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把握中国制度精神

<正>任何好的制度,背后都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从而使其常活、常青、常新。中国制度体系的特点既要放在自己的历史和国情中看,也要放在国际比较视野下看,它和西方制度体系最大的区别在于立制建章背后之精神的不同。简单讲,西方制度立制的精神是"私",中国制度立制的精神是"公"。正因为"公"代表着中国制度体系的一大精神,我们观察中国制度,无论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还是一般制度、具体制     

“公”是公文的灵魂

公文是机关公务活动的产物.平时,人们将公文的"公"字简单地理解为公务或公事,公文仅仅作为机关和社会之间以及机关之间相互联络的工具,这实在是皮相之谈,未得其中三昧. 许慎<说文解字>将"公"释为"平分也",本义为无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超脱于私,无一己之私,自然能够畅行天下而无阻.     

爱国的前提是厘清政府与国家

<正>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近代的概念,中国历史传统里面有"家国天下",但那个"国"不是近代的国家,指的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是私也。今天,我们常常将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乃是王朝就是"国"的传统观念的残余。中国人很难想象一个既非天下、又在政府之上的国家,那样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如今世人经常在祖国与政府的层面上讨论爱国,缺乏对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民族国家共同体简     

涵养新时代的忧乐精神

<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这句名言生动诠释了忧乐精神,这种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颇为契合。在新时代,我们应发扬光大先贤思想精华,涵养新时代的忧乐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为党尽责的政治品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品德与胸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私心杂念怎么破?

<正>私心杂念是指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种种打算。私心杂念膨胀,必将使"公"的天平向"私"的方向倾斜。这与我们党倡导的大公无私、执政为民等思想行为大相径庭、背道而驰。党员干部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党的纪律、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勇于破除私心杂念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履职尽责的需要、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需要、确保党的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立行立改。在日常工作和生活     

疫情防控中“痕迹主义”的治理策略

疫情防控中"痕迹主义"主要表现为唯形不唯实的形式主义,唯上不唯下的官僚主义,唯"痕"不唯真的主观主义,唯私不唯公的利己主义。杜绝疫情防控中的"痕迹主义",要提高政治站位,创新工作方法,整治"填表抗疫",在抗疫斗争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     

共享理念时代领导干部公私观的新型错误及把控之道

在共享理念下,部分领导干部将公事"共做",业绩"私占";职责"共担",权力"私握";任务"共分",资源"私用";精力"共付",利益"私享"。究其根本,在于领导干部身份不明,位置不清;担当不足,责任缺乏;诱惑增多,优先得利;制度欠缺,监管乏力。想要规避共享理念的异化、公私界限的混淆,就必须引导领导干部科学把握多重身份,明晰"我是谁";精准锁定服务对象,明晰"服务谁";夯实组织存续基础,明晰"依靠谁";提升思想认知高度,明晰"发展谁"。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公”与“私”

“公”和“私”在政治伦理中是两个相对的范畴。从一般意义上讲,公与私的所指是完全相反的,二者的关系是全体与个体、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公”代表的是一个群体全体成员的利益,集中体现公众的整体意志“;私”是个人意志和利益的代名词。如何处理公私关系,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     

领导方式规则化趋势引发的负向效应及规避方略

领导方式趋向规则化主要表现为组织应急能力明显下降,组织管理陷入程序惯性,领导个体存在经验主义。领导方式规则化趋势产生的负面影响导致组织发展陷入"内卷化"危机,诱发团队建设中的"立山头"倾向,造成工作思路陷入僵化困境。领导者规避领导方式规则化的负向效应,应以"动"制"静",激活组织运转态势;以"立"破"旧",及时革除僵化陋习;以"勤"促"谋",更好洞悉发展趋势;以"全"避"偏",善用整体思维考量。     

廉不言贫 勤不言苦

<正>《习近平用典》一书共分"敬民、为政、立德、修身、笃行、劝学、任贤、天下、廉政、信念、创新、法治、辩证"等13个篇章。其中,多个典故都来自河南内乡县衙的楹联或官箴。该书在"立德"篇中引用"廉不言贫,勤不道苦",并注明原典为"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尊其所闻,行其所     

如何在基层单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正一是基层领导班子需要处理好党政领导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正副职之间的关系。党政正职应按照分工不分家的原则,按制度进行议事办事的同时,又要互相补位,做到"三分三合",即职责上分、思想上合,工作上分、目标上合,制度上分、关系上合,强调分而不离、合而不混。正副     

