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学习、吸收与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2015年先后颁布指导协商民主实践的"四个意见"。意味着在政治和政策领域内,开始尝试构建中国式话语与实践特色的协商民主体系。中国式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主要针对两大民主背景,即中国已经进入公民权利时代和现代民主决策的双重趋势,解决执政的合法性与公众参与的非制度化两大基本问题,主要通过学习和吸收中国传统中的协商资源、西方的协商过程理性和中国协商实践中的组织资源,从协商民主的价值理性、民主实践和民主方法等三个维度,不断丰富中国式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凝结了中国智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路线和实践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经济学者们也与时俱进的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这些共同凝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这些理论创新可简单概括为3个方面: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新发现,五大发展理念则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新进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为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突破。十八大以来的经济理论创新,既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范式,也正谱写着现代经济理论发展的新篇章,是凝结了中国智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我国经济学界的理论创新需要注意4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通过扎实的理论研究正面回应外部的研究关切和学术批评,二是中国模式的理论提升不宜操之过急,三是更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四是支持健康的学术争论和学术批评。     

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的执行逻辑——基于组织理论的视角

党组织在党内法规执行力提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政策执行的组织理论作为分析视角,可以从层级制工具理性特征衍生出控制反馈的执行逻辑、横向耦合特征衍生出分工合作的协同逻辑以及复杂开放特征衍生出嵌入互构的场域逻辑等角度来分析党组织执行党内法规的行为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可以进一步阐释党内法规的执行逻辑,具体表现为：层级组织间的高压问责样态重塑了党内法规执行的具体样态,横向部门间的分工合作秩序突破了党内法规执行效率的限制,内外部环境中的执行生态优化了党内法规执行的最终效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统一战线是我党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法宝和成功的历史经验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由于党在符个历史时期的任务不同,统一战线从名称到任务、范围及由此所决定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我们党先后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工作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吴建雄教授

<正>吴建雄,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湘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检察理论研究特等奖"获得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反腐败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监察制度研究"首席专家。在法律监督体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研究、反腐败法治研究等领域均     

决策者类型与专家咨询模式选择——基于天津市政府官员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天津市334名局处级领导干部的问卷调查数据,选取决策者的知识运用能力、工作经验、组织结构特征等因素为自变量,以决策者进行专家决策咨询的内容和选择专家的类型为因变量,从实证上论证了决策者的个人特质和组织特征对于其选择专家咨询模式和咨询内容的影响。     

债务风险、财政透明度和记账基础选择——基于国际经验的数据分析

国际政府会计改革的经验表明,政府会计采用权责发生制记账基础有利于提升财政透明度。为进一步反映债务风险,是否有必要对预算和会计记账基础都进行权责发生制(即"双权责发生制")改革还存在一定分歧。本文通过收录整理45个国家政府预算与会计改革的案例信息,运用OBI指标(Open Budget Index)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水平作为代理变量,建立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在实证研究中,考虑了"受国际组织推动"的工具变量。初步的研究结论为:预算和会计记账基础"双权责发生制"改革更有助于增强债务水平披露,适度降低赤字水平;其次,在从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过渡阶段,在从"单权责发生制"向"双权责发生制"发展的过程中,财政透明度与债务水平披露呈现出阶段性不一致的特征。     

层级、态度和心理契约--基于一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日趋动态的环境需要企业在制定人力资源政策时更多地运用心理契约.心理契约有交易型心理契约和关系型心理契约之分.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回归分析,研究不同类型的心理契约对企业中不同层级个体的态度如何产生影响的问题.本文发现,对于企业中高层级个体的态度改善,关系型心理契约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而对于企业中低层级个体的态度改善,交易型心理契约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本文还对本研究的应用前景和局限性进行了讨论.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础上,加入结构调整因素,并基于中国30个省市区2000年到200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分别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间呈现倒U型特征,当人均GDP为64585元时,曲线达到拐点;第二产业比重和碳排放量成正比关系,在人均GDP保持不变时,第二产业比重每下降1%,可使得人均碳排放量下降0.3217%,这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必须从高碳产业入手,通过技术攻关实现高碳产业"低碳化",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另外,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加快新兴低碳产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国民经济对第二产业的过分依赖。     

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与减轻贫困——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

贸易自由化是增加还是减轻了贫困?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构造一个联立方程组模型,利用中国的省际数据来分析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全国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了贫困人口的收入;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数据回归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内陆地区贫困人口收入提高的边际作用更大;反事实估计显示出沿海地区由于参与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远大于内陆地区,因而沿海地区的省市贫困人口收入有大幅的提高,而内陆地区贫困人口收入提高幅度不大,有些省市甚至还出现了下降;通过引入交互项,本文进一步发现贸易自由化通过经济增长对减轻贫困的影响随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而提高。     

中国对外开放、产业结构与绿色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绿色经济持续增长问题,本文结果表明,全国整体而言第三产业发展对绿色增长有促进作用,对外开放对绿色增长有负面作用,但是区域差异较大:第三产业发展对东部地区绿色增长正效应最显著,开放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有负向影响,其中对中部地区的负效应系数最大,中部地区"污染避难所"的环境成本转移效应明显,要避免污染产业的进一步转移,中西部地区可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工业型绿色经济。     

经济增长、城镇化及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国际公认方法估算中国30个省1997-2011年CO2排放量,运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分别研究经济增长、城镇化及第二产业结构与其影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CO2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及城镇化存在倒U型关系,而第二产业结构对CO2排放量有着显著正相关影响;同时上一期CO2排放量与本期有着显著正相关。     

美国人眼中的世界和亚洲——对美国部分官员、学者访谈录

编者按:１９９９年６月～９月间,中共中央党校韩红教授在美期间,采访了一些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政府官员,他们阐发了美国学界和政界对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美国利益诉求、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与要求以及亚洲的安全和中美关系等问题的理解。这些看法在美国的政界和学界有...     

金字塔层级、长期贷款配置与长期贷款使用效率——基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已有文献考察了地方国企发展金字塔结构的动机,但并未关注这种动机发展的金字塔结构对资源配置及资源使用效率的影响。本文以2001-2012年A股主板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在中国国有产权无法直接转让的背景下,金字塔层级因放权而减弱了政府控制,政府对地方国企的"支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均被削弱。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金字塔层级越多,长期贷款相对越少;这种长期贷款的减少程度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降低;但长期贷款使用效率却相对越高。这些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和银行监督、企业贷款需求两种竞争性解释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金字塔层级降低长期贷款以及提升长期贷款使用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县级国企中,在省级国企中并不明显。本文以中国国有产权下基于放权的金字塔结构的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丰富了世界范围内金字塔结构的相关研究,其结论对认识中国地方国企金字塔结构和国企改革有参考价值。     

产业异质性、金融开放与创新能力——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我国的专利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金融开放对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开放总体上提升了我国的产业创新能力。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开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产业内部竞争、推动技术溢出的方式提升产业创新能力。金融开放对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在产业层面具有异质性,相对于第一产业,金融开放对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建筑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针对高资本要素密集度、高技术要素密集度、高风险的产业,金融开放的创新效应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