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径

<正>"历史周期律"是指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循环往复所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纵观中国历史,政权兴衰、改朝换代的过程呈现出一个周期现象,每一个新兴政权都不过是前一个衰亡王朝的翻版,"历史周期律"似乎成了一种无法规避的"历史怪圈"。1945年7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历史周期律"探讨,认为"齐心协力、励精图治便是‘其兴也勃     

儒家文化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关系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稳定和政权长期存续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治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因为政治合法性表明了广大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和支持.而文化则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的判断,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传统.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今中国和东亚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儒家文化仍然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很多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无法孕育现代民主制度,对政治文化和政治合法性的影响是消极的.本文将对儒家文化和政治合法性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和评价.     

协商共和——1948’中共“五一号号”

一个国家政权的创立，必然取得人民公认的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与发展——兼论公民社会的建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

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在我国不同时期的运用和发展,表明国家政权权力因其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在社会改革发展中具有巨大能量,如果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乃至否定,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削弱,正确处理公民社会构建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的关系,提出高度重视并化解合法性危机,完善宪政巩固国家政权,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在我国的运用与发展——兼论公民社会的建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

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在我国不同时期的运用和发展,表明国家政权权力因其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在社会改革发展中具有巨大能量,如果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乃至否定,政府的动员和贯彻能力将会被削弱,正确处理公民社会构建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的关系,提出高度重视并化解合法性危机,完善宪政巩固国家政权,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公款吃喝的前世今生

公款吃喝,作为一个当今社会的丑恶现象,被世人深恶痛绝。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发现公款吃喝却有着历史渊源。是依附在东方文明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公款吃喝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与政权的更迭,历史的教训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西方和平衰落与中国和平崛起

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与尚未完全衰落的美国,在历史的斜坡上很可能会迎面相撞,不确定性与风险将会由此产生。西方将和平地衰落周期律内在于人类社会历史,不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且一个文明,都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东方的儒教文明,南亚的佛教文明,中东的阿拉伯与伊斯兰文明,东南欧     

“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原因

正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理解中国,特别是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可以把重点放在解读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上。这种解读可以简称为"一国四方"——"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四方"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民主制度方面,是"协商民主",包括决策领域内的     

“三个代表”:我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执政合法性是当前政治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理论上它构成执政规律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践中它有助于避免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有助于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我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在实践中的贯彻实施,已成为执政合法性最为重要的资源。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合法性结合起来研究,既可以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理解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又可以使我党的执政合法性获得稳固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导。     

警惕农村基层治理的资本化与官僚化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政权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在相当大程度上关乎国家的权威及其合法性基础的建构,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组织的实际作为。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其地位和作用不言而喻。笔者近年在基层调研发现,当前农村基层治理资本化与官僚化的发展倾向愈加明显,值得关注。     

县域政权建设:双重任务和实现路径

本文以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为分析框架,在分析当前县域政权建设面临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县域政权建设面临着双重任务:一个是实施县域政府公共性再造,一个是重构县域政权的合法性。本文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形成县域政权建设的基本共识,大胆进行开放性试验;体制突破是县域政权建设的根本;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是关键;切入点是县级人大改革。     

中国外交思想的演变：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

近年来,中国民众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方面是真情实意的流露,一方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使然。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作为外交谈判的民意后盾,而对于一个统治合法性不足的政权来说,当外交妥协不可避免时,又难免合法性的进一步流失。中国外交实践与理论、学术与宣传的脱节由来已久,这是造成非理性的恐外、仇外情绪的主要原因。     

群众路线与执政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是诞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她凭借什么在中国取得执政地位,凭借什么得以执政数十年,又凭借什么打算在将来继续执政?其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在哪里?现有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保持其执政地位并且继续长期执政?这些问题不仅是我们形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问题,也是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课题。按照蒋介石们当年的"法统",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不具备合法的地位,更不可能通过诸如"选举"的方法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的。因此,中国     

大变局中的人物

中国人似乎十分喜欢阅读历史古籍，这大约与中国持久的文明形态有关系，人们以一种长久不变的思维方式，支撑着一种长久不变的大局的合法性存在，鉴于这种过于漫长的“不变”，读历史似乎可以“镜鉴”未来。     

中国的第三个三十年——未来改革三大趋势

<正>中国今天讲建国一百周年,即到2049年。到2049年,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的30年,邓小平的35年,和从今天开始的35年。前面的65年已经成为历史,到2049年中国会变成怎么样,就取决于今后的35年。毛泽东的30年,在前半段从事建设,通过国家的力量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政权,但是后来进行"继续革命",     

爱国的前提是厘清政府与国家

<正>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近代的概念,中国历史传统里面有"家国天下",但那个"国"不是近代的国家,指的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私也。今天,我们常常将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乃是王朝就是"国"的传统观念的残余。中国人很难想象一个既非天下、又在政府之上的国家,那样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如今世人经常在祖国与政府的层面上讨论爱国,缺乏对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民族国家共同体简     

中国文明的当代贡献

从考古学、历史比较宗教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可知，在中国夏、商、周三代以前和三代间的数千年中，中华民族便经历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民族整合。一个“理念中的中国”早在三代就已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中原地区的天子概念和原始时代及文明时代的中央政权的巨型部落和联盟性，得到了北至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和突厥系统的民族，以及南部进行半游牧和农耕的汉藏语系民族的共同拥戴。在上万年的历史里，人们都争相拥向这一文明中心。而这个文明中心亦在上万年的历史里，对北部图兰民族和南部图兰民族在精神文化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     

以“零懈怠”要求搞好换届选举

正从政治学的角度看,选举是保证公共权力顺利交替的重要方式,也是获取国家治理合法性资源的必要手段。因此,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选举,并通过选举来实现权力的交替和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当然,选举既是中国公共权力交替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政治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由于中国政治发展水平的提高,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     

国家治理论域中的中国国家合法性构建

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变革中,治理理论的兴起提出了全球性的国家治理问题。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隐含着难以忽视的危机。国家治理问题关涉国家合法性问题。应对因国家治理问题引发的国家合法性危机,强化当前中国的国家合法性,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的国家社会性思想。当前中国的国家合法性构建,必须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上,应当转变国家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国家治理活动应从治理趋向善治,并培育社会力量、扩大社会的自主性。     

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现代化治理关系结构

正"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结构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困境,这种困境最终会产生政权的合法性与信任危机,改变传统社会的关系结构,有利于增强政治认同,提高国家治理效率。促进"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最主要的就是加强社会建设。对于当前社会建设来说,还需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模式,即以公共资源配置为中心的社会体制安排,通过合理的社会体制安排,约束"强国家—弱社会"关系结构中国家对社会资源汲取的强烈诉求。单一主体、单向度发生作用的传统体制安排无法在当前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