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环境权入宪问题

环境权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承认,许多国家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环境权,环境权已经成为基本人权。中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这样必然会削弱其他部门法律对环境权的保障力度,不利于调动公民参与环保的主观积极性。环境权入宪,是应对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也契合环境权的基本属性,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精神。建议中国宪法明确承认环境权,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内容,建立环境权违宪审查制度和公民环境权宪法诉讼制度。     

宪法位阶的环境法：南非宪法环境权条款及其启示

近年来,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权入宪成为各国立法保护生态环境的一股潮流。在非洲,已有26国对环境权进行了宪法化的规定,是环境权入宪的主力军,其中以南非宪法环境权条款最为完备。南非宪法第24条赋予每人皆有无害于健康与幸福的环境权利,规定了国家通过合理立法和其它措施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不论是条文内涵还是法律规则,南非宪法环境权条款均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可以为我国环境权入宪提供有效的立法借鉴。     

环境权入宪的理论探讨

随着我国环境危机程度的加深,如何保护环境权也成为学术和理论界热点关注的话题。在2013年召开的两会上有代表提出将环境权写入宪法,这既有利于填补当前出现的环境权救济的理论空白,也符合宪法发展的国际趋势。本文主要阐明了环境权入宪的法理基础与必要性,阐明国外环境权入宪的立法实践,立足于我国环境权保障现状,为环境权入宪提出合理构想。     

环境权法律制度的确立与我国民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概念的提出是在 2 0世纪 60年代初 ,环境权一经提出即引起各国的普遍关注。随之 ,大多数国家在其法律 (甚至是宪法 )中确立了环境权制度。环境权在我国只是近几年才提及的。关于环境权是否应在我国法律上确立 ,包括环境权性质、定位、内容等均没有明确的答案。本文试图从我国现有环境法立法状况 ,国外关于环境权立法层面入手 ,来探讨在我国应确立环境权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对我国民族经济的积极促进作用     

试论美国联邦和州宪法在环境权问题上的发展

美国有关环境权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表明,现阶段美国法律在环境权问题上的发展有以下特点:一、联邦法院对联邦宪法和法律的司法解释不承认作为私权的环境权,但承认作为公权的环境权;二、州宪法对作为公权的环境权给予有限承认,但对作为私权的环境权只给予政策性的宣告。美国法的这一发展表明联邦和州以宪法对作为公权的政府环境管理权予以承认和保障,但对作为私权的环境权尚未予以确认和保障。     

试论美国联邦和州宪法在环境权问题上的发展

美国有关环境权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表明,现阶段美国法律在环境权问题上的发展有以下特点:一、联邦法院对联邦宪法和法律的司法解释不承认作为私权的环境权,但承认作为公权的环境权;二、州宪法对作为公权的环境权给予有限承认,但对作为私权的环境权只给予政策性的宣告。美国法的这一发展表明联邦和州以宪法对作为公权的政府环境管理权予以承认和保障,但对作为私权的环境权尚未予以确认和保障。     

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及其完善

环境权应该是人权的一部分，因此，我国应该对环境权予以法律权利的身份，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予以保障。本文特别强调，环境权是一种宪法权利，保护环境安全是一种宪法义务，两者应当上升为宪法的内容。     

我国公民环境权入宪的法律思考

随着全球环境恶化的日益严重,将环境权上升到宪法保护的高度已成为了必然的趋势。本文阐述了环境权的宪法属性,并通过比较国外的环境权的宪法保护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环境权的宪法化及其法律构建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想法。     

论宪法上的环境权

所谓宪法上的环境权,就是将环境权视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环境权入宪已经成为各国环境保护立法的一股潮流。在宪法上确认环境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一项人权,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符合国际人权发展的趋势,而且对公民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法律救济提供理论基础和宪法依据。宪法上的环境权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而且为环境权的私权化奠定了宪法基础。此外,只有公民环境权宪法地位的确立,才能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真正得到切实保障。     

