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职官志一》“三公三孤”条考辨(三)

"宣德三年勅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夏原吉,各辍所领,侍左右,咨访政事。"(《明史·职官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这里,"宣德三年"说因袭于王世贞《公孤表》序言部分:"独宣德三年,诏太师辅、少师义、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荣俱辍所     

汪应蛟心系百姓

汪应蛟，字潜夫，号登原，婺源段莘村人。少能诗。明万历二年（1574年）中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后历任南京礼部郎中、兴泉宪副、济南参政、山西按察使、右都御史代天津巡抚与保定巡抚、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累迁至南京兵部尚书。其为人亮贞有守，视国如家。     

木雕艺术殿堂龙川胡氏宗祠

龙川胡氏宗祠位于安徽省绩溪县瀛州乡大坑口村南，距县城东12公里，建于明嘉靖年间，坐北朝南，前后三进，建筑面积为1146平方米。胡氏宗祠为明代户部尚书胡服、兵部尚书胡宗宪、清朝红顶商人胡光镛的族     

袁崇焕籍贯新探

明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被清顺治帝用反奸计杀害之后,明亡清兴,袁崇焕在历史上,成为十恶不赦的“卖国贼”,长期被人唾骂,后来清康熙帝从顺治《实录》中,得知袁崇焕是冤死的,但也     

史道与明代涿州史氏家族

史道是明代兵部尚书,曾活跃于明代政坛,出使朝鲜,修筑了大同五堡。其家族成员也多为进士出身并走上仕途。史氏家族在明代的涿州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再论李岩其人——顾诚《李岩质疑》辨误

已故明史专家顾诚《李岩质疑》一文认为杞县本无李岩其人,关于李岩活动的记述,都是地主阶级的文人编造出来的。但根据李自成进北京后当时人的各种记载,确有李岩其人。从李自成进北京至逃离,李岩均在北京。李岩谏李自成营救天启张皇后诸事,皆有所本,并非虚构。关于李岩的籍贯,最近在河南博爱县发现《李氏家谱》记载,博爱县唐村人李茂春第四子李信字岩,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科考贡生。叔父李春玉字精白,以李信为嗣。崇祯十三年(1640)李岩与堂弟李沐参加了农民军,崇祯十七年同被李自成冤杀,年三十九。由于李岩在杞县粮行经商,其父李春玉字精白,故误传为明兵部尚书李精白。顾诚认为明兵部尚书李精白无李岩其子,从而否定有李岩其人,造成了对历史事实的误判。     

彭泽

在明代仕宦舞台上,彭泽是一位知文晓武,入而参议朝政,出而总督军务的重要人物。他累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明史》有传,《明通鉴》载其事迹。 他初名鄘,后改泽,字济物。“弱冠号敬修子,因匾书室日敬修斋”。又号兑斋。晚更号幸菴,自署幸菴道人、幸菴老人。甘肃兰州人。     

翁万达的典边韬略

作为一代军事家和政治家,兵部尚书翁万达的确不失为潮汕,乃至岭南先贤中事功最为卓著,诗文也最具特色的人物之一。万历朝首辅、大改革家张居正就曾对其作出了世宗朝边臣“仅仅推公（指翁万达）屈一指焉”①的评价。《明史》对其推崇尤高：“嘉靖中,边臣行事适机宜,建...     

美女雅称源于诗

佳人 《古诗十九首》:“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丽人 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玉人 谢枋得《蚕妇吟》:“不信楼头所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 红颜 吴伟业《圆圆曲》:“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粉 杜牧《兵部尚书席上作》:“偶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 红妆苏轼《海棠》:“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明烛照红妆。” 倾城 李商隐《北齐》:“巧     

罗贯中是王越化名质疑--与赵长海同志商榷

《三国演义》的作者为明代东原人罗贯中,明代各种版本均有明确题署。明代浚县人王越曾任兵部尚书,写了一些咏叹三国史迹的诗词,但他从来没有使用过化名,而且他卑视“野史小说”,认为优伶们的插科打诨和坊间传闻等都是“小人”所为,他一生从未从事过小说、戏曲之作,所以更不会是《三国演义》之作者。考证《三国演义》的作者,必须以真实而直接的文献证据为基础,若以想像作推导,是不科学的,只能是“想当然”的臆想和猜测。     

关于我国史学起源的几个问题新探

几乎所有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在谈到这门学科的源头时,都是从商代(有个别学者主张从夏代)讲起,从史官讲起,从《尚书》《春秋》讲起.在这些论著的作者看来,(1)、至商代才有(我们至今所知的)文字可考的历史,有文字才有文字记载;(2)、商、周两代的史官就是最早的史家;(3)、《尚书》《春秋》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两部史籍,当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与中国史学早期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事实上,史学不是到商代才有,它的起源比商代早得多;商、周两代的史官不是史家;而且,《尚书》、《春秋》两部典籍也不是史著。     

