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孔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诉求之意义(下)——中国认知传统与区域文化理念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概括庄孔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诉求之意义:一、与传统民族志撰写方式对话,提出中国"文化的直觉主义"理解论和"不浪费的人类学"。二、与传统社区研究对话,提倡人类学区域研究,提出中国社会动态结构与"新平衡论"和"中国历史民族/民俗区";以过程研究,提出"文化关联反观法"和"回访再研究范式";力主问题研究,与科学领域对话,提出"文化力量介入科学"和"作为文化的组织"。三、与西方汉学人类学对话,提出中国动态宗族模式"准—组合家庭"、"理念宗族"与中国乡村人类学。四、与社会史和民族史对话,提出"历史人类学的原则"与"传统激活"。     

汉与非汉视域的宗族、家族研究阈径——兼论氏族、世系群、家族村落系亲缘而非血缘集团

本文在以往汉人宗族家族研究与评述基础上,关注了非汉视域的大家族及其研究,以史学、民族学与汉人类学三维度,分析汉与非汉宗族家族研究及其分支阈径,主要为:中国史学本体与人类学本体的历史人类学之家族宗族研究;西欧汉学与西欧汉学脉络的汉人类学宗族研究;中东欧民族学与历史民族学脉络的非汉族体大家族研究。     

浅谈日本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中心

日本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特征是两分法研究:一是少数民族研究,二是汉族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人类学的稻作文化论、照叶树林文化论以及梅棹忠夫生态文明史观等理论均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日本学者的少数民族研究以及村落共同体、宗族、民俗宗教、客家等汉人社会研究,也在理论和方法上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中日学者之间的交往交流也加强了日本人类学在中国的影响。     

意义的历史和历史的意义——庄孔韶人类学实践中的“历史观”

庄孔韶的历史观,经历了早期进化论线性时间观、中期文化变迁论历史观和后期反对现代性线性思维的"意义的历史"观之变换。他对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思考也经历了从学院派人类学向应用人类学领域之衔接。他的整体历史人类学主张是中国人类学未来发展中一份不可多得的学术资源。当然,也存在进一步理论提升的空间。庄孔韶人类学实践中的"理念观"、"文化观"和"历史观"三者之间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必须从内在深层关联上予以把握。     

“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汉人宗族研究之主流,实际上一直放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以致形成了一种思维范式.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宗族当成国家与地方社会交流的平台.传统帝国时期,国家支持宗族的存在,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支撑帝国的整体运转;但现代化运动却要试图革除之,因为它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之文化内涵.也就说,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回归文化的角度理解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     

30年来汉人乡村人类学发展的知识脉络与生长点

30年来,中国的汉人乡村人类学告别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苏联民族学范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立足本土经验,以文化视角认知中国,并与国外学术界开展对话。其学术立场也由自上而下转换为从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来观察与判断社会,客观研究大小传统之间的互动,注重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历史变迁与过程。但是,虽然有了一定的理论自省意识,却难以摆脱西方学术的阴影。要走出这种不彻底的反思困境,出路还在于以本土文化观研究本土社会,防止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内卷化。     

“首届东亚人类学论坛: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综述

2012年3月28日至30日,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东亚人类学论坛在中山大学永芳堂举行,来自日本、韩国、越南、英国、美国、中国两岸三地等二十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4名专家学者与会,共收到论文29篇。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人类学与历史",围绕人类学与历史的关系,就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学的"历史"的关联性进行了跨学科的对话,就人类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就人类学民族志的学术功效进行了思考。另外,除了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历史"研究以外,论坛还特别关注人类学最为基本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东亚人类学本土定位时的自者与他者的比较研究。     

弗朗兹·博厄斯列传

弗朗兹·博厄斯美国人类学家,美国现代人类学的开创者,历史特殊论的提出者。博厄斯一生兴趣广泛,著述颇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原始人的心智》(1911)和《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928)。"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是博厄斯主要的学术贡献。他认为每个民族的历史都具有特殊性,应当尊重其文化的相对性,提出种族和民族平等,主张构拟具体文化的历史,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人类学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博厄斯的研究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他们在褒扬博厄斯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     

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从保存到展现

本文根据国内外影视人类学历史和理论并联系影视人类学新的认识和实践 ,从人类学理论阐述和影片的定位入手 ,对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作品从保存到展现变迁进程进行了梳理并探讨其原因 ,认为民族志电影“科学”、“客观”、“真实”并非是绝对 ,是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在“科学”、“客观”、“真实”为取向的传统民族志话语下“合理的存在”的结果 ,这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中国有着共同的表现。随着民族志对传统书写民族志所谓的“科学典范”的质疑 ,携带被研究者声音和对话的“开放”的民族志作品出现有助于当代民族电影摆脱“科学”的禁锢。不同于文字作品 ,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 ,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对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 ,本文提出展现是人类学用“形象化语言”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客观要求并具体阐述了民族志影片的新定位和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明清回儒心性论之学术史述评

回儒心性论,是明清伊斯兰教智识者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浸染下,通过援儒入经之路径会通中国传统哲学与伊斯兰教哲学的理论成果。心性论是回儒思想体系中的要义之一,迄今这一历史文化遗产还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和重视。目前有关回儒心性论的讨论,大致呈现出"回儒心性论的哲学分析""回儒心性论与儒学心性论之关系研究""回儒心性论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研究"等几种进路。对明清回儒心性论的学术史梳理,可裨益于理解"文明对话"和"宗教中国化"等新时代议题。     

