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认定困境与因应

相较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产品责任在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责任分担方面更具共识与优势,既高度契合自动驾驶汽车的事故特点,又可以直接督促生产者一方提高产品安全性能,并且能够更好地救济受害人和分散风险。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认定面临技术与法律层面的诸多障碍,当前并无成熟的技术标准可供适用,而消费者期待标准与风险效用标准也各自存在适用困境。理性算法标准将注意义务对准自动驾驶系统本身,充分挖掘产品设计缺陷背后的过失属性,契合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特征,增加了受害人救济的可能,同时也稀释了产品缺陷的负面评价,可以很好地缓解设计缺陷的认定难题。理性算法标准的适用需要区分不同阶段的自动驾驶汽车、不同类型的危险,同时应从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以及网络和数据安全三方面更新技术标准,完善生产者一方的警示义务与跟踪观察义务。     

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刑事责任新论

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没有驾驶员操作的情形下，能够自主、安全地行驶车辆。对其交通肇事后刑事责任的分析应当区分为纯自动驾驶和有条件自动驾驶两种情形。纯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后，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不应当由车辆本身作为刑事责任主体，但由于此时的驾驶者相当于乘客的角色，自始不参与车辆操作，故而设计者成为责任主体，对于肇事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宜采用“可能性”的概率论。有条件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后由驾驶者作为主要的责任人，依据“合法则条件说”对肇事结果承担罪责，设计者、生产者或销售者依其预见可能性，在可能的范围内承担产品过失的罪责。     

自动驾驶事故中过失竞合的刑事责任归属

自动驾驶事故中出现的过失竞合问题，由于涉及多方主体，必须在厘清自动驾驶分级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准确判断责任的归属。自动驾驶系统本身无法成为独立的刑事责任承担主体，当自动驾驶系统故障成为交通事故重要原因之时只能追究其背后生产商的责任。但从我国当前的单位犯罪立法模式来看，虽然能够在理论上认定生产商具有刑法上的过失，但却没有可以适用的相应罪名，只能追究其产品责任。生产商内部的具体责任人应承担相应的过失责任，这需要结合具体责任人的地位进行实质判断。在涉及人数过多的情形，为避免过失犯处罚的无限扩张，应积极运用信赖原则、因果关系、实行行为等理论限制处罚范围。     

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的刑法应对

自动驾驶汽车已经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并将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自动驾驶汽车在法律层面所引发的驾驶人角色的消解、心态的异化、谨慎义务的变化，给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的认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此，刑法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主要包括承认自动驾驶系统的驾驶人地位、给予驾驶人必要的容忍和信赖、赋予驾驶人恰当的谨慎义务。     

醉酒驾驶之定性研究

学界对于醉酒驾驶的主观方面认定争论不休,其根源在于我国《刑法》对于醉酒者的刑事责任承担规定过于粗陋。原因自由行为归责理论之间接正犯说认为,判断原因自由行为的罪过只需认定原因行为的主观状态。醉酒驾驶行为的主观方面应当统一是过失,即一般醉酒驾驶行为者在饮酒时对于危害后果的意志因素都是持反对态度,而不是不希望也不反对的态度,故而属于过失。因而对醉驾应当继续保持二元化惩罚,未达犯罪标准的行为无须入罪,可采用行政处罚;已达犯罪标准者则以交通肇事罪处罚。     

危险驾驶行为定性研究

危险驾驶行为不仅包括醉酒驾车和飙车,还包括吸毒品后和无驾驶技术驾车等具有高度危险的驾驶行为。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被定性为犯罪,而对于闯红灯、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由行政管理手段进行调控。醉酒驾驶、飙车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引起社会各界对此类恶性交通事故定罪量刑的争论。对此类行为是定此罪还是彼罪,应结合具体案情,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理进行认定。     

人工智能时代过失犯理论的挑战与应对——以自动驾驶汽车交通肇事为例

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致害所涉犯罪主体复杂多样、前置性规范缺失,以及人工智能产品固有的自主与黑箱特性等问题给过失犯理论带来了变革的压力与挑战。传统过失犯理论、新过失犯理论以及客观归责理论都无法解决人工智能产品致害所涉过失犯罪认定问题。人工智能产品致害所涉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问题应当接受“法益保护优先,兼顾科技发展”刑事政策的约束与指引。坚持“法益保护优先”的基本定位,意味着要借鉴风险控制理论,以及客观归责理论中创设法所不允许危险与实现法所不允许危险的判断规则,进行客观层面是否入罪的判断;遵循“兼顾科技发展”的制约原则,则需要运用结果预见可能性理论中信赖原则等内容,进行主观层面是否出罪的认定。     

危险驾驶罪的构成与认定

危险驾驶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新规定的犯罪,是对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的实质性修改,其中蕴含了巨大创新。危险驾驶的严峻现实和风险刑法理论是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实践和理论依据。危险驾驶罪在主观和入罪标准等方面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有所不同,文章旨在分析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及其认定、危险驾驶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以期正确适用法律。     

醉酒驾驶行为的罪责研究

近期,以醉酒等高度危险方法驾驶肇事的案件频繁发生,而且后果极为严重,民间对此一片讨伐之声.对以高度危险方法驾驶肇事的行为以什么罪追究刑事责任,应该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不能因刑定罪.面对已发生的案件,我们应该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或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或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或按照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多恶性交通肇事案件,以修改刑法为考虑思路,将个别危害极大的高度危险驾驶肇事的行为独立成罪.     

