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问题与日本的大国外交

冷战结束后,世界性战争的危险进一步降低,随着国际一体化的进展,各种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及其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日趋严重,国际社会也日益重视这些问题的防范与处理。日本凭借其科技、资金、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力图通过积极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扩大国际影响,提高国际威望,推进大国外交。     

马岛战争与撒切尔夫人外交

撒切尔夫人不可告人的野心和里根对南美战略的调整汇合为相同的利益,使撒切尔夫人坚信英美共同目标的力量而有恃无恐地选择了战争;美国提供的大量援助帮助撒切尔夫人实现了目标,撒切尔夫人的胜利打击了党内政敌--以皮姆为代表的反对大西洋外交的"湿派"和里根的反对派--黑格,所以,马岛战争的胜利实质上是"大西洋主义外交"的胜利.     

马岛战争与撒切尔夫人外交

撒切尔夫人不可告人的野心和里根对南美战略的调整汇合为相同的利益,使撒切尔夫人坚信英美共同目标的力量而有恃无恐地选择了战争;美国提供的大量援助帮助撒切尔夫人实现了目标,撒切尔夫人的胜利打击了党内政敌——以皮姆为代表的反对大西洋外交的“湿派”和里根的反对派——黑格,所以,马岛战争的胜利实质上是“大西洋主义外交”的胜利。     

基于“颜色革命”的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公共外交探析

冷战结束后,支持特定国家的“颜色革命”是资本主义阵营和平演变战略的延续;目的是颠覆他国政权、重塑相关地缘环境,扩展和巩固资本主义阵营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受冷战思维驱动,资本主义阵营通过提升反对派动员能力、直接煽动民众情绪、施加压力削弱政府应对能力等微观层面的路径,改变他国“反对派—政府”的结构性力量对比;又在宏观的国际社会层面建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语境,美化“民主输出”,以提升“颜色革命”受青睐度。资本主义阵营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将支持“颜色革命”的手段蒙上自由、民主的虚假外衣,利用公共外交对外进行战略扩张。这类充斥话语霸权的实践,贯穿于“颜色革命”全过程,不仅采用幕后交易和对外宣传措施,还辅之以对新媒体和新型沟通平台的应用,极具渗透性和欺骗性。其反和平性异化公共外交概念,与公共外交建构和平友好关系的价值相背离。对此,中国既要认清美西方利用公共外交推进“颜色革命”的实质,又要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观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坚守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新国家主义

为解决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赔偿等克服过去问题,需要考察如下两种趋势:一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扩大国家主义意识及其运动的历史环境;一是战后日本社会持续隐秘扩散的新国家主义问题。考察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实施殖民统治的根源——国家主义在战后原样传承下来的背景,审视其对战争责任和战后赔偿问题的歪曲认识和举动,就能发现日本忽视政治责任和战后赔偿问题而只专注于本国利益和确立新国家认同性的社会脉络。     

试析日本掩盖战争罪行与推卸战争责任的原因及实质

８０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及少数政界要人公开掩盖侵略战争罪行,推卸战争责任。联系到冷战后日本为谋求政治大国而进行的的一系列举措,可以认为,日本的这些表现,其实质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沉渣泛起,为历史翻案,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做思想和舆论准备,这一切应当引起世界尤其是亚洲人民的警觉。     

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从革命到守成的世纪转变

革命和守成是考察近现代直至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历史演变的两个重要变量,由此出发,可以解析近现代直至当代中国的遗产问题在百年历史进程中涉及到的遗产的兴起、革命的历程及守成的复归和历史的逻辑等相关方面,从而对近代中国自辛玄革命到文革和申遗热所体现的世纪转变及其社会影响和文化原因作一详尽的勾勒.     

