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就业难与人力资源配置的流动性优化——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视角

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用工荒备受关注,本研究旨在找到二者并存的根本原因,并通过制度完善予以解决。通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公共服务不均等造成了人力资源在产业和区域之间流动的不畅,因此建立公共服务无差别的人力资源市场,实现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流动是破解就业难与用工荒的根本之策。     

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分析“用工荒”、“就业难”与人力资源配置的流动优化

最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用工荒逐渐成为社会问题,本研究旨在找到这种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并希望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完善来解决。通过调查和研究得出,公共服务均等化造成了人力资源在产业和区域之间流动的对接不畅,因此建立公共服务无差别的人力资源市场,实现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流动是破解就业难与用工荒的根本之策。     

公平正义取向下的公共服务改革——基于十七大精神的教育均等化问题的探讨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首要的价值取向之一,也是当前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正式的提出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中公平正义就是公共服务的主要价值取向之一。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构成要素之一,对其它要素有着基础性的影响。因此,实现教育的公平正义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意。     

经营期望与家族内部的权威配置——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尤其是业绩反馈理论对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威配置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在企业实际业绩未达到经营期望水平时,业绩的落差越大则家族企业主越倾向于采取拯救行为而不是放弃对家族企业的控制,同时倾向于砺练最有能力的核心家庭成员.2)在企业的实际业绩超过经营期望水平时,超额收益越高则家族企业主越倾向于将权威配置给经营能力最强的家族代理人以实现家族王朝梦想,同时还会产生一种亲缘效应,即对核心家庭成员而不是远亲成员赋予更多的权威.3)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内部权威的配置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在制度环境不规范情况下,家族企业主出于仁慈倾向于将具有“负产品”性质的权威配置给有能力的远亲成员而不是有能力的核心家庭成员.     

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2000多个县级地区1993～2003年的财政数据,借鉴收入分配文献中发展出来的收入来源不平等分解法,对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得到了十分稳健的结论: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不但没有起到均等县级财力的作用,反而拉大了财力差异,特别是在分税制改革后,转移支付造成了近一半的县级财力差异;专项补助和税收返还是非均等性最强的转移支付;明确定位在缩小财力差异的各项因素法转移支付并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虽然从财政供养人口平均财力的不均等角度看,它们具有一定的均等化效应,然而从总人口平均的角度分析,它们是非均等的。     

共性技术VS专用性技术:基于三阶段非合作博弈的供应商研发决策

本文针对面向多制造商的供应商研发决策问题,分别构造了供应商在选择共性技术和专用性技术研发决策情形下与两个制造商组成的三阶段非合作博弈模型,得到了供应商在这两种情形下各自的最优研发决策,通过对这两种最优决策情形下供应商最优研发程度比较,给出了这两种情形下供应商研发程度相等的条件和各自的占优区间。论文进一步讨论了供应商单位成本、制造商单位成本、最终产品替代率、单位研发成本变动对这两种情形下供应商最优研发决策的影响,并给出了相应的数值解,表明采用不同技术研发决策时供应商最优研发程度与制造商单位成本存在显著差异,即:采用共技术性研发决策时,与两个制造商单位成本负相关;采用专用性技术研发决策时,与面向专用性的制造商单位成本正相关,无专用性面向的制造商单位成本负相关。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8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家族成员在董事会中的角色研究——基于家族非执行董事的视角

本文研究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担任非执行董事的治理效果。本文发现,家族非执行董事能够监督高管提高投资效率、实现更好的会计业绩,而家族执行董事不具备上述治理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家族持股比例较低或CEO由非家族成员担任时,家族非执行董事的治理效果更能突显;机构持股比例较低时,家族非执行董事的治理作用更强。本文研究表明,合理安排非执行董事的比例有利于提高董事会效率。尤其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家族成员担任非执行董事更有利于家族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综述——基于委托代理的视角

基于现代委托代理理论,西方学者研究指出,在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之间代理冲突的条件下,内部现金流(或者说企业净财富)、资本结构等融资因素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并最终导致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西方学者的观点对研究转轨经济中的中国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卖空限制对股票市场收益非对称性的影响——基于上海和香港的实证比较研究

利用改进的BB法则划分股市的波动周期,运用EGARCH-GED模型比较研究了上海和香港股票市场的非对称性问题.通过研究发现,上证综指的收益分布从长期来看呈负偏,而恒生指数呈正偏;在熊市中两个市场均存在"杠杆效应",在牛市中香港市场坏消息的影响仍然更大,而上海市场则存在"反杠杆效应".出现这一差异主要由于上海证券市场缺乏卖空机制,影响了价格对坏消息的吸收,这一结果能够解释我国内地股市"暴涨暴跌"的现象.     

