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治、人治与法治

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思想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人们一般否定了“人治”,认为“人治”与“法治”相对立。但对于、治”有些人持肯定态度,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适价值”和“永恒价值”。我国法治不能离开‘’礼治”,“礼治”应该与当今法治相辅相成。笔者并不否定传统礼治中存在某些合理的成份,但也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礼治正是封建人治的根基,“礼治”的基本内容与实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对立的。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非常…     

礼治、法治与合法性

本文以合法性概念为切入点 ,分析了中国古代礼治和西方法治的合法性要素 ,探讨了中国礼治的合法性危机和法治的合法化道路 ,并以合法性的经验与规范的二元论为基础 ,分析了当前中国法治之路上法律移植论和本土资源论之间的分野 ,明晰了这种智识分野的理论根源和社会基础     

春秋时期传统礼治与法治思想的孕育

春秋上继西周、下启战国的过渡性质使其社会思想的表现极为复杂。春秋时期,不仅社会上涌动着以礼外交、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传统礼治思潮,人们对传统礼治所表现出来的内部矛盾,即礼之实与礼之仪的相互脱节也发表了批判性意见。为实现“天下国家可得而正”的礼之实的政治目的,一些政治家甚至摒弃了虚而无用的礼之仪。在其政治实践中,已初步具备后世法家的法治萌芽。     

论董仲舒的"礼治"思想

董仲舒吸收融合了新道家、新法家等诸子的礼治思想 ,以孔、孟的儒学为核心 ,形成了以仁德为本 ,以礼治为主 ,兼容阴阳五行学说 ,倡导“三纲五常” ,礼主法辅的礼治思想。主要包括仁德论、教化论、“天人感应”论和“三纲五常”论四部分。     

论法治与文化

法治有其文化基础,只有当法治本身成为文化,法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时至今日之中国,法治尚未成为文化.为此,需要剖析其原因,并从科学理解文化之本义、采取正确的文化政策、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和协调中西方法治文化等方面而努力.     

论德治与法治

德治与法治的争论是古今中外经久不衰的话题 ,这本身就表明德治与法治之间无法替代的价值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被赋予了崭新的涵义。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思想道德体系 ,促进思想道德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普遍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道德素质 ,是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主要任务。     

论法治与精神文明

法治与精神文明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法治是精神文明的产物,而精神文明为法治提供思想道德基础,使其从总体上获得实质合理性;同时,精神文明基于对法治这种治国方略外在完美性和所蕴含的文化品味的追求,必然要求法治具有形式合理性。资产阶级法治只注重其形式合理性而无视法治的实质合理性。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历史上最进步的新型法治,应该是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有机统一。     

论人治与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法学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各种原因,在法学界的一些人中,由讳言法治,怕谈法治,到公开反对法治,把法治当做资产阶级的东西。六十年代初,由于提倡人治,大学法律系和政法学院取消了刑法、民法、审判法等部门法的讲授,而代之以刑事政策、民事政策、审判政策等。法学理论也只讲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为中心工作服务,法的内容不见了。人治与法治问题就成了法学领域的禁区。“四人帮”大谈     

论法治与党的领导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顺应历史潮流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国从此正式开始走上了.法治化的道路.明确地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我党的执政理论的重大飞跃,意味着我党的执政方式开始发生实质性的转变.深刻认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找准实施重大变革的切入点,对于在新形势下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儒家文化与法治

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构和运作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长必须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因此,探索中国古代法的文化精神,促成中国法文化的现代化,是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中国古代法以儒家之价值为价值,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精神实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在"人"与法的关系上重"人"轻法.中国的这种法律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建成西方式的法治,中国的法治必须充分利用本土的道德资源.     

再论法治、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

法治、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的关系大致可以这样表述:法治决定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法治思维支配法律手段;法律手段的运用反映和体现法治思维。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与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具有互动作用。执政者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会促进相应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反过来,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又会给予相应国家、地区执政者更主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以动力、促力。一个国家、地区一旦形成了这种良性互动,即可认为其已步入了法治运作和科学发展的轨道,进入了法治社会的常态。     

论法治现代化与法治精神的关系

法治现代化与法治精神具有依存性、统一性和互动性.法治精神是法治现代化的必备要素,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缺乏法治精神,无论制度如何完善,都不可能是成熟的法治社会.而且,法治现代化建构的路径是一条从法治精神到法治社会,再从法治社会到和谐社会的路径.和谐社会作为高层次的法治社会,作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想社会,同样需要以法治精神为基石.     

论法治概念与法治判断的要素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法治判断的要素非常重要。法治是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方略,是一种法律精神,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法制模式,是依法办事的社会状况,是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理想。法治具有主体、客体、依据和标准四个基本要素。     

论私法与法治社会

私法以其对权利事实的私法配置,决定了它与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私法不仅揭示着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而且也以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决定着社会法治的发展取向。现代法治社会,以对社会关系的私法调整为其首要条件,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本内容是私法之治,没有私法和以私法为核心并体现私法价值的国家法治结构,也就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和法治社会。所以,我国在实现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条件下,应当特别强调和突出加强私法建设和私法之治的意义,着力培养和树立人们的私法意识和私法之治的观念,以私法的价值观认识社会与社会法治,从而为我国的法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唐代的礼治

统治有低级统治和高级统治之分。高级统治必须是在法治的基础上 ,强化礼治。礼治是指以思想教化、文化制约、道德规诫为主要手段的统御。唐代中前期 ,是一个典型的重视高级统治的社会。其礼治御官化民的主要措施有 :续汉制尊儒倡道 ;育官吏九经举仕 ;倡官德诏谕劝勉 ;重孝义旌表门闾 ;尚敬让行乡饮礼 ;禁左道违礼必究。唐代的重礼治 ,对今世也很有启示意义。     

论税政民主与法治

税政是与税收、税务各有侧重、不尽相同的概念。税政重在"政"字,国家赋税不仅具有经济性和公共管理性,更具有政治性。税政的政治性表现在互为逻辑的两个方面,即税政民主和税政法治,涉及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公民财产权、代议机构税收与预算意义上的财政权、税政领域的公民参与、法律保留原则、税收政策法治化、公民税收程序权利、税政与公民社会以及民生和人性等广泛问题。税政概念成为这些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并由此将这些问题的分析纳入宪政话语。以税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因此成为宪政基本制度,人民与政府的政治关系在一个现实层面上"民主化、法治化"为公民财产权与政府财政权的宪政关系。     

论权利意识与法治

法治的核心是实现公民的权利,国家权力必须认真对待权利.公民是否普遍具有权利意识,执法人员是否普遍具有权利意识和能否文明执法,对法治的实现有重要影响.公民必须具有权利意识才能实现和捍卫自己的权利,现代法治社会的执法者必须具有权利意识才能为公民的权利提供司法保障.     

法治与德治衡平论

“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 ,强调“依法治国 ,法律主治” ,“德治”强调“以德治国 ,道德主导”。整合二者之间的关系 ,不仅是理论上的重大问题 ,也是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实践问题。     

道德人文主义与政治礼治主义

原始儒家站在轴心时代历史的需要上反观理想政治的历史形态,以德和礼剖析现实,解读伦理和政治,在为直接解决现实社会混乱格局而做出的政治考虑和为超越世俗社会的不完满而做出的政治应当状态的构想中凸显出道德人文主义和政治礼治主义两大理论特质。     

论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

有的人认为,中国建立法治国家的困难,是因为中国没有法治的文化传统。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缺乏法治理念与制度,不过,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和西方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表面上称为法治,实际上则是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