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     

卢舍那,中国的维纳斯

随着佛教在中国境内的兴盛,佛教石窟寺和佛教艺术也被北魏统治者所推崇。于是,在大建寺庙的同时,他们又开始大规模开窟造像,龙门石窟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始雕凿的。 北魏开凿的石窟,全部集中在西山,其中最著名的有宾阳洞、古阳洞、石窟寺和莲花洞等。古阳洞是支持孝文帝迁都的一批王公贵族和高级将领为孝文帝雕     

论西沃石窟造像的审美观念

西沃石窟作为北魏义邑窟的典型代表,其造像体现了此期佛教艺术中国化、世俗化的特点,代表了北魏洛阳民间造像所取得的新的艺术成就。其中一号洞窟题记总结了时代造像的一般审美理念,体现了时代宗教美学理念指导下的艺术标准,表现出佛教造像的程式化的审美定式和追求艺术创新的美学要求,揭示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审美过程和美感实现的一般规律。这在洛阳地区北魏石窟造像中还是第一次发现,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美学价值。     

云冈石窟中金翅鸟形象的汉化初探

金翅鸟本为印度佛教神鸟,伴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坐骑和护法存在。金翅鸟形象传入中国后,受本土文化、河西地区石窟艺术、早期南传佛教、中国儒释道、汉代墓葬壁画、汉代建筑风格、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风格、北魏汉化政策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使得云冈石窟艺术风格呈现本土汉化。云冈石窟金翅鸟有机借鉴和吸收了中华传统的“凤鸟”形象,这使得云冈石窟金翅鸟形象造型上不似印度石窟、克孜尔石窟等那般凶猛乖戾,更多了贴近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鸟。     

义县万佛堂建凿之起因

近世以来,撰写有关“万佛堂石窟”的文章甚丰,诸如[日]滨田耕作:《辽西义县石窟寺》、阎文儒:《辽西义县万佛堂调查及其研究》、曹汛;《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等等。①然而,北魏营州治所在龙城(今朝阳)。当时佛教很盛行,可是作为营州刺史元景,为了祈求孝文帝(元宏)病好,建凿石窟理应在龙城。那末,为何在义县“建窟立     

甘肃石窟文化综述

石窟艺术起源于印度 ,是依山崖开凿而成的一种佛教寺庙建筑。石窟艺术随佛教东渐而与佛教、佛寺一起传入中国。甘肃是西域通向中原的走廊地带。随着佛教传入河西以至在甘肃全省兴起和发展起来 ,石窟在甘肃得到迅速发展 ,从而使甘肃成为全国石窟最多的省份 ,被誉为“石窟之乡”。甘肃省的石窟文化是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与其他省份的石窟文化相比 ,其石窟文化有着不同的特点     

云冈石窟“纪念碑性”造像意义探讨

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也是北魏王朝用石头雕刻而成的王朝史、民族史,其中生动的佛教艺术符号为中国艺术史上的辉煌之作,云冈石窟所蕴含的造像意义即"纪念碑性":祭祀礼仪性、政治内涵性、自我自觉性为本文着重讨论的方面,以期对佛教艺术造像意义有进一步的认识。     

汉地佛教石窟造像研究

石窟随佛教产生而产生,随佛教东渐而传入中土,并广泛传播,与本土文化相溶合形成特有的艺术形式。通过考察现有石窟造像遗存,可以了解到:石窟中的造像艺术风格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变迁的;造像的形象及体态动作、表情、手语,都表达了极为丰富的佛教精神内涵及佛经典籍内容;佛教宗派在历史上的兴衰对石窟的主题内容有极大影响;佛教造像中的服饰、容貌、表情等的变化与佛教本土化过程紧密相关。     

太行山南麓几处石窟与摩崖石刻及相关问题

位于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焦作市,佛教历史源远流长,基础深厚,在北魏隋唐时期,是平城与洛都、洛阳与邺城的重要通道。该地区青天河摩崖线刻观音经像、悬谷山太平寺石窟及摩崖造像和石佛滩摩崖石刻造像三处佛教遗迹,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对研究西域和中原佛教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北魏孝文帝崇佛的政治意义初探

北魏是佛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孝文帝在位时期,崇信佛教,注重吸收南方佛教义理,推进了北方佛教的持续且有序的传播。本文由佛教在北魏的传入入手,先述北魏前期诸帝对待佛教的态度,再述孝文帝崇信佛教的诸多袁现,着重探讨了孝文帝崇信佛教背后所隐含的深刻的政治意义。孝文帝笃信佛教,使佛教在北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话播与发展,同时,也使得佛教文化渗透到了北魏政治统治的思想之中,对北魏,乃至整个北朝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     

