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

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强调理想化的忠实而轻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忠实和创造性叛逆是对立的。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忠实于翻译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反而是深度的忠实。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从翻译活动中的绝对忠实到创造性叛逆

本文从分析传统译论对于忠实的理想化观点出发，从译者的主体性和译入语文化接受的角度，阐释了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略了“创造”与“叛逆”，强调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转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成为研究对象。文章试图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证明“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和文学价值。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与“忠实“

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我们要弄清楚应该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等。文章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识的策略性叛逆可以更好地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创造性叛逆是好的文学翻译最常用的策略。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忠实观

受二元对立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传统译论支持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赋予原文与作者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它拟定了一个积极的原文和消极的译文,译文只是原文的临摹或仿拟,必须要忠实于原文,做到与原文完全的对等。女性主义的翻译解构了传统翻译忠实观,质疑原文的忠实地位,否定传统的原文高贵而译文低贱的等级观念,对＂忠实＂给与了重新表述,认为＂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同时为女性主义译者为借翻译之名建构自我身份提供了最强大的理论武器。     

文学翻译：“叛逆”中求“忠实”

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忠实”与“叛逆”现象一直困扰着译者,两者常被认为是僵硬的二元对立,不．可得兼。实际上,在“忠实”标准指导下适度“叛逆”往往是实现“忠实”的好方法,即：我们可以在“叛逆”中求得“忠实”。     

论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三美”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对于诗歌这一独特的体裁,由于其形式精炼而意象丰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表现得尤为突出.许渊冲先生提出,"三美"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其诸多诗歌译文创造性地对原诗进行叛逆,实现了译文的增值效果,更好地传达了原诗的"三美".     

忠实与叛逆的辩证统一——论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兼容并蓄

翻译的忠实可分为源语文本派忠实、源语语境派忠实和译者认知派忠实。文章揭示了这三种忠实其实都只是忠实的一个方面而已,对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应有不同的理解。三种忠实标准的兼容并蓄,以及翻译中忠实和叛逆的辩证统一,或许才能还忠实以本来的面目。     

翻译文学中的女权主义创造性叛逆

介绍了女权主义翻译与研究的背景以及女权主义翻译者的主张，指出加强对女权主义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对译介学和翻译研究发展的重要性。从西方女权主义翻译及创造性叛逆的实践入手，分析了女权主义翻译在文学领域的发展趋向和女权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女权主义有意识的叛逆翻译观是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西方女性对女权意识挑战的产物，表现出的女权意识的觉醒，必然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西方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增补、批注、劫持等"重写"方式,试图通过翻译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对翻译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以及特征。中国女性译者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译者,但表现出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     

误读中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在东西方翻译史上曾被视为金规玉律,然而只要我们仔细观察,误读普遍存在于翻译中。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视误读的客观存在性,尤其对于误读中的创造性叛逆,更不能简单地加以指责。本文试图对误读中的创造性叛逆加以阐述。     

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角度解读“不忠的美人”

＂不忠的美人＂是翻译界流传很广的一句经典,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的忠实翻译观。从女性主义及其翻译观入手,通过分析作者与译者、翻译与性别的关系,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忠实的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该理论的局限性。     

“创造性叛逆”对描述翻译研究的肯定和背离

随着国际译学界“文化转向”的发生,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以原著为中心,以文本对照和语言分析为主要任务的规范式研究方法,而将翻译置入特定的文化语境下,从宏观的角度研究译作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即描述翻译研究范式。“创造性叛逆”便是顺应这一研究导向,由我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谢天振教授最先引进的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命题。作为描述翻译研究膝下的产儿,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与描述翻译研究保持和谐一致,又有哪些自身特点暴露了描述翻译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呢？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展开分析。     

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

女权主义在文学翻译作品中表现为倾向性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对有悖于女权主义宗旨的原作,改革派女权主义译者主张在翻译处理中通过措词选择做不同程度的修正,而激进派则力主“重写”。在翻译实践中,女权主义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三种途径得以完成。这种创造性叛逆现作为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其“同性作品由同性翻译”的观点,是值得翻译界深思的。在我国,这种理念并未波及到翻译界,女性译者认同文学翻译的总体原则,但在具体过程仍不自觉地显示出了女性特征。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翻译一直被看成以忠实为绝对准则,不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行为。译者被认为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束缚,使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文学翻译有着不同于其他翻译种类的很独特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很多因素必须被考虑在内,绝对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成为文学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之一。     

意识形态和创造性叛逆对翻译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定义及其与翻译的关系、创造性叛逆与翻译的关系,并且从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两方面阐述对创造性叛逆的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政治宗教促使的创造性叛逆、文化差异导致的创造性叛逆、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原文的解读引起的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影响是相对的,译者有可能克服这种影响.     

法律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忠实于原文和作者,法律语言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法律翻译要求译者在法律翻译过程中,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不强调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但因为语言的差异以及法律文化的不同,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译者必须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叛逆,才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     

原文生命的延伸——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用女性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女性作为译者主体延续了译文的生命,并通过创造性的叛逆给译文注入了女性性别意识。但女性性别意识的过于强调、译者主体性发挥的过激化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该注意的问题。     

从“忠实”标准到叛逆性创造——论译者主体地位之“度”

文章分析了“忠实”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片面强调“译者主体性”进而否定“忠实”的论断是有待商榷的。“忠实”并不意味着译者失去主体的能动性。而译者主体性是否发挥得当,还需要回到“忠实”这一标准来进行衡量。超过了“忠实”这个“度”,过多的在译本中加入自己的观点、看法和审美意识、审美理想,那么译者的主体性就被歪曲到了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