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及西汉旌幡帛画辨析

当今学者几乎都把楚汉旌幡帛画视为“引魂升天”的工具和情节内容。本文依据史料和实物的考察,认为楚汉旌幡帛画的作用在于招魂入墓,与铭旌的作用一样起到“以死者为不可别己”的识别作用。帛画的内容,是墓主生前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体现,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帛画中所体现出来的创作方法和形式特点,是中国绘画史上不容忽视的优秀传统     

奇幻瑰丽的神秘世界——帛画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绘画作品，开始时是画在一种丝织品——“帛”上面，这样便促使中国画形成了一种以线为主，施以淡彩的绘画样式。在中国画发展的历程中有两件作品特别值得关注：一件是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战国)，另一件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丁字形彩绘帛画》(西汉)。     

羽人·相乌·观风鸟——《马王堆帛画与楚辞》一则

西汉《马王堆帛画》中段,有两只女人头的飞鸟栖息在帷帐上。有人说它是人面鸟身的勾芒,①有的补充说它“颇象郭璞《山海经图赞》中所说的‘人类鸟躬’的鸣鸟,或是‘有神人面,鸟身素服’的句芒”。②案《墨子·明鬼篇》说句芒神“鸟身,素服三绝”,天帝命它赐给秦穆公“寿十年有九”,郭璞《图赞》也说句芒“衔帝之命,赐龄秦穆;皇天无亲,行善有福”。《帛画》     

马王堆《帛画》与《楚辞》二则

屈子楚骚传世以来,笺注层出,浅显者发挥殆尽,艰奥者臆说纷纭。见仁见智,乐水乐山,羌无实证。马王堆西汉《帛画》出土,为先秦神话文学研究辟一新天。此文谨以《帛画》图象印证《楚辞》,而以《楚辞》文句说解《帛画》,期以两全其美。愿方家通才有以教焉。     

魂兮归来─—从中国古代礼制角度重新审视帛画主题

帛画主题似乎已经有了定论。无论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通史》等宏篇巨作,还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简史》。《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等高校教科书,都认为帛画表达的是同一个主题思想——祈求死者的灵魂升人天堂,即权威的“引魂升天”说。如,汉代帛画“与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两幅昂画《人物龙凤帛画》。《人物驭龙帛画》一样无非是祈求死者的灵魂升天。”①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旮对这一所谓的不刊之论,发出了质疑。笔者也认为“引魂升天”说与当时的礼仪利制不符,只有安魂才是帛画…     

论艺术想象

“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文艺是真实的领域,但也是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古往今来的文艺作品,不知给我们展现了多少琳琅满目、瑰丽多姿的形象画面。例如:《精卫填海》,描绘了一个坚强不屈的精灵,一个由落水女娃变成的精卫鸟,整天衔着西山木石去填东海的壮烈行动;《后羿射日》,描绘了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一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神箭手,“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的宏伟场面;屈原的《招魂》,描写了“长人千仞”“一夫九首”、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谈到《楚辞·招魂》的“土伯九约”──《楚辞新笺》节录之一

《考古》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四期，刊载了孙作云同志《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考释》一文，此文介绍了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的内容，并作了考释。在此漆棺画中，有一种戴鹿角而人立的怪物，孙氏谓即《楚辞·招魂》中所提到的“土伯”，自是确论。但孙氏又云。“土伯‘其身九屈’，而画棺上戴鹿角的怪物，奔腾，上下，身子扭过来，扭过去，亦可谓之‘其身九屈’。”则是狃于王逸旧注而强为之说，从这幅漆棺画，根本看不出土伯是“其身九屈”。①反过来说，如果承认王逸注是正确的，则此漆棺画上的怪物便不能被认为是士伯。我们认为，这种怪物是土…     

魂归何处：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中的阴阳、神仙思想

学界一般认为,马王堆汉墓是一个受黄老思想及楚文化共同影响的汉代墓葬。实际上,道家阴阳学说与神仙思想对于汉初的葬仪葬制影响也很大。在道家的宇宙生成逻辑中,气聚成精,继生万物。生人若要干预墓主死后命运,力所能及的便是设法聚合死者的精气,故而T形帛画中描绘了大量阴阳合气的场景,旨在期冀墓主由此能“出死入生”。同时,该帛画上的璧、龙组合促成了死者从肉体存在到永恒灵魂、由此世到彼世的转化。流行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神仙思想认为,人类在神的指引下修炼成仙,可和神一样超脱时空约束,但又不像神那样完全与尘世俗乐隔绝。从神仙思想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帛画除却“铭旌”与“魂幡”的第三种用途：把灵魂从地府召回之后,正面朝下平铺在内棺盖上的帛画与内棺、轪侯夫人尸体在第三重棺内部会产生某种互动,它指引逝者的灵魂循着灵璧的孔进入神仙世界,而不是引导灵魂上天或入地。     

《招魂》"屈原自招"说答友难

《招魂》中对"故居生话"的描写,有极大的虚夸成分,在《离骚》中甚至有更为夸张的描写,不能认为与屈原身份不合;天帝所辅者,也可以是臣民;招魂方位的不同是由于不同的作品人物居于不同的方位造成的;《招魂》"序言"中"牵于俗而芜秽"有确切的解释;王逸所记"宋玉作《招魂》"并非定论。     

