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职官升迁与资位秩序

西晋职官升迁制度存在进阶与增位两种形式,构成以官资等级为基础的仕进秩序.官僚仕进主要依循由内官重要职位为中心构成的官资等级,这一等级细密而复杂,与九品官品有所区别.西晋官僚制呈现出官资与官位合一的特点,使官位超越了职位意义,形成仕进制度的资位秩序.职官升迁由于内官资位的主导地位,使吏部铨选内外失衡,促成甲午制的出台,由此造成外官附从内官资位秩序格局的进一步深化.官资与官位不断融合的演变过程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度以资位秩序为中心的主流发展方向.     

比拟律令职官:五代宋初特定使职的品官化

唐前期实行律令体制,官员享有的待遇和特权基本依据律令。唐后期使职差遣盛行,大部分使职享有的特权和待遇需通过散官、本官阶或带职来确定,此时的官僚等级序列是二元体制。五代宋初,文武官、内职、军职三类职官中的使职逐渐品官化,可依据使职本身享有俸禄、班位、荫补、当赎等待遇和特权。北宋前期的官僚等级序列,通常由有官品的职官和品官化使职共同构成。从翰林学士、藩镇使职的品官化可以看出,品官化后的使职既可以是纯粹阶官,也可以是有具体职掌的职官。在北宋前期官僚等级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使职品官化是独具特色的重要环节。     

论北魏实封爵的实行及其爵位等级的确立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开始爵位改革,并实行实封爵制.北魏孝文帝为实封爵规定了明确的品级序列.这一品级序列以王爵为最高爵位,并包括不同品级的开国爵.在后《职员令》制定前,实封爵与虚封爵有各自的品级序列,但与国家的职官体系没有联系.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后《职员令》制定后,将实封爵与虚封爵(散爵)的级别相互交错编制一起,构成新的特殊品级序列,并将这一爵位品级序列融入职官品级体系中,因而形成了官、爵一体化体制.但国家在爵位的封授上,只能依据实封爵本身的品级序列,因此,实封爵的等级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     

“魏官品”、“晋官品”献疑

《通典》所载"魏官品"和"晋官品"是今人所见有关魏、晋官品的最完整记载,其来源在现有历史文献中难觅踪迹。"魏官品"与曹魏实际制度多有不合,或谓其颁布时间在曹魏灭亡前夕。曹魏《品令》(《官品令》)当在魏明帝朝法令修订时制定,魏末晋初贾充等人所撰《官品令》为《晋官品令》,均非《通典》所载之"魏官品"。《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多部魏晋官制文献中未见《官品令》,唐初修撰《晋书》时所见《魏晋官品令》并非原始文献,而是转述相关文献所见魏、晋时期的官品令文,难免会有不合实际制度之处。晋代官分九品明载于《晋书·食货志》,而《职官志》中职官等级则是用"品秩"和"石"来表示的,品代表官位高低,秩体现俸禄多寡,品秩结合方体现官员地位之整体面貌。《宋书·百官志》关于职官秩次的记载较多,包括汉代以降至刘宋制度,通过比较可知,魏晋刘宋时期职官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仍与汉代相近,"秩○○石"为表示职官等级的重要方式。《隋书·百官志》载梁初定制,有明确对应关系的"秩"与"品"构成职官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要件。而同卷所载陈代品秩,秩次仅与具体职官对应,并不反映其品位之上下或位次之前后。仅据将军名号即可断定,《通典》所载"魏官品"未能真实反映曹魏现实制度,也与晋初制度多有不合,称之为"魏官品"名不副实。"晋官品"与西晋或东晋现实制度也有较大出入,可断定非晋代某一时期的原始《官品令》,以"晋官品"作为两晋全期或某一时期的制度亦属牵强。沈约《宋书·百官志》文末附载比较简略的官品表,实为东晋制度,也与刘宋制度相符,是为现存文献中记录时间最早的一个官品表,《通典》所载"晋官品"不排除以之为蓝本编撰而成的可能性。     

周代史官职官功能的结构分析

周代史官的职事纷繁复杂,多达三十余种,依其性质可以区分为六大类,由此形成了周代史官的天、礼、文、史、馆、武等六种职官功能。这六种职官功能又以天官职能为核心,以礼职、文职、史职、馆职为展开,以武职及其它性质难以划一的杂职为补充,分别构成了周代史官功能结构的三个层次,并组织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职能整体,从而使周代史官群体在职官充分发展、职能多向度展开之后,仍能以统一的名称及形式存在于周代政府机构之中。     