“岭南第一名臣”翁万达的民族思想

被誉为"岭南第一名臣"的明代嘉靖朝兵部尚书翁万达是一位事功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征南"、"御北"、"通贡"等一系列同周边国家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活动中体现出重优抚、少杀伐,重视教化,积极提倡通贡互市的民族思想,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孔安国在汉代《尚书》学传播中地位和作用

汉代《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个传授系统。孔安国为《尚书》博士,曾授业弟子倪宽,与西汉时期今文《尚书》学的兴盛有密切关系。同时他还整理、认读孔壁古文《尚书》,上献朝廷,并初步训解,传授弟子与后人,开创了古文《尚书》学派。故孔安国兼通今、古文《尚书》学,对两家之兴均有发起之功,为汉代《尚书》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以追日情怀开《尚书》生面--评陈戍国《尚书校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学者陈戍国教授潜心十五年完成六卷本皇皇巨著《中国礼制史》之后,又以积年之功推出其又一力作《四书五经校注》,《尚书校注》即是其中之一(《尚书校注》2004年 8 月已由岳麓书社出版)。《尚书》者,上古之书也,因其文古义奥、佶屈聱牙,历代注者虽多,仍聚讼不断。陈氏乃博采众言,详加校雠,并施以新式标点,遂使这本编排得体、注释精当的《尚书校注》得以问世,为爱好《尚书》者提供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读本,开辟了《尚书》学的新天地。陈氏《尚书校注》创新颇多,可堪评述者不胜枚举,尤以如下数端为显。一、正本清源、梳理真伪《…     

宋鉴《尚书考辨》的学术价值

《尚书考辨》是宋鉴关于古文《尚书》辨伪的重要著述,体现了清初《尚书》辨伪的成果,也不乏宋鉴本人的辨伪思想。此书考述古文《尚书》传承时彰显杜林的历史地位,力图缝合古文《尚书》在两汉流传的罅隙;在对古文《尚书》考论时,则凸显了训故以求其义蕴的经学研究途径。     

彭玉麟与梅花诗

古往今来,许多诗人曾写过咏梅诗,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梅花诗。但是写梅花诗最多的却是前清咸同年间的武将一彭玉麟。他曾任水师提督,先后辞任漕运总督、安徽巡抚、两江总督,后诏赐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他为人刚直廉明,不慕名利、不避权贵、不治私产,不御姬妾。但是,彭却有一部缠绵悱恻的情史,因而产生许多哀艳入骨的梅花诗。     

帛书《要》与《墨子》称说“尚书”意旨新探——兼与郭沂、廖名春诸学者商榷

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     

简论《尚书》性质定位

在历史中,对《尚书》性质定位的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尚书》道事,一种认为《尚书》记言。前者发端于《庄子·天下篇》“《书》以道事”,盛行于先秦与西汉;另外一种起源于《礼记·玉藻》,经过刘歆、郑玄等人的创造发展出了“言为《尚书》”的说法,盛行其后。“言为《尚书》”说法影响深远但又存在缺陷,因而在历史中引发了跨世纪的辩论,如清儒对唐人刘知几的驳斥、当代学者金景芳对汉学刘歆的批评。经过辨析,“言为《尚书》”实为方便说法,“道事”系列说法更符合《尚书》本质内容的定位。     

黄钺和他的《壹斋集》

黄钺（1750-1841）字左田，号左君（亦作左军）、井两居士，安徽当涂人，宫礼部尚书、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卒溢勤敏。工诗文，善书画，精于鉴赏，曾参加编纂《秘殿珠杯》、《石渠宝笈》，担任玉牒馆副总裁、全唐文馆总裁。所著《壹斋集》收诗四十卷、《二十四画品》、《画友录》、《萧汤二老遗诗合编》等，是清代一部较为重要的诗文集，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一黄镇祖居徽州祁门左田村（因以为字），宋末迁当涂，清顺治初年再迁芜湖。五世家居芜湖西门外升平桥，有老屋数十间，黄钺就诞生在这里。他天资颖慧…     

明中后期兵部的白银财政及与京师各部的财政关系

明代兵部也有财政职能,有独立收支。明初兵部便有皂隶、马差、驿传等财源,但在实物劳力财政体制下,各役按需设置,无法用货币统一度量,收入规模难以知晓。明中叶后,随着赋役折银走向定率、定额等,兵部逐渐有了大量白银收入。兵部的收入主要集中于武库司和车驾司,类项有皂隶银、马价银、柴炭银、筏夫银、驿传站银等。明后期,两京兵部白银收入规模约有902.74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约有888万两,南京兵部约有14.7442万两。解往两京兵部银库的白银共约157.1242万—188.38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贮藏约142.38万—173.64万两,南京兵部贮藏约14.7442万两。明后期,南京兵部建立总库对各司白银收入进行统一管理。但直至崇祯末,北京兵部仍未建立统一银库,四司各有收入,分别管理,较为混乱。兵部所藏白银主要用于军费、公费开支,但在开支时,兵部与户部、工部间存在着财权不清、财政挪用、互相推诿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