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价司馬迁的道德观

在《史记》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认为司马迁的道德观是进步的,他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揭露与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虛伪性。如有人说:“司马迁指出当时有两种道德,一种是有财富有权势的人的道德,一种是被压迫者被统治者的道德。”又说:司马迁之反对封建主义的道德律,居然敢于给道德范畴打上阶级对抗的烙印,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创见。”有人则说:司马迁“不仅区別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而且是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猛烈的攻击压迫阶级道德,这是他的道德观点的非常进步的一点。”有人更说:司马迁“怀疑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圣贤和所谓仁义道德。而从实际出发,‘已饗其利者为有德’,肯定了另一类人     

论司馬迁与《史記》研究中的非馬列主义傾向

司马迁与《史记》,在我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司马迁与《史记》,作出批判的总结,是我们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短短的十来年中,就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对其作了探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在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方面,还存在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題。下面就三个重要问題提     

司馬迁的《游俠列传》有人民性嗎?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篇《游俠列传》,是记西汉游侠人物的。近年来,很多人认为,游侠是受压迫的下层人物,他们代表人民的利益来反对封建势力,司马迁给他们作传记,具有着人民性。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一、游俠到底是些什么人物? 司马迁把游侠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贵族之侠,一类是布衣之侠。战国的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属于前一类人物;西汉的朱家、剧孟、郭解之徒,属于     

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

(一) “傳”、“記”、“章句”、“注”、“解”,这种文体,原始于經,衍及諸子,以至于史書和集部。在体制上,它們原自有別;可是他們都是詮譯本文的。三國曹魏以后,又生出了一种詮釋性的文体,叫作“正义”,或“疏”,或叫“义疏”。注解章句,是就本文所說的加以詮釋;正义,义疏,是就章句注解所說的加以疏通。注解应与本文密切結合;义疏应与注解密切联系。不能各不相顧,独     

哲学视野中的艺术语言观念迁转论

"言意之辨"是中国古典哲学、诗学中一个聚讼纷纭的根本性问题,不过,通过对儒道佛三家和朱光潜、钱钟书等现代诗学大家的语言观的考察,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梳理出一条从古典诗学语言工具论向现代诗学语言本体论转变的线索.自20世纪出现"语言学转向"以来,朱光潜、钱钟书等学贯中西的诗学大家对脱胎于儒道佛三家的古典诗学语言工具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们或从情思与语言的一致性入手,或从区别哲学意义与艺术意义的言意关系入手,来论证艺术语言的本体论地位.     

讀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商榷司馬迁的生年”

程金造先生从史記三家注疏通結合的关系,及正义对索隱的申明、駁斥、纠正彼此間之联系,辨“兩人生于同时,而其書不相称引”之說非是,断司马迁確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卽公元前一四五年,至     

忽略讽刺的讽刺——对曹禺讽刺艺术的认识批评

曹禺的讽刺艺术是一种忽略了讽刺的讽刺。他温婉宽厚地将讽刺寄寓在客观的艺术描写之中，始终对准半封建培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丑恶，并为塑造典型的人物服务，形成了静冷深刻、绵藏针的风格     

沈从文讽刺艺术管窥

沈从文确实不是一位讽刺大家 ,但他的讽刺艺术以异化生命形式为讽刺意向 ,以下意识心理描写和戏剧型“误会”情节构置为主要表现手法 ,以严肃、含蓄为艺术品格 ,呈现出独具一格的艺术光彩 ,显示出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     

论阮籍的讽刺艺术

论阮籍的讽刺艺术吕立汉古代诗评家论阮籍诗歌者可谓多矣，然很少有人从讽刺文学角度加以鉴赏评析。李善虽独具慧眼，认为阮籍赋《咏怀》八十二首是“志在刺讥”①，但语焉不详。其实，阮氏作品不啻诗歌，还包括其文、赋等都称得上是讽刺文学的上乘之作。其秉持公心的讽刺...     

《钦差大臣》的讽刺艺术

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自一八三六年首次演出以来,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了,但它仍以不朽的艺术魅力牵动千万人的心。(一)从一句题词、一个误会情节和一个梦说起作品借用一句俄罗斯俗谚“脸丑莫怪镜子歪”作题词,言简意赅而又曲折含蓄的暗示:剧中所描绘的恶人丑事,均采撷于生活现实,决非杜撰。这一点可以从果戈理的写作意图中得到印证:“决定在《钦差大臣》中,将我所知道的……俄罗斯的一切丑恶,集成一堆……来同时嘲笑这一     

鲁迅讽刺艺术的美学原则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讽刺艺术大师。他创造性地把传统的和外来的讽刺艺术熔于一炉,又以新的探索和发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现代的讽刺艺术。他不仅提出了讽刺艺术一系列的美学原则,形成了他的讽刺艺术美学观,而且又创作了众多不朽的讽刺作品,在现代讽刺文学的发展史上,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试论鲁迅小说的讽刺艺术

