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世界:古代文人诗意栖居的家园

中国传统道教对很大一部分古代文人产生过重要影响,道教理论家所建构的“神仙世界”曾深入他们的精神领域,成为诗意栖居之家园。“神仙世界”之所以能够转化为文人诗意的家园,很大程度上是由道教理论家所创造的“神仙世界”本身内容所决定的。道教理论家关于神仙实存的论证,神仙对于人生的巨大救赎功能,“神仙世界”物质充盈、自然环境优美等等因素,契合古代文人的精神需求,从而将之视为诗意栖居之家园。历代帝王热衷于访道求仙所形成的社会心理氛围,是促使文人将“神仙世界”视为诗意栖居家园的重要动因。     

论朱敦儒的文人风致

朱敦儒向来以“神仙风致”为人所知,然而“世外希真”并非全然一派超然世外之风,而是清爽仙风和自傲享乐的复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融合时代共性和个体气质的文人风致,具体表现为坚持自我理想人格的人生态度、追求清雅旷逸之韵的审美理想以及隐于山水云壑、醉于诗酒风流的生活方式。这些表面上互不关联的理想却有机地统一于一位古代文士对自由生命的向往和追求之中,一个真实的人物通过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实践表现出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境界。     

论宋初抒情言志赋

宋初许多文人喜欢以辞赋来抒情言志。一些沉浮于宦海的文人,多以赋来抒发自己谋于稻粱、身为形役的苦闷;一些有志于挽救世道人心的文人,则以赋来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抨击失之于道德的“小人”。宋初的抒情言志赋围绕着感慨自身遭际和表现人格理想两大主题展开。     

从魏晋风度到盛唐精神——以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为核心

“盛唐精神”是在对“魏晋风度”进行完善、修正的基础上 ,形成的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理想和精神范式。从文人个性和玄儒关系的演变来看 ,自然适意、脱俗求奇以及心灵需求的多样化构成了它最重要的三大特征。在盛唐文人身上 ,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经消除 ,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满的统一。因而 ,他们的人格更健全 ,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 ,审美眼光更加精细入微     

生命与文学的突围--论贬谪情结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本文试图探讨贬谪情结对封建文人在走出生命的困境与文学的困境中所起的桥梁作用.通过分析贬谪模式,作者认为人格理想是造成封建文人贬谪流放的最终原因,形成了他们郁结不散的贬谪情结;贬谪情结激发了封建文人的创作心理,以贬谪为界,呈现出鲜明的创作分野;贬谪文学成为他们最重要最完美的文学,成为苦难枝头上最绚丽的花朵.     

元明之际耕渔轩文艺活动考论

元代末年,苏州名士徐达左在光福里邓尉山中构筑耕渔轩作为隐居之所。耕渔轩环境清幽宜人,艺术收藏丰富,不仅苏州地区的文人频繁来访,从外地游历至苏州的文人也慕名而来,因此逐渐形成了以耕渔轩为中心的文人圈。徐达左介乎醇儒与隐士之间的人格,在易代之际的江南文人中很有代表性。     

明吴门画派园林庭院山水画的人文生态艺术美——对中国大美术观的哲学思考

明吴门画派画家以园林庭院山水画建构理想心斋,守护理想人格心性的人文生态艺术美,剖析吴门画派文人画家追求守护的人格美、艺术美与创生人文艺术美理想境界的生态美,对中国大美术观深入哲学式思考。     

佛教净土思想与南朝崇尚洁净文风

佛教净土思想在南朝得到广泛的传播，南朝文人普遍持净土信仰，他们在表现自己的转生理想时，对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均有涉及。南朝文人在接受净土信仰的过程中，宗教和皇族社团起了重要作用。南朝文人追求不染的人格，选择皎洁的物象，赞赏简净的笔法，由此形成文坛上崇尚洁净的风气。南朝文人具有自觉的反污染意识，怀着忏悔心理和负罪感，同时，还对莲花意象赋予带有净土色彩的美学内涵。南朝山水诗所表现的洁净之美，经历了由粗糙到完美的发展历程。那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反对绮语而提倡简净，这种主张可以从净土思想那里找到渊源。     

文人庭园与文学写作——以朱长文乐圃为考察中心

与建筑学界所强调的须在物质空间上富有特色的"园林"不同,"文人庭园"凸显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象征性和写意性。庭园不仅为文人士夫提供了可居可游之所,寄寓着他们人格的独立和品节的坚守,且通过文学书写,庭园得以超越物质空间的湮灭而成为历久弥新的精神符号,它记录并延续了文人士夫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对于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北宋朱长文的乐圃是典型的文人庭园,以之作为考察中心,可以探讨文学书写中的文人庭园的精神内蕴和书写者的文化心态。     

