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救助权实现的路径分析

社会救助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社会救助资源不足、资金短缺成为制约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工作开展的瓶颈。动员、引导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社会救助领域是实现公民社会救助权的重要保障。以社会救助社会化为突破口,以培养发展公益慈善类非政府组织和民营企业为载体,建立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为支持相互交叉、相互合作的社会救助体系,形成政府与社会力量双轮推动社会救助事业的新格局。     

给付行政的法理基础探究

给付行政以公民的基本权为基础,现代国家对于给付行政愈加重视,这需要从制度层面明确国家的给付义务和国民接受给付的权利,给付行政的理论构建也就顺应社会发展成为热点问题.文章以给付行政产生的背景入手,合理界定了给付行政的法律理念,凸显国家优先推进实现国民生存权的给付行政之责任与义务.     

我国公民劳动就业权的法理解说与法律保护

劳动就业权是指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保障下我国公民获得劳动就业机会并在劳动过程中得到基本保障的权利,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劳动就业权作为基本人权及宪法性权利的真正内涵以及国家对该权利实现所负的义务,并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探索公民劳动就业权法律保护的路径。     

行政救助的几个基本问题——一种弱势群体权利保障机制的检讨与反思

行政救助在制度设计上,旨在规范行政权力对社会弱者的救助行为,体现对弱势者的权利保障。笔者从行政救助这一机能出发,对行政救助制度作出检讨与反思,提出行政法学上应重新确立行政救助概念,拓展救助内容及方式,并加强对行政救助当前命题的研究。     

论社会救助权国家义务之逻辑证成与体系建构

社会救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生存权的核心内涵之一,在社会保障权体系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顺利实现,是解除贫困群体的生存危机、维护社会底线公平、体现政府公共责任的有效路径。社会救助权的保障仰赖国家履行相应义务,国家义务是社会救助权实现的根本保障,具体涵摄国家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三个层次。对于社会救助权的保障,国家尊重义务是基础与前提,保护义务是后盾,给付义务是核心。     

社会救助中国家义务的履行

社会救助权是社会保障权体系中的基础部分,并作为生存权的核心内容,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社会救助义务是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在其无法以自力维持生存时而给予物质帮助或非物质上的帮助,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维持生存之最低生活水平的义务。保障公民生存权、实现公民社会救助权利是国家的当然义务,推动社会救助的进步,实现公民生存权也最终有赖于国家救助义务的有效履行。国家救助义务履行的程度是公民权利保护实现程度的关键,有效履行国家救助义务首要的是需将国家义务法律化,具体包括宪法、条约和法律途径;其次是需要厘清具体履行义务的主体,完善履行义务的具体方式;最后是完善义务不履行的救济途径。     

宪法物质帮助权的法理分析

宪法物质帮助权是公民基于生存权而享有的重要人权,它是指公民享有的获得国家经济保障的权利.当公民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而丧失所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或因疾病而面临生存危机时,向国家主张物质性援助的权利.国家对陷入危难之中的公民提供救助是其根本的责任.     

个人信息查阅权的法理基础及实现路径

个人信息查阅权是数字时代矫正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之间不对等状态的重要权利,其法理基础可以追溯到信息自决理论、正当程序原则和权力不对称关系理论。在个人信息权利束中,个人信息查阅权处于基础性地位,是更正补充、删除权等的行使前提。然而在实践中,由于权利实践成本过高、身份验证存在泄露风险、权利客体范围仍不明确以及权利行使的负外部性导致个人信息查阅权的实现存在困境。以信义义务为保护框架,结合正当程序原则,个人信息查阅权是集法律维度与技术维度于一体的重要矫正工具,其实现应以“多方参与、协同合作”为理念,共同推进权利的实现。具体而言,信息查阅权可通过系统设计增强其可操作性,通过对信息查阅权的行使方式、行使期限以及权利限制等进行细化,保障权利实现的可操作性,以期从根本上保证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暴力恐怖事件的行政救助机制研究

政府对暴力恐怖事件中的受害人及其近亲属施以行政救助在实践中已经存在,但在现实中却缺少法制的考量:一来无明确的法律规范,欠缺法定的义务来源;二来无相应的具体制度和应急机制,无法保证救助行为的有效落实。面对现实与理想、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巨大反差,行政法学界有必要对我国暴力恐怖事件中的行政救助进行适当的质疑与反思:质疑其是否有存在之必要,反思其是否有改进之方法。如此,方能使法治理论契合现代社会发展之迫切需要,以突显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价值意义和实践精神。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

当今世界上比较通行的行政执行权的分配模式是以德奥模式和英美模式为代表.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及其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欠缺的分析,并借鉴当今世界通行的模式,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     

论行政裁决之法律救济

行政裁决制度是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着我国依法行政的实现进程。文章从行政裁决之法律救济入手,探讨了制约行政裁决之法律救济的价值目标和法律规定等因素,并认为对行政裁决的法律救济应以行政裁决的价值目标为基点,根据行政裁决范围、种类、行使方式及当事人的诉讼标的的不同,灵活确定不同的法律救济模式。     

论行政法治文明的构成要件

行政法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是人类在改造社会,完善自身过程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是国家行政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从内容上看,行政法治文明主要由文明的行政理念、文明的行政组织、文明的行政行为及文明的行政救济等4个要件构成。     

论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     

论当代中国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迁徙自由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宪法学和法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迁徙自由权的法律确认,在我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迄今为止,我国尚未真正实现迁徙自由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迁徙自由权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制度的进程中,以宪法形式确认公民迁徙自由权,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就会得到实现。     

商业秘密行政救济制度研究

在商业秘密遭受侵害时,行政救济是重要的救济途径。目前,我国商业秘密行政救济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如：行政救济主体的确定不合理,对“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性质的认识、运用、执行存在问题,罚款的设置不尽合理。对此,应由专利管理部门主管技术秘密的救济,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界定为行政裁决并具体化,针对不同的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设置不同的罚款数额。     

自然人的人格权与法律救济

文章从比较法上探讨了自然人的人格利益与人格权,认为自然人的人格利益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精神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之一;人格权就是以这些精神利益为基础而依法产生的权利,它体现了法律强制力对自然人人格利益的保护。鉴于自然人人格利益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和任意性,因此,建议在司法实践中,立法上不可能将所有的人格利益都纳入法律救济的范围,而是要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并具有法律保护价值的人格利益,将其上升为法律上之权利,予以救济。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拥有的一种行政权 ,在我国运用范围较为广泛 ,且有其合理存在的依据。但是 ,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 ,又常常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为了实现依法行政 ,必须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     

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性机制:教育权利救济

在法治原则下 ,救济与权利是相附随的 ,任何权利在受到侵犯时都必须有救济。教育权利的实现也需要救济机制。教育权利救济是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化机制 ,教育权利救济机制的框架是以宪法救济为根本 ,诉讼救济为主导 ,诉讼外救济为补充的整体。     

论无效行政行为的救济

如何对无效行政行为进行救济,是理论界尤其是实践界颇为棘手的一个问题。笔者在论证私力救济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以私力救济(相对方行使抵抗权)和公力救济(相对方提起确认无效之诉)相结合来对无效行政行为进行救济的初步设想。     

关于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思考

重视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对加强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述了国家行政机关作为表现国家意志的机关,具有特殊法律地位;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是国家责任的重要内容,其责任内容和责任形式取决于国家的性质、目的和任务;而国家行政机关法律责任制度是否健全,亦成为国家责任制度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意识和现行政治体制中的缺陷是阻碍我国行政机关法律责任制度健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应当关注这个问题,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