<正> 鲁迅是一位卓越的讽刺大家。讽刺艺术的运用,几乎贯穿在他的整个创作中,成为他的艺术风格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本文只就鲁迅小说运用讽刺艺术的主要特点作一些探讨。一、讽人与讽世讽刺,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它的主要职能是揭露和批判,就是扫除社会的尘垢,拯救道德的沦亡,匡正思想的谬误。鲁迅对讽刺艺术有许多精辟见解,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把讽人与讽世结合起来。在我国古代讽刺小说中,他最为推崇的是《儒林外史》,认为其可贵就在“以公心讽世”,作者讽喻的是整个封建科举制度,不搞人身攻击,而“兼持公心,指擿时弊”,所以他认为这才是“足称讽刺之书”。鲁迅的创作实践也遵循“以公心讽世”的原则,这是他的讽刺艺术最重要的价值。     

浅谈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

杂文是鲁迅进行战斗的主要文艺武器。他的杂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它泼辣、幽默、含蓄、犀利、隽永,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些都和鲁迅充分运用讽刺艺术有关。可以这样说,没有讽刺,鲁迅杂文就失去了它的固有特色。鲁迅所以选用杂文作战斗武器,是由于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战斗的紧迫性。杂文言之有物,可以起到匕首和投枪的作用。它短小精悍,反映现实生活的灵敏度高,“对于有     

论东坡诗的讽刺艺术

在苏轼现存的２４００多首诗中,语涉讽刺者大约可占三分之二。其讽刺时政的诗篇,有些是露骨的讽刺;有些则是隐而不露,但其中蕴涵着“精悍道古”式的辛辣幽默。在其一部分赠答诗中,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表现对亲友的真挚情感的同时往往也借助讽刺的手法,从而使这类诗带有亲切而幽默的情调。其语带自嘲的诗篇亦占相当数量。用事讽刺是苏诗重要的讽刺手法,而大量运用比喻进行讽刺尤为其最大特色。运用反语和对比进行讽刺也是其常用的手法。上述讽刺手法往往互为交错或同时并用,妙趣天成。我们应该把苏轼诗歌讽刺艺术的渊源追溯到庄子。苏诗的讽刺艺术集前人讽刺艺术之大成并发扬光大,是我国诗歌史上讽刺艺术的一座高峰。     

《常言道》别具一格的讽刺艺术

《常言道》为清落魄道人所编,通篇以金银钱为线索,串引出无数人事来,摹尽世态,写足人情,展现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风俗图,寄托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激之情。     

略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一部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小说,它以新颖、奇特的譬喻,生动、传神的细节,诙谐、幽默的笔调,展示了作者独具特色的讽刺艺术。讽刺艺术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深厚的渊源。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指出:“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到十八世纪中叶,《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把这一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有人把《围城》与《儒林外史》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儒林外史》,并非过誉之词。所谓新的《儒林外史》,这不仅仅是就它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生活的题材而言,最主要的还是指《围城》渊源于传统,并超     

幽默、讽刺和喜剧艺术

幽默、讽刺、滑稽、调侃是喜剧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段,但在喜剧创作过程中各具不尽相同的艺术功效。幽默要温敦些,讽刺则冷峻些,二者不是截然而异的。喜剧是以其喜剧手法,对社会生活的矛盾和不协调做大快人心的揭露或赏心乐事的炫展。喜剧性情节、喜剧性性格、喜剧性语言,构成喜剧艺术的三要素。讽刺性喜剧与诙谐剧的区别在于对不同喜剧机制的运用。在充分调动喜剧的直接效果一“笑”的艺术心理基础上,才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笑的艺术创作心理和创作技巧,从而产生最佳的喜剧效果。     

谈《唐璜》的讽刺艺术

一八一八年,拜伦写的滑稽歌剧式诗体讽刺故事《别波》,将威尼斯的日常生活,狂欢节的喜悦,和轻浮的风俗习惯,用半庄半谐的笔调,和讽刺、抒情、夹叙夹议的手法,淋漓酣畅,妙趣横生地交错在一起,并使这个轻松欢快的场面,和英国资产阶级贵族社会的虚伪、贪鄙相对照,从而使长诗具有幽默诙谐,和尖锐庄重的政论性质。拜伦对这种口语入诗的意大利滑稽史诗惯用的八行体的第一次尝试,可说是长篇讽刺史诗《唐璜》的一次预演。按照诗人的原意,也本想把《唐璜》写成《别波》式的风格,即     

论鲁迅现代小说的讽刺艺术

鲁迅是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奠基人,他秉承、延续并发展了中国讽刺文学传统,又从异域的讽刺文学中吸取经验,开创了现代讽刺文学的先河,为以后的深入开拓奠定了基石,成为现代讽刺家的先驱.他的讽刺文学以其超拔的讽刺思想和讽刺艺术,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中占有着杰出的地位.他的《阿Q正传》、《肥皂》、《高老夫子》等现代小说,是现代讽刺文学的奠基之作.鲁迅的现代小说发展了现代讽刺文学,他的讽刺艺术,是对以“中和”为最高理想的古典主义审美原则的动摇和冲决,对既往婉讽、劝善、美刺精神的历史超越,是现代理性批判精神在艺术中的延伸和升华,代表着走向成熟和完备形态的现代意识.鲁迅的讽刺艺术,主要在两种相关而有区别的渠道     

试论《围城》的讽刺艺术

钱钟书写于１９４６年的《围城》,至今已有英、法、德、日、俄、捷等多种文字的译本,是一部饮誉世界文坛的长篇杰作。凡读过《围城》的人,有一点总体印象恐怕是相同的,那就是它所表现出的那种凌厉的讽刺。柯灵在《钱钟书的风格与魅力》中说：“钟书创作的基调是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