查制度的外因,"牧歌"文体和"史诗"文体之间的冲突,应该是其断章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1971年沈从文"地下"写作长篇章回体小说<来的是谁?>.这篇有意避开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家族史兼地方史",也以只完成楔子而告终.从新近发现的长篇残稿<来的是谁?>,追溯沈从文<边城>以后的创作,发现沈从文<边城>之后,一直纠缠在文体僭越的困惑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张兆和堂兄张鼎和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搁浅以后,沈从文觉得自己难以完成从"牧歌"到"史诗"的转变,而这一时期他的文物研究影响却逐渐扩大,他最终把文物研究当成后半生的职业.因而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辍文学而治文物,并不是斩钉截铁式的突然完成,这个艰难的转向过程,一直持续到1971年写<来的是谁?>.     

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方法

<圣经>的解释权自中世纪以来一直被教会权威所把持.为消除神学家在<圣经>解释上的偏见,从而将解释<圣经>的最高解释权利还归大众,斯宾诺莎在严厉驳斥以往流行的、敌对的<圣经>解释方式及各种错误观点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的普遍法则.他视该方法为"考求<圣经>真意的最准确的方法",同时又对其诸多"难处与缺点"作了深入剖析.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方法及理论,对之后科学地解释和批判<圣经>以及西方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边城》及其人物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创作中影响较大的主要代表作.小说对一种理想化的"人生形态"的构造和对淳朴的湘西民风民情的描写,标志着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进入了成熟的境界.作者在谈到这篇小说时说:"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怯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可见,<边城>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     

《宠儿》对《圣经》故事的仿写及其意义指向

<圣经>是基督教的圣典,两希文明的"对话"与"熔融",让<圣经>的智慧烛照西方文化的各个角落,它对文学、音乐、建筑、绘画、雕刻等领域的影响超过任何一本书.<宠儿>与<圣经>的"对话"来自于莫里森对<圣经>故事的仿写.莫里森通过后现代叙事所重现的黑人历史,穿过基督教文明的厚幕,在仿写的催化下,构成了对<圣经>的戏谑与暗讽.     

沈从文的“归乡”意识小论

"乡下人"的自我身份体认,使沈从文将湘西作为了他的精神家园.<湘行散记>中,作者在归乡意识的烛照下,对湘西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其感情上经历了从轻松愉悦到哀伤愁苦,再由绝望到奋起的历程.这条情感律动的脉络贯穿起了整部散文.     

沈从文湘西小说"生命世界"初探

"生命"作为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艺术维度之一,是解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突破口."湘西生命"的精神内核是"人与自然相契",是沈从文孜孜追求的理想的生命"常性".这种精神浸透到了它的生命形态、命运观念、处世精神之中.具体而言,"自然性爱"、"未凿童心"、"血性强力"是湘西生命的自然形态;"死亡"与"爱情"相邻体现了湘西生命的自然抉择;在"守势"与"超脱"处世姿态中生命的"自足"、"澄静",展现了湘西生命的人生情怀.     

从《沈从文书信》解读沈从文与胡适关系

<沈从文全集·书信>共收录<致胡适>35封,主要涉及教学,新文学运动发展,求助,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情况,爱情婚姻等5个方面的内容.解读梳理这些书信,可以对沈从文和胡适的关系有比较深入的认识.胡适之于沈从文,是亦师亦友的人物.在沈从文的文学人生中,与胡适相识相知的一番经历,对他影响极大.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的思想,始终为沈从文所心悦诚服.在创作上,沈从文是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忠实实践者.     

论沈从文的“地方重造”思想——沈从文重造思想研究之四

沈从文所说的"地方重造"指的是大湘西的重新改造.从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地方重造"思想逐渐生成.湘西地方实际存在的问题是沈从文"地方重造"思想生成的外在客观依据,而他热爱湘西地方的浓烈情感则是内在成因.就湘西地方如何重造,沈从文提出了个人的方案设计.沈从文"地方重造"思想的特点在于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统一,且与其湘西少数民族立场密切关联.     

沈从文文化视野的人类学解读

沈从文在创作初期以湘西本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湘西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系统进行深度描写,揭示湘西文化的精神特质。这种对湘西文化的本土阐释是把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反观之镜,也是作为拯救现代都市文明诸多病态的良方,这是沈从文此期的文学题材选择与创作思想的人类学向度。这种缺失现代历史理性的价值取向必然受挫。沈从文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同历史理性尺度之间的冲突,正是他文化困境的来源。历史理性是沈从文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之途。沈从文从本土文化阐释意识到历史理性的转变高度说明了他的文化理解阐释身份的全面置换,也揭示了他文化阐释的方法的自觉更新。沈从文从苗族、湘西区域意识到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逐步归聚,实际上是他跨文化思考、历史理性思考乃至对人"类"意识思考的结晶。这是沈从文对中华民族文化如何走向复兴问题的深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