中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的变异─—从《世说新语》到《儒林外史》

本文以《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文人群体人格和《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清代文人群体人格为考察对象，以文人与封建政权的依存与对立关系为视点，论析了我国古代文人群体人格自魏晋到清代的变异。─—魏晋文人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相对独立，所以在人格上不为封建政权控制和左右，表现出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较强的个性色彩。而从唐代以后，封建政权通过科举制度牢牢地掌握控制了文人士子的进身之路，因而使文人的群体人格意识遭到扭曲和压抑。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制艺更是把文人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压挤到最低限度，使他们为了科学应试而扭曲灵魂，造成在人格上的极度失落。科学考试成了异化文人灵魂的工具。《世说新语》和《儒林外史》正是中国古代两种对立的文人群体人格的形象演示。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20世纪《花间集》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花间集》是我国词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自它问世迄今的一千余年间,前贤时人对之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20世纪以来,围绕《花间集》和“花间”词人群体的研究,与前代相比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走向,本文主要从词集校注评译、作家生平考证、作品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对百年《花间集》研究进行了考察,并加以回顾与反思。     

女性美的觉醒时代--从《艺文类聚·美妇人》看南朝文人对女性的审美心理

历朝历代中对女性歌颂之作颇多,文人们对女性美的欣赏经历了一个由实用到审美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南朝文人在对女性的歌颂诗作中,将女子的形象从神还原为人,拉近了女性美的审美距离,具有明显的现代情爱的特点,在女性审美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雅与趣的审美追求——对《云溪友议》的一种解读

《云溪友议》是晚唐居士范摅的笔记小说。范摅的创作目的是为文人提供论文会友的谈资,所以在小说的题材内容方面和艺术表现方面求“雅”、求“趣”。“雅”是通过诗歌的大量录入和对文人生活的描写来体现的,“趣”是通过对标题、诗的选择以及人物选择等方面的精心安排来体现的。因此,此书在对唐诗的保存、对中晚唐文人的生活和追求及其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影响的反映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辽代文化与政治述论

辽代文化及文学活动与政治的关系相当紧密,无论是朝廷推行的文化政策、外交行为或文人的创作、交游等皆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属于社会上流阶层拥有的文化行为。     

儒家思想对元明之际忠义士人政治抉择的影响

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各族士人的政治利益相差颇大,与元廷关系的亲疏亦不相同,各族士人在元明鼎革之际的反映虽不尽相同,但大部分采取了效忠的姿态。元末战乱中,平时并不为朝廷重视的儒士在此时担当起了救国的重任,为元廷尽忠。元末死难者中,不论是蒙古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都以儒士居多。作为儒者,他们有共同拯世济民的抱负和竭忠输诚的信念,他们的思想和言行无不体现一个儒者所应履行的职责,儒家的忠孝节义、伦理纲常是指导他们言行的主要准则。     

真理的等级论与交互文本论

在各种不同学科的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真理的等级论长期以来是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亚里士多德为真理等级论做出了经典论证。近代出现了真理等级论的三种不同模式 ,它们在现代被进一步发展 ,并遇到了难以摆脱的困境。由此出现了消解真理等级论的趋势 ,这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消解真理的等级论并不意味着否认不同学科真理间的制约关系 ,并不一定要陷入真理的“原子论”。真理不是一种封闭的属性 ,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各个学科之间的真理是相互制约的 ,真理是在文本间碰撞过程中显示出它的力量。     

《西厢记》在韩国的传播与接受

16世纪初年,朝鲜文人(李朝时期)已经知道著名元杂剧《西厢记》。到了18世纪,文人们对《西厢记》故事已非常熟悉。韩国收藏的《西厢记》的汉文本和韩文本很多。朝鲜文人对《西厢记》的评价褒贬不一,贬之者视如灾书,褒之者奉为奇书。不少文人对《西厢记》作了深入的研究。除了派往中国的使臣和历代少数留学生及书商,大多数朝鲜文人没有机会观看中国的戏曲演出,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多数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因此对中国戏曲的理解难免会有错误。他们始终将《西厢记》当作案头文学来阅读。《西厢记》曾对朝鲜的文体文风产生过影响,一些文人还模仿它写了一些作品如汉文演本《东厢记》、汉文小说《春香传》等。     

论六朝志怪小说角色设计的悲剧性

六朝志怪小说的角色设计带有悲剧性的特点,其主要内涵包括无奈退却、被迫离散和从容赴死三个层面。这种角色设计通过完整的悲剧构架散发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浓重的生命意识,其成因应归结为六朝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社会角色的扮演、长期积淀成的悲剧文化氛围以及文人以悲为美的审美心理。     

古今北京文学概览

历代为都的北京 ,影响着北方文化和北京文学 ,使文人的政治情愫与文学情愫日益近缘 ,形成了北京文学“有为”的历史品格。历史上源于北京的思想和文学革命都与北京语言导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