屈原《招魂》与青海民间招魂习俗之比较

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巫官文化中的招魂习俗在屈原的《招魂》中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本文通过青海民间招魂习俗与屈原《招魂》的比较,佐证楚文化与江河源文化的关系。     

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

汉赋的兴盛,与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相关,汉大赋对“祀典”的诸多描绘,亦缘于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之史实。《文选》分赋为15类,首“京都”,次“郊祀”、“耕籍”、“畋猎”,均为大赋创制,其间共有一主轴,即对汉“天子礼”的描绘、颂赞。汉大赋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对“天子礼”的形象描述,而赋家对建构帝国宗教的态度,则表现出融宗教神氛于礼教现实的文学精神。     

“楚些”今踪——谈白马藏族民歌中出现的“些”

《楚辞》的形式特点,与《诗经》相比有很大不同。它的句式中大量运用“兮”和“些”,其中“些”字只为《楚辞》所特有。《招魂》因“些”的通篇使用,而被称为“楚些”。“楚些”又因所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而泛指《楚辞》。其实,《楚辞》中的“些”字,主要集中于《招魂》的的第二、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仅最后用,第四部分属于“乱” (歌曲的高潮部分),     

汉代马王堆T形帛画的艺术价值与美学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文物出土以来,一号墓与三号墓的T形帛画因丰富的内容和瑰丽的外观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众多学者从考古学和史学视角对这两幅帛画进行了考察,但对其艺术价值与美学意义的研究并不多。以目前已有的讨论汉代艺术特征及美学精神的相关文本为基础,以马王堆汉墓的两幅T形帛画为依据,探析这两幅帛画体现出来的西汉初期长沙国独特的关于生命力的艺术风格及价值,探索其中的楚地文化内涵,并挖掘其浪漫主义美学意义背后的包容性实质。     

《招魂》系论

《招魂》系论张叶芦一、论《招魂》的作者与被招者及其生死问题《招魂》的作者是谁，被招者又是谁，自汉以来看法就有歧异。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认为作者是屈原，被招者未明言是谁；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认为作者是宋玉，被招者是屈原。其后南朝梁...     

从日中比较角度谈日本学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日本学者家井先生继承赤冢忠先生的学说并加以批判性、实证性的发展 ,从而对《诗经》的《风》、《雅》、《颂》以及“兴”提出了新的理解。石川三佐男先生在楚辞研究中 ,采用了把战国秦汉时期长江流域、楚地等出土的考古资料与《楚辞》诸篇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前所未有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开拓出仅靠文献资料和文献学不能进入的领域。石川先生的《楚辞》研究 ,是以他在二松学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时 ,在赤冢忠博士指导下所学到研究《诗经》、《楚辞》的方法为基础的。石川先生的研究与赤冢忠博士和其他楚辞研究者的方法截然不同的是 ,他运用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 ,并特别重视长江流域和楚地出土的考古资料。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庄子》中的“畸人”形象刍议

《庄子》一书,描绘了若干身体畸形的人物的形象。特别突出的是《德充符》篇,连续描写了五、六个面貌丑恶、奇形怪状的“畸人”的外貌、美德,简直可以称之为“畸人列传”,《庄子》对残丑之人的描绘赞颂,在中国先秦诸子之作中,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反映了《庄子》的哲学、美学上的独特观点。本文拟对《庄子》中的“畸人”形象略抒管见,以就教于专家读者。     

论《水浒传》中鲁智深僧人形象的继承与创新

《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僧人形象的继承与创新主要表现在:“狂僧”鲁智深僧人形象对前代文学作品和史籍中僧人外表举止描绘的继承与创新,重点展示在“骂佛犹益真修”;“狂侠”鲁智深僧人形象对前代僧人行侠仗义行为描写的继承与创新,重点展示在“替天行道”;在创作手法上借助正衬法和反衬法的运用,使鲁智深形象有特立独行之妙;谶语诗嵌入《水浒传》中,成功地把握了鲁智深一生走向,是小说借助谶语诗塑造人物形象最成功的一笔。这对中国古代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创作有其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     

论《奥格伯爵的葬礼》与汉“T”形帛画主题上的趋同

《奥格伯爵的葬礼》和汉"T"形帛画是中西方美术史上各自时代的重要标志,虽在创作时间上相隔甚远,但在画面内容上却颇为相似。《奥格伯爵的葬礼》是16世纪西班牙贵族世界精神危机下的产物,汉"T"帛画是汉代黄老思想、楚巫盛行下的产物,二者同为描绘逝去人的埋葬与"羽化升仙"的幻想,在画面构思与中心主题上不谋而合。     

《招魂》考辨

《招魂》为屈原作以招君王之魂一说，几成定论。但司马迁读“《招魂》，悲其志”一语，为两可之说；分析司马迁说与刘向、王逸说，并从目录学等角度考察，《招魂》的作者为宋玉而非屈原。而从非屈原作品所以能入《楚辞》的情况看，《招魂》所招的对象只能是屈原；招王说是建立在《招魂》的礼制为王者的礼制这一前提上的，而以之比观屈原自传性作品及其时（或稍前）的别的书文，这一“前提”，实来自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