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嬗变与创新

弗里德曼范式是中国宗族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在反思、批判这一理论范式的过程中,学者们不仅质疑了其所关注的祀产要素的核心作用,也尝试从地方化聚居、文化族谱等角度重新解读中国宗族。本文梳理人类学中国宗族研究的理论流变,反思已有的研究局限,认为各类仪式性互动对宗族的构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理解中国宗族的关键要素。并从仪式入手探讨中国宗族组织的学术路径,旨在对当代中国宗族研究的发展和创新有所贡献。     

人类学学科建设与海外他者文化研究

通过比较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研究的差异,提出在保持中国人类学学科特色的同时,应尽快与世界人类学接轨,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关系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与中国冲突较多的"他者社会文化"及"国民性"展开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发挥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强项和文化应用研究价值,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乡村人类学视野中的《九族与乡土》——访青岛大学杜靖博士

九族,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且在当今汉人社会也很普及的一套文化制度和亲属制度。在实践中,它一方面是一个有明确世系范围的小规模宗族群体,另一方面又被实践为包含诸多姻亲单位在内的亲族体系,但不论哪种它都是亲属制度下的一个类别。可以说,九族是中国汉人社会与文化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架构。但长期以来,却为中外经验中国研究所忽略,仅仅停留在文献意义上理解。杜靖耗费十余年时间详尽考察了该制度在华北一个村落中的实践情况,撰写了《九族与乡土》一书,提出了"喷泉社会"或"九族连环社会"等理论模型,同时也发现了它的富有弹性的实践情况。这一建基于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能够改变中外学术界长期以来把中国理解为一个宗族或宗法社会的看法,同时也超越了国际上长期流行的继嗣体系与交换体系相分离的亲属制度研究格局,达到了世界人类学研究水准,推进了国际人类学有关亲属制度和世系群的研究。     

异中求和：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共同观照——兼论政治人类学的“中国之治”最切关怀

当今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明显进步。尽管其学科地位与学术建制存在不少争议,其作为人类学而非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也已得到了更多认可。但是,这并不妨碍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将该学科视作自身的对话伙伴与理论之友。文章梳理了西方人类学的五大范式,并以国家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两个领域为例来剖析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区别及联系,揭示学科内在逻辑、演变历程与发展趋势,立足学科之间的互补性,呼吁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彼此,实现融合创新。有必要将历史的想象力与民族志的精微相结合,在现代化、经济全球化与生活在地化并存的当代加强政治人类学学科话语,拓宽"中国之治"的问题域并提高研究能力。     

海外民族志:反思、对话与文化自觉

面对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费孝通晚年重提开展海外民族志的重要性,并希望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拓展中国人类学的传统边界。在全球化时代,海外民族志研究是一个以文化自觉为路径,在"各美其美"与本土文化反思的基础之上,试图通过"美人之美"与异文化对话来构建自身学术品格、拓展研究视界、并最终实现"美美与共"与"天下大同"局面的学术研究过程。唯有强调文化自觉,我们方能在经验与理论、全球化与本土化、自我与他者的持续对话中不断拓展和推进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路径,从而有效理解并应对全球化给世界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

农民社会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乃是现代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重心之一.整体上来讲,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可区分为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汉人家庭家族制度、农民的心态、信仰与认同、回访等五大研究视角,形成了关于农民社会变化变迁的平衡论、新平衡论、盛衰循环论等几种理论解释.但由于长时期以来对农民文化的"落后"定位,导致对农民文化的无情肢解,相应,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学家也应站好自己的立场,以有效关注农民社会.     

实践的亲属关系——关于“娘家”与“婆家”的人类学研究(上)

中国人类学的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研究,长期以来在"宗族范式"的影响下积累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同时也在姻亲关系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宗族范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男性意识偏见"。李霞的人类学专著《娘家与婆家》,通过将女性视角和实践的观点引入亲属关系的人类学研究领域,彻底超越了此类"男性意识偏见",她不仅在汉人社会中"发现"了"妇女亲属关系"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同时还对妇女们的亲属关系实践的意义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本文对《娘家与婆家》一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述评,明确指出李霞的研究乃是中国人类学者在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领域新近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人类学视野中的宗族社会研究

本文大致以时间为纵轴,对以往的宗族研究进行了梳理,回顾和总结了人类学、历史学学者在宗族研究方面的理论视野、主要内容以及经验,并介绍了当前宗族研究的新动向和存在的不足。文章重点对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等框架下的宗族复兴和传统创造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的看法。     

“活”在田野——人类学表述与训练的典型场景

田野工作之所以成为人类学学科的重要标识,缘于两者意趣之共通于"活"的状态。它具体表现在,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所携带的重复与灵动,与文化蕴含的强制性与超越性相呼应,使探究日常生活的田野工作为人类学研究提供着"活"素材;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者的"活态训练场",在关系性力量的生成与磨砺中,给人类学者注入感悟异文化的勇气和智慧,人类学者便有能力在对文化的实证研究中,承担起其"人型文化翻译器"的职责,从而实现对学术共同体的塑造;最后,田野工作有助于面向当代中国文化事项,为促进平等对话提供经验基础,并实现具有中国文化蕴含的表达,谋求人类学生存与发展。     

关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人类学"和"民族学"这两个学科名称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国内有关部门的分类也较为混乱.本文认为,"民族学"这一学科的形成以1839年巴黎民族学会的成立为标志.早期的"民族学"学科是广义的,既研究文化,也研究体质.19世纪下半叶后,"民族学"由广义变为狭义,主要研究文化.而"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在早期则是狭义的,主要研究体质.后来"人类学"由狭义变为广义,既研究体质,也研究文化.在当代中国,"民族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狭义的"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基本相同.把广义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并列为一个一级学科,比较符合学科发展的历史和当前中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