“引见”面试:雍正的独特用人术

正清代的官员"引见"制度自清世祖时(顺治十二年)正式用于清代官制之中,经过康熙、雍正两位皇帝不同程度的推广,至乾隆时期基本成熟定型。按照清制,四品以下官员的任用、升迁或降职,都需要面见皇帝,亲自接受皇帝的旨意,期间需向皇帝呈上该官员的"引见单",内容涉及籍贯、年龄、出身、做官履历等。皇帝一边阅读"引见单",一边对官员进行面试,进而将其评价等用朱笔批在"引见单"(称之为朱批引见单)上。雍正皇帝十分重视人才,特别善于用人。他认为:"天下之     

从严治党离不开制度化问责

正政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单独一项制度不可能发挥整体上的作用。近年,随着一系列党内法规接踵修颁,全面从严治党业已进入制度化、法治化的快车道。其中,《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是执政以来的首份廉洁自律"正面清单",重在立德向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纪法分开、纪比法严的"负面清单",重在立规纠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是加强巡视监督的"任务清单",重在立威震慑。     

治道的价值

正儒家讲"礼大于法",是因为认识到制度和法律在中国文化当中不是最强大的。法治在中国文化中不如礼治有效。"圣人缘人情而制礼",礼有一个好处是顺人情,法律是一刀切的,一刀切的东西容易不顺人情。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地建立制度、强调制度,另一方面又不要不断地调节制度、变更制度。钱穆先生曾说,研究中国古代税收制度时,     

领导干部处理组织内部对立关系的平衡协调艺术

组织内部存在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实与虚四对对立关系。领导干部要正确处理组织内部的对立关系,应坚持正确立场,把握是与非的平衡;站在人民群众立场,把握公与私的平衡;保持积极肯定态度,把握真与假的平衡;保持务实进取工作态度,把握实与虚的平衡。     

政府-民间(公-私)合作成功的关键因素研究——以CNS合作项目为例

以卫生主管部门与YS公司的精神卫生战略合作(CNS)项目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公-私合作模式(PPPs)在中国的关键成功因素,探讨在中国公共事业发展现状下,政府与私人企业如何相互借鉴彼此的优势,把握成功关键因素,推动中国公共事业的发展,并在合作过程中,通过互动不断探索和创新,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组织部长要深怀“三公之德”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组织部长要深怀"三公之德",始终做到以德修身、以德领才、以德治政。公道用权,以德修身。要常怀视权为责、用权为民、履权为党的赤诚之心,牢记手中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必须秉公用权、为民用权,决不能让权力成为光宗耀祖的锦衣、谋私牟利的手段、贪污腐败的"魔杖"。要主动设防,克己奉公,正确处理好公与私、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坚决反对把权力当做讨好卖乖、拉选票的"工具",拿权力送人情,用权力拉关系。     

党纪与国法在实践中要相互契合

<正>党纪与国法协同的首要路径是完善党纪国法立法阶段的衔接。建立党纪国法立法机构协调机制。党纪制定应当借鉴发展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定程序。由有"立纪"权限的部门,按照规定的程序予以制定和公布。有"立纪"权限的部门要加强和立法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尤其是在党纪与国法共同调整的领域,两部门应当共同开展立法调研、立法论证,把有可能产生的制度冲     

权力下放过程中部门本位主义引发的内耗及其治理策略

当下级在工作中存在较强的私心私欲时,上级权力下放就容易诱发或加剧部门本位主义,导致自我服务意识超越公共服务意识、指令执行中逐利取向明显、公权私化加剧山头主义氛围、思维眼界局限于短期局部收益等一系列问题。这主要缘于诉求多元状态下部门权力强化容易加剧彼此的"不协调",自我意识下决策权限分散容易加剧彼此的"不服气",山头主义影响下权力运行分裂容易加剧彼此的"不统一",资源私化心理下主观化评价容易加剧彼此的"不理性"。对此,要兼顾"灵活"与"统一"的双重治理效果,积极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立足政治属性消融内耗;坚持民主集中制,立足组织属性消散内耗;完善组织制度体系,立足规范属性消释内耗;培育优良政治生态,立足文化属性消解内耗。     

立制必须重“度”

<正>"制度",始见《商君书》,"凡将立国,制度必察",是指规范人们行为的法令规则。制者,节制也;度者,尺度也。法家云:每个人不过是一条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狗的绳子,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的活动范围。可见,度是制之帅,是判别良制与恶制的试金石。无度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