冷战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凸显及其缘由

台湾问题是当今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对冷战结束后台湾问题在两国关系中凸显的表现进行了阐述，并深入剖析了其凸显的缘由，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冷战后中国多边首脑外交：作用与方向

冷战后的中国多边首脑外交成绩斐然,实现了主权、发展和责任三大利益需求;拓宽了范围与渠道,深化了内容与作用;今后加强实践与理论研究应成为其在新世纪的努力方向。     

冷战后的美国政治与美国外交

冷战后美国政治频繁的戏剧性变化表明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和波动期。美国外交的摇摆与国内政治的波动有直接关系。这种波动不仅是政策性的，也是方向性的。美国政治的剧烈变化把党派冲突与文化检讨纠缠到一起，演变成美国人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匡正，美国外交政策也被置于这种冲突和匡正的争执之中。美国人自己内部的争执很难在短时间里取得共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各派都以自己的好恶去“指点江山”，干涉世界。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也就更加以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为出发点，而较少地面对国际政治的现实。     

明治天皇与甲午战争

明治天皇在甲午战争中的态度与责任如何 ?长期以来 ,日本的某些史学家或把他说成是这场战争的反对者 ,或把他视为被军部和政府拖入战争的被动角色。通过对明治天皇在甲午战争全过程中的言行及作用的探讨 ,可以看出 :明治天皇是这场战争的直接推动者和领导者。无论是战前的扩军备战、建立战争体制 ;还是亲自批准向朝鲜派出军队、对华发表宣战诏书、坐阵广岛大本营、协调内阁与军部在战略和策略上的分歧、筹集战争经费、鼓动日军的战争狂热 ;抑或是操纵马关议和、决定接受“三国”干涉 ,等等 ,明治天皇自始至终都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 ,发挥出了专制君主和最高统帅的作用 ,故犯有“破坏和平罪”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探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有利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政策,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科技发展道路。本文阐述了中共科技政策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功效,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

“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和难题。“三集团”论的兴起 ,“大国均势”论的推测 ,“文明冲突”论的预言 ,“单极时刻”论的发展 ,“全球村”的理想与现实 ,等等。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试图以新的推测或判定来宣布“后冷战时代”的终结 ,但“后冷战时代”仍在延续。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冷战后世界的变化是如此迅速和深刻 ,人们已经很难再用一种角度或方式来识别她了。     

冷战前期中国对日政策中的台湾问题

冷战前期,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新中国对日奉行了三手政策：一是反对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打）;二是鼓励日本扩大对华贸易（拉）;三是与日本人民联手,迫使日本政府废除日台“和约”（压）。     

试论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电报局的作用

电报局是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企业,它的创办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电报局创办之初,就鲜明提出以满足军务需要为第一要务。以往学界在论及电报局时,很少关注其在战争中的实际情况。事实上,甲午战争时期,从朝鲜战场到国内战场,中国电报局承担了大量不可或缺的事务,尤其是电报局通过架设随军电报直接参与战斗,为清军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     

简论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与清末政局

政治暗杀既是清末十分突出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部分革命党人的基本共识。为了有效地配合武装起义,激发起国人的反抗斗争精神,震慑清统治者,消灭顽固死硬分子,排除革命的阻力,革命党人策划了一系列对清廷重要大员的暗杀活动。尽管这些暗杀活动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与局限,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均对清末政局产生过直接而重大的政治影响,皆是反清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基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位,而国内矛盾和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降至次要地位。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革命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转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团结根据地一切抗日力量,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文化外交对国家国际威望树立的作用

在国际政治领域 ,国际威望既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 ,也是谋求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国际威望的树立取决于良好的威望政策的实施。二战后 ,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 ,在诸多威望政策中 ,从对外宣传发展出来的文化外交越来越成为关键的一环。作者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视角转换来阐明文化外交在国际威望树立中作用。     

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与战略选择

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中既有表现友好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又有隐藏在背后的政治安全矛盾。中日矛盾主要责任在日本。不断巩固和扩大共同利益,减少矛盾对抗;以多边合作取代双边合作,加强战略对话构建安全制度框架;摆脱情感式的思维模式,代之以战略性的新思维是改善和发展中日战略关系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