春秋时期“左”“右”职官尊卑考辨--以《左传》等史料为考察依据

方位词“左”、“右”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被赋予上下、尊卑文化色彩。同样,其组合成的各类左、右职官必然具有尊卑、大小的文化内涵。春秋时期虽然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官吏制度,但许多诸侯国的职官名称中却大都包含方位词“左”、“右”来表示其职位与权力的高低、贵贱。依据《左传》等有关史料,分析和考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以及各个时期尚左、尚右的文化心理及其职官尊卑状况。周王室、郑国、晋国、齐、郑国、鲁等官职以右为上;宋国的官制尊左、尊右因时世不同而有变动。     

宦海沉浮徽州人

最近笔者见到一部清嘉庆年间的《搢绅全书》即“搢绅录”,搢绅录是记载全国范围职官名录的专书。它始源于南宋《班朝录》,明代已有之,清代则广泛刊刻。有官刻与坊刻之分。官刻本又分二种。由吏部刊刻的按先京官后外官的次序。开列文职官员品级职衔、姓名籍贯、除授日期和科甲出身等,称为《爵秩全览》。由兵部刊刻的武职官员名册称为《中枢备览》。     

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

地方行政制度有两方面重要的内容,一是行政区划,二是吏员配备.这就是《周礼》里所说的“体国经野”与“设官分职”两大工作.正史一般都有《地理志》(或郡国志、州郡志)和《职官志》(或百官志),前者是以行政区划为框架,记载有关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因素,后者则是记录各种职官的设置与人员的配备.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行政区划(包括层级、幅员和边界)和吏员配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地理志》所反映的行政区划一般都以一个大致的年代为基础,《职官志》所说的地方政府的吏员配备也只能是原则性的情况.而具体到西汉一代而言,则《汉书·百官公卿表》连郡县两级吏员数量的原则规定也未载,因此尹湾六号汉墓出土的木牍,是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方面的宝贵资料,既有东海郡郡县两级政府极为详尽的吏员配备情况,又因为这些吏员是附着在一定的郡县上的,也就附带阐明了当时的政区地理面貌.此外还有部分吏员的升迁、劳绩记录以及该郡的人口、土地以及财政收支的材料,都有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本文无法全面论及,只想就一二号木牍内容挑几个例子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西方文官制度形成给我们的启示

一“文官”一词中的“文”,是指“文职服务员”;“官”是指拥有掌握权力特征,如说“官话”、穿“官服”、住“官邸”的统治者。文官一词的全部涵义是指执行政府职能和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文职服务人员,或者叫代表国家执行公务和服务于社会、国民的国家工     

三国时期校事考论

校事,是三国时魏、吴设置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职官,在当时政坛上具有重要而又极其微妙的地位.本文试图对此职官作一些考论,以求教于同行方家.一校事官,历代政典和正史职官志皆不载.杨晨《三国会要》职官部分亦未加辑录.可见,在旧史家和当时人眼里,校事乃是不入流的职官.校事官,前代不见,后代亦不见,唯见     

论明中后期以来的捐纳与官吏之考核

文官考核制度是明代政治制度一项重要内容,形成于洪武年间.然自明中后期以来,官吏考核渐流于形式,文职官通过捐纳免赴京考;罢免之官可捐纳复职或冠带致仕;吏员通过捐免考缩短历事时间,或直接获取出身等.这固然与当时政治经济的形势有很大关系,但捐纳的影响不容忽视.     

隋唐时期流外官与明清时期吏员的渊源关系

流外官在隋唐时期属于国家职官系列,是“官”身,但其中也包含着“吏”的成分。这一成分到赵宋时期逐渐加大,降至明清,则形成了所谓“未入流”的“吏员”阶层,他们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政治地位与作用具有共同性。这一阶层自隋唐以后到明清时期的嬗递与演变,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体现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研究隋唐时期流外官及其相关制度时,既应该注意考察其与吏员之间在政治身份上的渊源,又不能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古代图书管理机构——秘书监

秘书监是构成我国古代的职官制度之一,是我国古代主管邦国经籍图书的职官设施。它在我国古代官府藏书的收集,整理,编目和利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古代的典籍文献保存在官府或宫廷。远在周代时,史官是典籍文献的职掌者。秦代时,则有御史、博士执掌典籍文献。这些职官的设置为秘书监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东汉时,为了适应官家藏书不断发展的需要,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第一次设置了总管汉代藏书的机构——秘书监,并规定秘书监设官人数,职责和隶属部门。“秘书”之名即掌管禁中图书秘记之意。这是因为古代典籍源于官府的档案,文书、法令,秘记。并作为机密典藏皇室秘宫。在三国时,封建割据的魏、蜀、吴都按照东汉的职官设置各级官吏,秘书监的设置也被继承下来,魏文帝曹丕就曾经设置秘书监掌管艺文图籍之事,还增没秘书监的职官。晋代,秘书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秘书监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除了典掌图书文籍外,还从事著作之务。南朝时,宋、齐、梁、陈四代都因袭旧制设立秘书监掌管文化典籍。     

