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腐败易发难治的原因及治理机制构建

微腐败行为发生的难度小、机会多"、合人情",导致其易发多发。对微腐败行为重视程度不够、微腐败行为的隐蔽性较强、微腐败亚文化的存在,使得微腐败行为又相当难治。针对微腐败易发难治的特点,可从提高重视度、推行清单制、织密监督网、根除微腐败亚文化入手,构建高效的微腐败治理机制。     

基层“微腐败”的危害及治理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高压态势不松、力度不减,"不敢腐"的威慑作用逐渐显现,有效遏制了腐败行为的发生。但是,一些基层干部"不想腐"的思想自觉尚未完全形成,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微腐败",这不仅严重侵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也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直面"微腐败"的特点及危害,分析其形成原因,研究对策进行有效治理,形成基层反腐的强大合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铲除"微腐败"滋生的土壤,不断增强群众对正风反腐的获得感和认同感。     

公权腐败的人性根源及治理——从传统伦理谈起

公权腐败研究不但要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视角出发,而且要系统挖掘其人性根源和人性治理措施。从人性角度而言,公权腐败是很难被根除的,只能降低程度,这在传统人性论中均有论证。当代反腐须多元并举,不应遗落人性环节,从自律层面而言,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不能高得离谱,因为任何道德都是对人性欲求的压抑和控制,目标过高容易导致群体性失效行为发生;从他律层面而言,则要"礼法"并举,法是指向罪的,单一的法治反腐只能打击质变为罪的腐败行为,而尚未成罪的腐败行为则无人管控,根本无法减少腐败的发生。为防止腐败"后继有人"和"春风吹又生",反腐应从源头入手,"礼治"能有效管控腐败的萌芽期和量变期,"德→礼→法"才是一种真正有效的全过程反腐举措。     

论行政“被腐败”两防

行政"被腐败"是一种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的腐败行为,直接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严重损失。其产生的根源主要来自于思想和制度两方面,因此加强思想教育,完善制度建设是治理行政"被腐败"的有效途径。     

略论腐败文化的治理

腐败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一定阶段所形成的一种文化消极现象。近几年采社会腐败之风越刮越猛,其中尤以集团（群体）性腐败为突出。腐败文化的成因主要是：先进文化建设缺位、监督机制不全、利益集团的负面作用、对腐败行为惩处不力。对腐败文化的治理要站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高度积极主动地加以治理,要健全反腐倡廉的法制文化并有效推进,使腐败文化现象淡出和弱化。     

基层“微腐败”的表现形式及治理思考

"微腐败"是一种公权乱用的行为,因违纪人员职级低、单次金额小且隐蔽性强,让人不易察觉。本文以"四个二"措施探索思考"微腐败"的防控治理。     

新时代治理“村官”腐败存在的问题与破解对策

当前,治理"村官"腐败存在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三个责任"落不了地、基层治理"走样"、监督管理"悬浮"、自治体制运作不畅、腐败成本不高。防范"村官"腐败,须建立一抓到底的责任链条,确保治理"村官"腐败有权有责;建设坚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确保农村党员干部有位有为;建立纵横交织的监督网络,确保"村官"权力运作有效有序;建立科学高效的自治运作机制,确保村民自治有名有实;建立震慑有力的惩治措施,确保惩治"村官"腐败有威有势。     

村干部合谋腐败的机理与治理路径分析

村干部合谋腐败主要表现为合谋截留、合谋贪污、合谋骗套、合谋造假。村干部合谋腐败的原因是个体腐败无法适应当前农村现实,以及合谋腐败较之个体腐败具有获取高额不正当利益、腐败成本较低和腐败行为较隐蔽等优势。从村干部合谋腐败的形成机理分析,权力观念的异化和群体间"官场规则"的影响使村干部形成合谋团体,村干部之间的声誉机制及腐败行为的重复发生使村干部合谋团体得以维持,制度漏洞、村级腐败查处力度有限、农村现实情况使村干部合谋行为不断社会化。治理村干部合谋腐败,应加强村集体财务审计与管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增加村级政务信息透明度,提升"拍蝇"频率、加大惩处力度,加强基层反腐倡廉教育。     

基层扶贫干部“微腐败”行为分析与精准治理

基层扶贫干部"微腐败"问题主要出现在资金管理使用、政策制定执行和干部思想作风三个方面,体现为腐败主体的集中性、腐败环节的关联性、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和社会危害的直接性等主要特征。解决基层扶贫干部"微腐败"问题,必须从监督问责、成长渠道、容错纠错、激励表扬、心理关怀等方面精准治理,精准施策。     

“区块链+政府审计”对技术官僚智能化腐败的治理研究

技术官僚借助数字技术实施的智能化腐败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这对审计与监督提出了挑战。"区块链+政府审计"的模式有效打破了这一困境。"区块链+政府审计"的显性特征、多元协同、追溯机制与技术官僚智能化腐败治理的隐性揭示、合作需求、精准问责之间均具有很强的耦合性。基于智能合约的腐败治理数字化平台是"区块链+政府审计"模式运行的基础,因此,要积极实施数据库、软硬件、审计分析层、审计可视层、审计应用层建设,为政府审计优化奠定良好基础。此外,为进一步优化技术与制度协同,还要不断完善"区块链+政府审计"的资源与权力保障机制、腐败事前预警机制、腐败协同惩处机制、腐败治理反馈机制,真正提升政府审计的监督效用。     

