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台关系的历史演变——日台关系政治演变的解读

二战结束之后,日台关系的国家化倾向一直存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形式和发展程度有所不同。在中日建交之前,开创了日台关系国家化的先河。中日建交后,尽管中日建交公报重新确定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未明确地从日本官方语言中消失。日台关系依然存在某种国家间关系的特征。近年来,日本鼓励台湾加入WHO,推动日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行为,都代表了日本对日台关系国家化的某种企图。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不变的,任何时候都要堵塞日台关系跨入国家化或准国家化的任何企图。     

论企业管理者的"日理万机"和"日理要机"

管理方法和艺术,是实现管理工作和任务的"桥"和"船".处于不同层次的管理者采取的管理方法和艺术不同;企业高层管理者必须"日理要机"而企业中低层管理者要"日理万机"."超脱"管理是实现"日理要机"的重要举措;而要实现"日理万机"必须掌握多种管理方法和艺术.     

中日城市居民社区意识比较

根据理念的不同,社区建设可分为功能性社区建设和规范性社区建设,二者差异的重要体现是社区意识维度的不同。基于中日城市社区的个案比较,探讨中日城市居民社区意识的表现特征。研究表明:中日城市居民在社区意识表现上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日本城市社区主要表现为"规范性"意识,社区重在"人-主体"的建设,而中国城市社区主要表现为"功能性"意识,社区重在"物-空间"的建设;形成二者差异化表现的社区因素主要包括中日城市的社区建设基础、社区结构变动以及社区教育理念的差异等。在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重功能而缺规范"的当下,日本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族文化语境与中日"郑成功文学"郑母形象的变迁

郑成功作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母也备受中日学界关注.以中日"郑成功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在民族文化语境影响下,中日两国对郑母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实像与虚像交织的特点,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变迁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差异.其中,作为日本代言人的女性形象为日本"郑成功文学"所特有,而自立的女性形象和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则是中日"郑成功文学"共有的形象特征.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形成体现了明显的时代、政治及文化印记.     

《日出》的版本与修改

<日出>经历了复杂的版本变迁.其再版本较之初刊本和初版本更完备;开明本改动最大,充满国家意识形态修辞;"剧本选"本是初版本与开明本的合成本,但又有新的改动;"戏剧二版"本承续了"剧本选"本的修改,是一个更适合演出的本子;四川本是曹禺最后的改定本,却又不及再版本那样完备.这些不同的版本是<日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变体,其实是不同的文本.这涉及文学史如何叙述具有不同版本的新文学名著的重大命题.     

太阳循环神话再论

就科学事实而言,日、月分别为独立之天体,但在上古先民看来,日、月实乃同一天体在不同时段之变体。因而在上古太阳循环神话中,日、月同体且终始相巡,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西晋左思《吴都赋》所载"精卫"与"文鰩"之神话即上古太阳循环神话之反映。另外,从得声之字多与日循环神话有关,"鰩、鹞、榣、瑶、飖"一组字亦是日循环神话在文字上的体现。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水平——全国第四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3年11月4日至6日,全国第四届"区域文化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既有对"区域文化与文学"相关理论问题的宏观探讨与学术反思,也有对不同层面的区域文学现象的个案研究与理论阐释。研讨会进一步彰显了重庆师范大学学科建设的特色和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泰国欢度“宋干节”

女儿打来国际长途,邀请我老俩口去泰国过"宋干节"。"宋干节"是泰国的传统新年,时间是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节日的第一天被称作"马哈宋干日",标志着过去一年的结束;第二天被称作"望闹";最后一天被称作"望泰龙宋",标志着新的一年的开始。"宋干"在泰语中意为"移走"或是"换地方",因为在"十二宫图"中,这一天是太阳转换位置的时候。泰国人过"宋干节"相当于中国人过春节,非常隆重、热闹、喜庆。不同的是,我们过年是在爆竹声中除旧岁,而泰国人则是     

聚焦·两会

正前言:2019年,祖国母亲将迎来70华诞,2019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承上启下既往开年的前行坐标。1月12日至16日,江苏"两会"如期而至,港澳台委员以及来自五湖四海的江苏省政协海外特邀代表纷纷"回家",感受江苏的"力度"和"温度",聚首金陵,展望新时代、找寻新坐标、筹谋新征程。《华人时刊》与"华人之窗"(huaren-520)"两会"报道记者采访了来自不同界别、不同国家的"两会"委员和海外特邀代表,本文将从港澳委员、美国篇、俄罗     

试论中日两国对"家庭观念"的认知差异

"家"是社会的缩影,是育人的摇篮.根据"家"的不同,产生的思想和观念也不同.中国的"家"和日本的"家"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无论是作为房屋建筑的"家"还是作为"家庭"的"家",其构造及家庭观念也有共同点和不同点.正确认识和理解中日文化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相互承认不同点,才是今后两国人民相互交流最需要的姿态.     