浅谈江西宋代佛教之流布

宋代江西佛教发展迅猛,佛教寺院多,僧尼人数多。同时佛教的流布及影响又极不平衡。     

“民间文本”中僧尼形象之法文化解读——以明清小说为中心

明清小说中描写了大量的僧尼形象,反映出当时佛教职业群体与社会法律秩序的关系。小说中的僧尼大多对社会秩序存在着负面影响,如通过不正当手段攫取钱财、放纵淫欲、害人性命等。僧尼在明清小说中被定型为负面形象的原因包括：社会中确实存在的僧尼犯罪、价值观和评价标准的差异,以及僧尼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的紧张关系等。     

北魏“像教”发展的社会支持研究——以云冈石窟为例的分析

北魏时期中国北方社会的佛教发展以"像教"为特征,立寺造像是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的佛教信仰行为。云冈石窟作为北魏佛教发展的活化石,反映出北魏"像教"发展对于统治权威资源、管理制度资源、信仰权威资源和国民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依赖性。     

北石窟寺历代行政归属考略

北石窟寺,被称作陇东高原上的一颗明珠,是甘肃第四、庆阳第一大石窟寺。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始建至今,先后经历了十多个朝代、1500多年的历史风雨,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研究课题和佛教文化遗产。然而,关于北石窟寺历代行政归属,学术界至今缺少专文考证,笔者依据现有正史和地方史资料,试图对北魏始建到现代的北石窟寺行政归属做一个尝试性的探讨。     

高昌早期佛教造像形制及其特征——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

佛教在高昌盛行有一千余年,其著名的佛教石窟吐峪沟石窟是高昌现存最早,洞窟保存较多的石窟群。其精美的佛教壁画、佛教造像艺术,为研究高昌佛教文化及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吐峪沟石窟壁画为中心,分析早期佛陀、菩萨、飞天造像的基本特征,探寻其影响的来源,以还原最真实的高昌早期佛教造像艺术,对研究河西及中原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有重要意义。     

论宋代妇女与佛教

在佛教世俗化的背景下,宋代各阶层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妇女。她们信仰佛教的实践方式多种多样,有出家为尼,虔诚参与各类佛教节日活动,营建佛寺、捐钱造像、饭养僧尼,烧香念佛、刻写经书,死后葬于佛寺、火葬,研佛书、通佛理等。这些佛教实践的原因有自己或至亲疾病和死亡、受家庭影响、弘法僧尼的引导、看破红尘、妇女守节、求子和求富贵等。她们信仰佛教给自身、周边人和社会带来了许多重要影响。     

早期佛教与表演艺术

早期佛教与表演艺术的关系可以从教内和教外两个角度来加以考察。由于教内稳定的需要,早期佛教引入表演艺术用以调节僧尼在男女之情和娱乐艺术两方面的欲望。由于吸引世俗信众的需要,早期僧伽内部的诵经和面向在家信众的说法仪式中伎乐成分逐渐增加。由此揭开了佛教表演艺术发展的序幕。早期佛教表演艺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僧尼参与世俗化的伎乐表演的情形愈加习见;二、供养仪式音乐的戏剧因素逐步增强。以上事实,确立了佛教的通俗化趋向,这对佛教由部派阶段发展到大乘阶段可能存在重要影响,并且也规定了许多大乘经典的形成机制。     

甘肃石窟寺佛教美术概述

在中国美术史上,以石窟寺为代表的佛教美术源远流长,它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等为一体,形成了综合多种艺术形式的宗教艺术。中国古代的石窟寺遗存数量众多,甘肃一带更是保存了大量的石窟寺,除了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还有许多石窟寺分布各地。由于这些佛教遗存保留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因而自敦煌藏经洞发现至今,对甘肃佛教石窟寺美术等的研究成果纷至沓来。     

张筱膺的禅意山水

佛教讲缘起,即万事万物间的普遍而微妙的各种联系。张筱膺凭一支画笔,往来于寺院、交流与僧尼,真是因缘和合、不可思议。在一般人眼中,佛教应该是无为的、僧尼应该是遁世的。其实,这种认识是很不全面的。中国的大乘佛教讲自利利他、讲六度万行、讲弘法利生,要求佛教徒以入世的精神办出世的事业,两千多年的中国佛教史就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不断碰击、交融、发展的历史,中国佛教从来就没有     

云冈石窟中的龙形图像

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形图像应用广泛。魏晋南北朝时随着佛教东渐,龙在佛教石窟艺术中同样表现非凡,充当八部护法之一的角色。云冈石窟中出现大量龙形图像与其皇家工程有关。它是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北魏民族汉化过程的产物,上承秦汉之风,下开隋唐之气,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