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政治学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它在不断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当前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因素包括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和政府因素,因此,强化制度创新、提供政策支持、转变政府理念和管理方式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政治措施。     

从政策目标角度谈缓解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压力的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但当前这一工作面临政策导向明确但配套制度改革滞后、进程缓慢导致农民工内心受挫、全面掌握农民工市民化愿望困难、城市接纳能力有限等诸多压力.在重新审视我国推行农民工市民化的三大主要政策目标基础上,提出了继续大力发展农村、提供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明确土地政策、充分考虑农民工市民化愿望的差异性、提供市民农民化途径等措施来缓解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压力.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基于TT&DTHM模型的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是单一的或一蹴而就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存在各种内部或外部之间、内部各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外部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TT&DTHM模型在理清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非异质性特征,以及农民工被动边缘化、主动边缘化与双重边缘化等新障碍的情况下,用来深入评价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双三重螺旋指标体系,包括内部农民工因素和外部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内部农民工因素包括市民化能力、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承受三个部分;外部制度因素包括市民化制度、市民化法律以及市民化环境三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50.2%,刚刚跨过中市民化率的门槛水平。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最高的为市民化承受,达到71.6%,程度较低的为市民化环境和市民化法律,分别为33.4%和43.1%。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规划,保证政策的系统性、独立性、持久性,最终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从农民工与市民的群体性特征差异角度出发,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政策必然选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有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力,二是政府有公平、公正地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从有效破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制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现实障碍角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及社会政策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的二步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教育公平、实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政策;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长效机制和有效构建引导性社会资本.     

农民工市民化: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牵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神经的全局意义。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特别重大,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进而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张效应也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依附于其上的各种城市公共福利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的话,那么,分税制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上的制度现状,则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衍生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在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立场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母体性制度和载体性制度的户籍制度全面改革的问题;在统领中央-地方发展的最高层次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衍生性的政策体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的重新调整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工具选择

加快城市化步伐,提升城市化质量与层次,需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市民化进程面临市民化能力强烈,但市民化意愿不足的困境.从政策工具的角度入手,以权威为本、信息为本、组织为本和财政为本的政策工具为基本框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体系和路径,可以优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实现城市化与市民化的互动和互促.     

农民工市民化的税收支持效应:理论阐释与现实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有关,也与提供足够就业岗位的能力有关,税收均与之紧密相连.现行税制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受到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分配非对称及税种结构失衡等制约.基于此,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税收政策支持的缺失进行分析,构建了税收体制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传导机制,提出完善农民工市民化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调整:构筑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基本对称的税收体制;优化税种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职能;增加农民工群体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地方收支匹配的长效机制,以促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宅基地退出的互动关系研究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农民工市民化与进城农民工退出农村宅基地之间关系密切。从互动机理来看,农村宅基地退出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则对宅基地退出提出了现实需求;从互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的最大动力,而促进农业人口转移为市民和实现农村土地高效利用是重要的运行机制。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引导农民工退出宅基地具有可行性。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互动,应加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建立农村宅基地价格评估和管理制度,构建新型城乡空间体系,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实施保障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治理机制

心理资本是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协同作用的结果。利用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类别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一定水平的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而收入水平作用不显著。参训时间越长,技能等级越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越强。但城市政府的福利配给没有有效刺激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市民化政策应从普惠制福利供给向激励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别化福利分配转变,即从外生性市民化向内生性市民化转变。企业应畅通农民工职业通道,构建公平性、宽容性和激励性企业文化,促进农民工心理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     

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

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房地产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反过来农民工市民化也会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加速分化的态势,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关系扭曲,影响着我国房地产去库存和农民工市民化。为此,亟须建立房地产供给侧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协同联动机制,加快住宅建设用地出让制度、城镇住房保障制度、房地产税费制度、农村产权制度等改革,探索房地产去库存与农民工市民化一体化的解决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特征及其治理:上海例证