农村基层“微权力”腐败的机理机制与预防对策

加强对农村基层"微权力"腐败的预防与惩治,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题中应有之义。农村基层"微权力"腐败呈现主体以村"两委"一把手居多、村"两委"班子集体腐败现象突出、经济类腐败案件占主导地位、涉财违纪违法手段多样化等特点。农村基层腐败行为频发的原因在于法治观念淡薄、价值观扭曲,制度操作细则规范性不足、自由裁量空间大,监督行为机制乏力等因素。全面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构建基层贪腐预防与惩治体系,需要针对农村基层干部开展警示教育,增强正向激励;规范用权,建立"小微权力清单";创新村规民约制度安排,推行农村社会公平化管理工作;提升协同监督能力,使农村基层民主运转起来。     

不作为的代价:领导奖励缺失与员工非伦理行为

领导在员工实施非伦理行为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领导"作为"下的领导行为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却忽视了领导"不作为"在其间的潜在影响.基于压力源-情绪理论,以领导奖励缺失这种领导"不作为"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为切入点,本研究重新审视了员工非伦理行为.基于245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本研究发现:领导奖励缺失不仅对员工非伦理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它还通过情绪耗竭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导致了员工非伦理行为.进一步纳入主动性人格这种人格特质的情境作用后发现:主动性人格不仅将削弱领导奖励缺失对员工情绪耗竭的正向影响,还将削弱员工情绪耗竭在领导奖励缺失与员工非伦理行为两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从领导者"不作为"视角深化了文献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认识,对组织防范、治理非伦理行为亦具有重要启示.     

外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官员财产申报是世界公认的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强化官员廉洁自律、有效规范官员行为、预防官员腐败的基本制度。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近百个国家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制度环境、风险感知对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进行对话,从合法性视角构建中国情境下制度环境、风险感知与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之间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117份有效问卷,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检验制度环境、风险感知对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的"形塑"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制度环境是影响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强制制度对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规范制度的影响作用不显著。在供应链网络治理模式选择过程中关系风险感知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而绩效风险感知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中国官员财产申报之路

官员财产申报是世界公认的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强化官员廉洁自律、有效规范官员行为、预防官员腐败的基本制度。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近百个国家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紧盯政府投资黑洞,珠海已发出205个廉情预警

正政府投资工程一直是腐败的高发领域,且在惩治和预防工程领域腐败方面存在"权利行使碎片化、腐败行为高度隐蔽、监督效率低下"等很多"黑洞"。为此,珠海市在全国首创"政府投资工程廉情预警评估系统",成为"制度+科技"防治腐败的有效典范。30个针对性廉情指标。政府投资项目廉情预警评估系统由评估     

“亚腐败”现象的成因、危害及预防初探

"亚腐败"是腐败与廉洁之间临界状态的一种现象。因其不被人们普遍认知为腐败,而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往往会被忽视,以致于使其悄悄滋生蔓延,如若任其发展,将势必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良的影响。对此,本文对"亚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危害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有效预防"亚腐败"问题,从增强慎独、慎微、慎欲意识和建立健全制约机制、拓展监督领域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遏制村干部腐败的对策建议

当前,村干部腐败成为农村基层腐败的重灾区。村干部腐败是最具离心力的腐败,其损害的是群众的切身利益,挥霍的是群众对党的信任,啃食的是群众的获得感,由此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危害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对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遏制。遏制村干部腐败,需要多策并举,建立和完善村干部"不敢腐"的惩治机制、"不易腐"的责任机制、"不能腐"的监督机制和"不愿腐"的预防机制。     

市场中介机构的尽职管理和腐败治理研究

市场中介组织作为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介,是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在缺乏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以及完善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社会中介钡构难以形成良好的执业规范。因此必须克服技术上、组织上的管理困境,从制度建设、行业自律与行政监管三个方面对于市场中介机构进行尽职管理和腐败治理。     

意向、外因与行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扩展模型的领导干部“不作为”影响机制探析

领导干部“不作为”是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阻碍,亟需得到有效治理。本研究在计划行为理论（TPB）基础上加入“过去行为”和“外部因素”两个变量对研究模型进行扩展,构建了领导干部“不作为”的影响机制模型,继而基于924名领导干部的问卷调研数据进行了假设检验和模型验证。研究发现,领导干部的消极态度、对周围消极评价感知以及对困难程度的感知均对“不作为”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领导干部的过去行为经历对“不作为”行为意向的影响不够显著,而包括“监督约束”等在内的外部因素除了直接对领导干部的“不作为”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外,还作为中介变量与领导干部“不作为”行为意向共同影响“不作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