领导者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分析——基于巴纳德“权威接受论”的视角

本文阐述了领导者影响力的构成,基于巴纳德"权威接受论"的视角,分析了领导者非权力性影响力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尝试提出领导者非权力性影响力提高的途径。     

领导者非权力性影响力的分析——基于巴纳德“权威接受论”的视角

本文阐述了领导者影响力的构成,基于巴纳德"权威接受论"的视角,分析了领导者非权力性影响力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尝试提出领导者非权力性影响力提高的途径。     

中国旅游产业融合的趋势和模式变化——基于非结构化数据

产业融合已成为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的一种途径,但这种现象在中国旅游业中是否持续稳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抓取大量的旅游产业融合的非结构化数据,经过数据清洗,对新闻报道的关键词进行了共现分析,并使用归一化点互信息指数(Pointwise Mutual Information, PMI)作为测量旅游产业融合度的指标,分析了中国旅游业的融合现象,重点关注其趋势和模式。结果发现：第一,中国旅游产业融合整体上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第二,旅游产业与服务型产业呈现叠加的融合关系(线性),而旅游产业与非服务型产业呈现产业重组的融合关系(非线性);第三,旅游产业的融合模式是异质的,其中旅游和体育、健康、生态、工业等产业呈现了演化融合趋势,而旅游和乡村、节庆和婚庆等产业呈现平稳融合趋势。这些发现表明,旅游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产业的融合模式模糊边界逐渐扩大。另外,本研究为预测中国产业融合的未来方向提供了一种方法。     

我国刑事犯罪率与人口因素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非参数可加模型的分析

我国犯罪率的居高不下,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口因素的影响。针对这种现象,本文采用1998．2010年中国省级数据,利用非参数可加模型对人口因素和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刑事犯罪率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因素对于刑事犯罪率有显著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但人口因素不同方面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不尽相同,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我国各级政府应当继续加大力度改善人口素质,是从根本上提高社会治安水平,降低犯罪率的有效措施。     

通货膨胀、非对称性贬值与商业信用结构——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的视角

通货膨胀会使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因而对同时兼具债权债务性质的商业信用具有非对称性贬值风险．本文基于这一视角,以2003年～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研究通货膨胀如何影响商业信用结构调整行为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水平越高,企业商业信用净额越低,且在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越大的公司,其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行为越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在面临较高通货膨胀风险时,公司不仅会选择降低应收账款,而且会选择增加应付账款来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表现为一种“对冲”行为,从产品竞争地位来看整体支持了商业信用“对冲”行为的“能力观”．以上研究不仅从非对称性贬值风险视角揭示通货膨胀对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机理,而且从风险规避视角解释了通货膨胀与企业商业信用结构调整之间的逻辑关系,拓展并丰富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机制的相关研究．     

非财务信息、外部融资与投资效率——基于外部制度约束的研究

对财务信息与投资效率的研究历来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但与传统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另辟蹊径,从上市公司对财务信息自愿披露的发展趋势的非财务视角着手,对自愿披露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从历年来对财务信息自愿披露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外部融资在受到外部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在公司的非财务信息和投资效率的相互作用上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市场进程化相对较低的阶段,公司通过非财务信息获取外部融资,从而扩大投资规模;当市场进程化达到较高级的阶段时,较高质量的非财务信息对外部融资的获取进行调控使其达到最优额度,既能够缓解公司投资不足的现象,也避免了过度投资的发生。但是随着从市场化进程的日渐加深,声誉对市场的作用消弱,信息对称度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对非财务信息的信息增量造成影响,也间接地弱化了非财务信息对投资效率的作用能力。     

非平稳技术冲击、时变通胀目标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时变通胀目标和非平稳技术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基于中国1992-2010年的季度数据,采用贝叶斯推断方法,估计了模型的结构参数.模拟仿真结果的比较分析发现,构建的DSGE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国经济,主要经济变量的理论波动相比较而言与实际经济波动更为一致.从模型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来看,时变通胀目标和非平稳技术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波动都具有相应的解释能力.     

高频波动率矩阵估计的比较分析——基于有噪非同步的金融数据

基于高频数据的波动率矩阵估计可有效解决传统低频估计面临的种种瓶颈问题。然而,由于受非同步和微观结构噪声等的影响,传统的高频波动率矩阵估计会产生艾普斯效应,并偏离其理论值。本文主要考虑非同步逐笔高频数据的三种同步化方法和五种传统已实现波动率矩阵的纠偏降噪方法,并从数值模拟和沪深股市的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对两类方法分别展开了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更新时间同步化法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数据信息,传统未纠偏的已实现波动率矩阵具有艾普斯效应,其偏差较大,多变量已实现核估计、双频已实现波动率矩阵估计、调整的已实现波动率矩阵估计的纠偏降噪效果较好,事先平均HY估计和HY估计相对表现较差。研究结果可为相关领域工作者进一步的研究与应用提供方法上的参考与指导。     

通货膨胀、非对称性贬值与商业信用结构——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通货膨胀会使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因而对同时兼具债权债务性质的商业信用具有非对称性贬值风险.本文基于这一视角,以2003年~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研究通货膨胀如何影响商业信用结构调整行为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水平越高,企业商业信用净额越低,且在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越大的公司,其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行为越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在面临较高通货膨胀风险时,公司不仅会选择降低应收账款,而且会选择增加应付账款来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表现为一种“对冲”行为,从产品竞争地位来看整体支持了商业信用“对冲”行为的“能力观”.以上研究不仅从非对称性贬值风险视角揭示通货膨胀对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机理,而且从风险规避视角解释了通货膨胀与企业商业信用结构调整之间的逻辑关系,拓展并丰富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机制的相关研究.     

企业市场化、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非平稳面板时间序列数据的经验分析

始于1978年的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的潜在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本文基于我国分省市面板数据(Panel Data),运用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等非平稳面板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的企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促进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及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