严格责任适用下的危险驾驶罪认定

严格责任应取相对严格责任的含义，强调举证责任的转移，危险驾驶罪在司法认定中适用了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危险驾驶罪适用严格责任的客观依据是其犯罪构成主观方面不明确，其法律依据是刑法典中抽象危险犯的有关立法，其实质根据是危险驾驶行为与主观罪过之间存在的高概率联系。危险驾驶罪适用严格责任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能够有效地实现个人权利保障与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协调和平衡．提高诉讼效率，充分体现刑法预防犯罪的机能，但是，适用严格责任认定危险驾驶罪应保持谨慎态度，充分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和举证的权利。     

可在黑暗中使用的放大镜

你是否认为自动驾驶的汽车遥遥无期?现在,安装了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的本田雅阁轿车已经在欧洲上市了。它可以让车辆自动保持在行驶的车道中, 并能够根据道路的交通状况调整车速,而你只需要告诉车辆你希望的车速和你想要到达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危险驾驶罪的理解与适用

醉酒驾车、飙车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严重威胁到社会安全,《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危险驾驶犯罪。分析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剖析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强调司法实践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等,对正确理解与适用危险驾驶罪具有指导意义。     

论替代型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认定——以自动驾驶汽车为视角

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替代型人工智能致人损害时应适用产品责任规则,但在产品缺陷判断问题上存在实践难题。究其根源,是传统的缺陷判断理论均建立在设计工艺已高度成熟的工业产品之上,无法匹配以复杂算法为主导的智能产品需要。对智能产品缺陷的判断需立足于新的事实基础,进而完成价值权衡和规范设计。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风险性使得确保产品安全成为法律治理的首要目标,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之于整体福利提升的意义,促使治理者在管控安全风险的同时需兼顾技术创新价值。生产者过失要素能够妥当表达此种价值判断结论,依循自动驾驶汽车可能致害的具体情境建构生产者的理性设计和全流程警示说明义务,并以义务的违反作为判断产品缺陷的指针,是认定替代型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可行路径。     

网络服务者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及其刑事责任

网络服务者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涉及的犯罪类型多以法定犯的形式存在,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对刑事责任认定具有实质影响。但保护义务设置的抽象泛化以及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盘根错节,导致网络服务者刑事责任认定存在刑行衔接不畅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层级化、精细化和合理分配等途径优化网络服务者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设置。另一方面,应当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相对统一的实质关系。限缩解释相关罪名中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类型,将行政程序要素作为刑事违法独立性审查的要素,实现行政法与刑法的顺畅衔接和双向联动,有效防止网络服务者刑事责任认定的不当扩大。     

从美国立法经验看我国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制度的建设

美国的自动驾驶汽车立法有借鉴作用。美国联邦的道路交通安全局(NHTSA)逐年更新的政策既界定了联邦和州政府各自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管理权限，也指导和帮助了州的立法实践，而州的法律又具体规范了自动驾驶汽车测试的执行。但美国的经验仅可作为一种参考，思考我国自动驾驶汽车法律规则的制定，必须立足我国国情。我国在自动驾驶汽车立法时，应确立安全的核心价值，有效平衡法律规范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构建较为全面的权责体系，以及确立交通事故责任分配和赔偿机制。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三者关系的梳理与探究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同属于法律责任的下位概念,它们虽相互独立,但彼此之间交错、纠结、聚合等现象也极为常见,以致给法律运行带来诸多问题。以法律责任体系为思考基点,综合运用民法学、行政法学和刑法学的基本理论,在梳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关系的基础上,总结、分析我国当下三种责任之间属性上的模糊、认定上的纠结以及种类上的聚合问题,旨在提出要在法律责任体系意义上通盘考虑、强化规范设计以及明确责任与责任承担方式等原则性的解决问题的思考进路。     

自动驾驶汽车的道德算法设计——一种风险分配立场

自动驾驶汽车的道德算法架构,是涉及法律与道德、正义与情理等法哲学的基本命题。在现有模式中,功利主义与普遍的道德直觉相背离,义务论又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基于调和论立场所形成的风险分配模式,旨在用不确定性算法代替确定性算法,在理论上徘徊于两种极端之间,且具有超越两者的显著优势。具体而言,应当以价值等级序列为支点,以风险分配均等化为核心。诚然,算法设计的本质是在决定如何分配风险,当特定群体所承受的特定风险超越极限时,便需要根据社会主流价值判断调整各因素的权重。或许,这就是算法设计中风险分配的终点与宿命。只有通过不断修正,才能逼近特定时间段内可能存在的“正解”。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解读及其完善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的犯罪。从行为性质上分析,危险驾驶罪属于刑法理论上的危险犯。其行为类型包括追逐竞驶型危险驾驶和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两种。危险驾驶罪在立法方面存在范围规定过窄,刑罚设置单一化等需要完善的问题。     

论驾驶报废机动车行为的入刑

大量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仍然上路驾驶,严重破坏机动车监管秩序,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加剧环境污染,影响社会稳定。现行立法上的处罚不力,是导致驾驶报废机动车行为多发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从危害结果和前科经历两方面,来限定驾驶报废机动车行为的入刑范围,有必要通过《刑法修正案(九)》将"在道路上驾驶报废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的"行为,以及"因驾驶报废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又驾驶报废机动车的"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的处罚范围。这样,既有利于惩治严重的驾驶报废机动车行为,又能避免打击面过宽。严重程度较低的驾驶报废机动车行为,则由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     

论事故犯罪概念与主体要件

事故犯罪具有法益侵害的严重性,学界对事故犯罪的研究有所缺失。笔者认为,事故犯罪是指负有特定义务的主体违反注意义务,产生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财产权利的严重结果,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以事故犯罪的概念为逻辑起点,事故犯罪的主体则是指实施事故犯罪行为,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