特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流动有其内在根源与特定路径,职业分类、生活方式与代际分化促使其形成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融入意愿,其流动路径的形成源自于其城乡生活经验的内在身体化,而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在于"流动性"所带来的地域文化差异体验与"新家乡"情感意识的自我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治理策略在于分类考察不同职业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研究其社会融入的意愿动机、生活经历、群体组织以及社会交往等,在此基础上探寻如何重塑城市社会信任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念认同,从而对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福利政策、文化生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联条件与协调作用重新予以思考。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最佳时间的判定与实证分析——基于人口城市化收益最大的视角

[摘 要]人口城市化的核心是市民化,市民化的主体是农民工。在我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如何获得人口城市化的最大收益,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基于此,将人口城市化分为两个阶段,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求出市民化最佳开始时间的判断标准,并在此标准下进行理论分析。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市民化开始时间推迟,导致市民化收益较低。     

农民工返乡的理性分析与现实思考

金融危机、经济结构调整和惠农政策的影响是导致2008年下半年以来农民工大量返乡的主要因素。农民工的返乡引发了其收入的减少、子女的上学困难,返乡后的农民工难以适应农村的生存和生活,农民工返乡后给基层政府的治理带来困境。农民工返乡背后所反映的是农民工技能的缺失、农民工创业政策的不完善、土地流转还存在政策上的缺陷、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深化等问题。建议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完善社保制度,使更多的农民工享受到社会保障的权益;降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门槛;采取一些措施消除返乡农民工可能带来的一些治安方面的隐患;规范土地流转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及其政策设计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我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选择重庆制造业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四个维度来分析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政策需求优先序。分析表明,新时期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关键是要把以人为本、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作为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稳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为方向。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与路径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农民工经济生活、受教育状况、权益保障、政治参与等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情况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程度较低,农民工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急需进一步提升和培养,当前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实行分层分类的差别化战略、分类型实行差别化的推进战略、积极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的总体思路;指出增强就业服务、实行制度创新、加强教育提升、加大社会融合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研究

文章基于CHIPS2007流动人口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在城市独立租房的农民工而言,合租和居住单位宿舍农民工婚姻不稳定系数变动增大;与居住非城区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城区农民工婚姻更加稳定;与居住在平房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楼房的农民工婚姻更加和谐。随着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增大、饮水条件改善、卫生设备提高以及取暖设备完善,婚姻稳定性也显著增强。同时也发现农民工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农民工城市住房产权不显著影响该群体的婚姻稳定性。     

城市农民工用语现状与发展趋势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之一,是城市中的新移民,其语言问题是城市语言研究的一部分.本文以南京市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使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包,对城市农民工的语言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语言使用上,农民工在城市时使用两种语言变体--普通话和家乡话,而且两种语言变体在使用场合上出现分化,家乡话主要用于关系亲近的人之间,多用于非正式、比较随意的场合;普通话主要用于关系较陌生的人之间,多用于正式、庄重的场合.在语言态度上,城市农民工对普通话的态度较好,对普通话认同感较强,对普通话的地位和功能评价较高;对自己家乡话的态度出现分化,对家乡话情感归属感比较强,但是对家乡话的地位和功能评价持一定程度的否定态度.     

农民工入城就业及其法律保障

农民工入城就业既是城市化的必然伴生结果,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的主要途径。目前困扰我国农民工入城就业问题的主要障碍是没有在制度层面获得公平分享城市资源的权利。因此,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工从事体面劳动的权利以化解来自城市的社会屏蔽,是经济学界和法学界共同面临的重大任务。功能主义所揭示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暗示了农民工入城劳动的可行能力以及自由选择权的问题。而城市劳动规则系统、劳动身份平等、劳动权利启蒙、职业工作能力提升和多元劳资纠纷解决,是当前农民工体面劳动和就业保障的核心制度设计。     

重庆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中的文化冲突调查分析

从2010年8月起,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市范围内正式施行,预计10年实现重庆1000万农民工转户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更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移民”。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不同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的群体接触、碰撞,必然会引起自身的不适应和彼此的不认同,甚至引发外在的激烈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尽管具有推动城市发展、促进群体进步以及充当“社会安全阀”等正功能,但它破坏社会秩序、伤害群体心理等负功能,弱化了城市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严重妨碍了城市精神的培养。对此,必须统筹规划、多方努力、协同推进,使尊重农民工、公平对待农民工、让农民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