中日关系中的安全困境

中日"安全困境"的产生,既有物质方面的原因,也有观念层面上的因素.对于前者,部分可以通过现实主义理论加以解释;而对于后者,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兴起的建构主义理论能够对此做出比较合理的说明.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出发,要想缓解中日关系中的安全困境、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有必要努力寻求双方的战略利益交汇点,通过加强两国在这些交汇点上的交流与合作,以点带面地改变两国彼此猜忌的现状.     

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促进中日合作的机制设计

中日之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历史问题、现实矛盾与冲突以及未来合作的隐患。这些障碍使两国关系陷入了类似“囚徒困境”博弈的难题。然而,中日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为双方突破“囚徒困境”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日实现和解的途径必须是在一定制度模式下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在多次博弈中,为了获取长期而更大的利益,双方有可能放弃眼前利益而采取合作策略。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构建,为中日进行无限次博弈提供了现实支持。两国在区域合作中有可能逐渐增强共识和理解,走出“囚徒困境”。     

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中日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日服务贸易、传统服务贸易、现代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彼此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其中,中日现代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影响明显高于传统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影响程度。     

从中日关系看网络民族情绪的产生及影响

网络民族情绪是通过互联网传播平台展现出的一种民族情绪。结合近几年中日之间发生的一些网络摩擦事件,利用社会学理论分析网络民族情绪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网络民族情绪就是许多个体在＂后台＂展示的一种自我冲动,通过＂后台＂展示的这种冲动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正确的疏导可以促进民族关系的融洽发展,不加约束的任其宣泄则可能导致民族关系的恶化。     

中日关系与东北亚一体化

中日关系的走向对东北亚地区的一体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中日关系面临许多问题，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冷静地对待和妥善地处理，应该在互信互让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把握中日关系的方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一切问题，不断加强和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在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多方的前提下，实现真正的友好，推动东北亚地区早日实现一体化。     

《池田倡言》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池田倡言》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其理论基础是池田大作和平思想,包括生命尊严、非暴力、共生的思想和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池田倡言》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和中日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基本内容是提倡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发展中日经济文化交流,还对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池田倡言》是富有远见、博识、勇气的倡言,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不仅对于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现在和今后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中日首脑外交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中日关系迎来了两国复交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日首脑互访频繁,互访次数位居大国之首,极大地推动了双方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合作,中日首脑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发挥了显著的管道作用。可以说,这一阶段中日关系迅猛发展,首脑外交是双方关系得以实现的重要推进器。     

破解中日关系"死结",实现历史性民族和解——关于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若干思考

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重要文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唤醒全体日本国民走向觉醒并紧紧依靠其不懈斗争、解决中日历史观冲突这一主要矛盾、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加快祖国和平崛起进程等,是推动中日关系早日走出低谷的五个因素;而加快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拓宽对日宣传途径和加大对日宣传力度、重新重视和实施"国民外交"路线、开展"全方位、等距离"外交和克服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影响、提防国人"狭隘民族主义 "的滋长和确保国内政治稳定等,则是当下中方推动中日关系走出低谷应集中做好的五项具体工作.     

发展中日关系的新功能主义尝试

近几年的中日关系一直都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但这并不是两国国内大部分人所愿意看到的。尽管中日两国政府都力图发展双边关系,但日本国内的政治右倾化是破坏中日关系的一股强劲力量。因此,要发展中日关系,首先应该遏制住日本国内破坏中日关系的观念和行为,然后按照新功能主义的理论开拓两国合作的技术领域;在一个领域的合作成功之后,转向其它领域的合作,最终建立一种有效的合作机制,从而使得两国关系进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研究.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权利与义务对等,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及其命运昭示后人: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强大的国力及和平诚信的理念比条约的平等性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