宪法环境权的规范解释

当前对"环境权入宪"的研究存在着"肯定/否定"的二元对立立场,有必要对宪法环境权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与分析。从法律解释的视角出发,可对宪法环境权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在规范模式上,宪法环境权并非主体对客体加以绝对支配的权利,而是主体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在规范属性上,宪法环境权表现为一种兼具规则和原则性质的"规则——原则模型";在规范构造上,宪法环境权包括权利主体、权利相对人、权利客体三方面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借助"公权利/私权利"的分析框架,对环境权在规范意义上的不同面向展开分析,可初步得到环境权的规范体系。     

论人权问题的国际化

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的人类政治生活中,人权问题一直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权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外延从国内管辖之事务走向国际化。人权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权方面的国际宣言、决议、公约的制订和通过,使尊重和保护人权成为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是人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域。三是国际上出现了大量的人权组织。在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 要鼓励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并采取一切必要的立法、司法、行政措施贯彻条约的各项规定。但同时又要反对以
人权
为名, 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的行为。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平等保护”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流动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加。城市政府部门制定的有关少数民族的法规、条例或管理办法关注的是常住人口权益，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自由迁入”是写入宪法的公民基本人权，理应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因此，应给予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别的关注和特殊的政策。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哲学审视

生存与发展始终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社会制度应该对人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个性自由的共产主义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现实,决定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决不能也不可能跨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阶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体现在人的发展上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坚持社会与人发展的和谐统一,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在坚持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人的发展,把发展的成果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     

妇女人权保障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权保障有着内在的联系.和谐社会必然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之上.人权得不到真正的保障,就无社会的和谐.所以,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人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女性群体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人权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各种措施和制度建设,保障女性群体的人权,使她们的地位由弱变强.     

中国儒家人权意识与现代人权思想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柱石,其核心内容是"仁",并在这一基础上儒家倡导民本、民贵、朴素的平等观及"和为贵"的大同世界,这些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人权意识,对现代人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及阶级性,儒家人权意识并未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和理论。我们在实践中应该一方面弘扬儒家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人权意识,一方面要汲取、融合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结合自己的国情,发展现代人权理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和国际人权事业的向前发展。     

论住房权司法保障的正当性

住房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获得了广泛的承认,被规定在许多重要的国际公约及多国宪法中。然而,长期以来法学界对于住房权存在错误的认识,以至于否定住房权的司法保障,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住房权的实现。根据人权保护理论、权利一体化保护理论、权利救济理论,住房权的司法保障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具有其正当性。     

中国儒家人权意识与现代人权思想

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石柱,其核心内容是"仁",并在这一基础上儒家倡导民本、民贵、朴素的平等观及和为贵的大同世界,在这些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人权意识,对现代人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及阶级性,儒家人权意识并未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概念和理论.我们在实践中应该一方面弘扬儒家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以及人权意识,一方面要汲取、融合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结合自己的国情,发展现代人权理论,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和国际人权事业的向前发展.     

人权政治化与人权的国际保护

人权的国际保护问题是二战以来国际法领域中引人注目的问题。由于人权本身的特殊性,在人权国际保护中存在着政治化倾向,一些国家利用人权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以保护人权为名干涉别国的内政,导致人权的政治化。人权的政治化主要表现为“人权外交”和“新干涉主义”。文章指出人权政治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力量对比的差异,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应成为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基础。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逐渐从斗争哲学观转向和谐哲学观。这种转变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司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斗争哲学观下,中国刑事诉讼是作为一种专政的工具而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缺失。在和谐哲学观下,对中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理念为指导,理顺几大重要关系;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还刑事诉讼的本来面目;改革相关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与具体程序;加强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增设诉讼和解制度,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刑事诉讼定位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消除刑事诉讼的行政化倾向,突出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     

以范式转换为立基的环境刑事立法新探与制度重塑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和谐社会系统的应有之义,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日益严重化以及对人类的重要性决定了我国应更加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由于传统环境民事、行政责任规制的疲软与对外部不经济性的内化不足,环境刑法的出现便具有了其历史的必然与必要。扭转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道德伦理范式进而转向更为科学合理的生态中心主义是环境刑事立法的应然选择。立基于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道德共同体内涵的拓展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纲重塑我国环境刑法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走向理性化的科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