仕途视角中的南朝西省

“西省”是南朝宋、齐、梁、陈朝廷中的一个机构，其中容纳了一批侍从军校。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东省”，它容纳了一批文职散官。二者一“武”一“文”，两相辉映。本文的目的，便是对南朝“西省”之仕途、候选以至位阶意义做一番叙述考察。     

元代监察官员选任制度述论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封建王朝,其政制虽以承继唐宋政制为基础,但也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在选任监察官员方面自然不会例外。本文着重对元代监控机制的台谏合一;宪职编制的扩大;品秩权力的提高;宪台自选权的争取;选任高层宪官偏重种姓家世,而中下层宪官则偏重才力;宪职之久任以及宪官考核、升转制度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论证。对其利弊得失也作出中允的评价。这对于认识元代政制的特点以及我国历代监察制度的承继与发展的相互关系是有意义的。     

清朝政府对蒙古的行政立法初探

在清朝行政立法中,对蒙古行政立法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会典》“理藩院” 卷,以《理藩院则例》为基础,对事藩院所掌管的事务及其各司分掌的职权作了原则规定,《理藩院则例》就蒙古的旗分、品秩、袭职、职守、设官、擢授、奖惩、比丁、征赋、廪饩、朝觐、贡输、宴赉、扈从、仪制、优(血阝)、会盟、驿站、边禁等方面规定了具体细则,构成蒙古行政法的基本内容。     

论金朝县级官吏的选任与考核

金朝重视对县级官吏的选任,采取军功世袭、荫补、科举、荐举、流外出职、纳粟补官等途径选任县级官吏。县级官吏承担着宣导风化、劝课农桑、平理狱讼、捕除盗贼、禁止游惰、储粮赈济、安全防卫等方面的职责。金朝对于县级官吏的管理,开始实行廉察法,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业绩考核。章宗时定考课法,制定了四善、十七最之制,由此决定官吏的升迁或罢黜,清廉练达者升迁,贪污腐败者罢黜。这些选任与考核措施,对于激励基层官吏,提振职官队伍,肃清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与不称职者,提高县级官吏执政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释“莫敖”

长期以来,许多历史论著均以为楚国官制与中原各国相比,颇有差异,其中特别是“莫敖”和“令尹”二职,是楚国所独有的职官。实际上,楚官与中原各国基本一致,个别具有特殊名称,究其渊源所自,仍属夏、商、周二个体系;“莫敖”和“令尹”的由来,当可说明这一问题。周原甲骨上的“楚子来告”,充分反映西周初年周楚之间的密切关系,楚国官制直接受到西周王室的影响。     

由“催办之官”到“父母之官”:宋至明代盐分司角色转变

宋元以降,朝廷常于提举盐事司或都转运盐使司之下设立分司,诸分司上承总司,下抚各场,是各地盐司衙门的中层机构。分司之设始于宋金对峙,以催督税款为职任。元代中叶“立仓纲运”制度实行之后,建仓设衙,分司总收总支,实现了由常川巡历到坐衙办公的转变。明代分司的职设普遍经历了一个由实至虚,再由虚至实的变化过程,分司角色实现由“催办之官”到“父母之官”的转变。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宋至明代盐分司角色的转变既因职官制度的演进,又因盐场管理架构的调整,更因灶户生产和组织模式的改进。分司身份的转变过程与盐政管理逐步地方化、盐场与地方社会渐趋融合、民灶身份日趋混同这三种趋势互为表里,这也反映出历代王朝对于盐场社会治理能力的逐步演进。     

汉大赋衰变探微

汉大赋是汉赋主要体式之一 ,体现了汉人以“大”为美的审美特点。汉大赋兴于汉初 ,衰于汉末 ,其由盛转衰的原因很多。从历史背景方面看 ,既与时代有关 ,也与帝王本人爱好的变化及对它的利用程度有关。自武帝之后 ,随着汉王朝的逐渐衰落和帝王对大赋爱好的逐渐减退 ,大赋便日渐衰微 ,东汉中叶以后 ,再无气势恢宏的大赋出现。从经学与大赋的关系方面看 ,自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两汉统治者对儒学越来越重视。通经入仕既被视为人生正途 ,且易博得尊官显位 ;献赋虽然也可得官 ,但机会很少 ,即使得官 ,亦颇类俳优 ,地位低下 ,这也是大赋日渐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