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悖论及其消解

法治的目的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又需要国家权力,这就形成了法治悖论.法治悖论的解决不能依靠国家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而必须依靠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用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来制衡国家权力.     

现代法治理念之悖论与反悖论

现代法治理念包括普适性、统一性、强制性、确定性,等等.但这些被人们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性标准却遭遇了地方性、多元化、温和性与情境性的悖论.而产生这一悖论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法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天然冲突,而是因为人们对现代法治理念所设定的各种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是随着人类社会和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甚至随着人们对现代法治理念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改变而改变.     

超越悖论:论消费社会中人的解放

消费社会的出现,导致了人的社会关系、人的活动及能力、人的需要和人的个性发展悖论。而作为消费社会主导逻辑的资本逻辑,则是造成消费社会中人的全面性、自由性、真实性与独特性的消失,导致人的悖论式发展的真正原因。因此,只有破除物对人的全面控制,消除消费意识形态的幻觉,扬弃符号逻辑对人的异化,才有可能实现消费社会中人的社会解放、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     

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

文章提出了我国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悖论"问题的存在,分析了法治建设中"政府悖论"问题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传统文化、路径依赖和政府失灵等因素,指出了"政府悖论"问题的必然性、复杂性、长期性,认为解决"政府悖论"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法治观念的全面提升.     

法治理论中国家悖论的法理反思——以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视角

本文以法治理论中的"国家悖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试图尝试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提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良性互动作为"国家悖论"问题的解决方案.     

以法治反腐破解反腐与防腐的悖论

历史上任何一次反腐都伴随着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利益共同体对于反腐不同程度的抵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的反腐斗争,让人民鼓舞与震撼的同时,难免有人对当前反腐提出不同看法。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监督权力的行使,一直是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从世界各国预防、惩治腐败的实践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法治。只有法治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杜绝权力的滥用。本文根据当前法治反腐的思维和方式,以法治反腐为切入点,以法治反腐的五个统一,破解反腐防腐的错误思潮,从而论证法治反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应然选择。     

文明冲突的悖论及其超越

作为一种霸权理性,文明冲突论是以一种对文明误读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文明对话的最大困难在于各对话主体的宗教使命和道德信条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将持续下去,对话问题也必须解决,因为这是唯一的路径。     

中国涉外法治研究主体性建构的悖论及其超越

当前中国涉外法治研究的主体性发展陷入“既自我认同又自我否定”的困境中。西方以“全球化”和“现代化”为名主导国际法治并温和渗透到中国涉外法治知识体系。在此影响下,中国学界开始自我东方化:一方面认为中国与西方在涉外治理上的差异是一种“落后”,这种认识激发了强烈的主体性意识和进步意愿;另一方面,在建设中国涉外法治时,又因“落后”情结而认为中国本土缺少可行的知识资源,只能依赖西方,而西方知识资源的长期影响又抑制了中国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摆脱这种困境应当立足于中国实际,接纳和吸收来自西方的、本土的以及非西方国家的涉外法治理论与经验,形成多元化的涉外法治知识资源格局。     

文明冲突的悖论及其超越SSCI

作为一种霸权理性,文明冲突论是以一种对文明误读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文明对话的最大困难在于各对话主体的宗教使命和道德信条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将持续下去,对话问题也必须解决,因为这是唯一的路径。     

再论悖论的几个问题

悖论就是从人们认为正确的前提或背境知识(实际上其中包含有人们尚未发现的谬误)出发,通过有效的逻辑推导,得出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或两个互相矛盾命题的等值式.就悖论推导出的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或两个互相矛盾命题的等值式来说,它是逻辑矛盾,而就悖论本身都是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体来说,它乃是(或包含着)辩证矛盾.人们主观上认为的悖论是不存在的,客观上实际上的悖论在未被消解前是存在的.     

法治的创新与创新的法治

法治应当创新,也完全可以创新,一国法治如此,地方法治更是如此。但是法治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需要法律的保护、鼓励,因此需要一种创新的法治。创新的法治需要确立对创新的尊重精神和宽容精神,并将制度创新的成果予以法律化,需要赋予人民群众更多的创新自由空间。创新的法治需要对科技创新加以保护与鼓励,以保障地方综合实力竞争的核心因素。但是,创新与法治之间又存在一些内在的矛盾,需要正确认识并予以妥善解决。     

“言道的悖论”及其超越——《庄子》话语策略新探

《庄子》一书的动人魅力与过人之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话语方式对“言道的悖论”的成功超越。超越的策略有六:一是揭示语言的工具性本质;二是彰显语言功能的边界;三是对“逻辑—工具性”语言的有限性进行深刻批判;四是采取“三言”笔法进行“诗意言说”;五是运用不断“建构—解构”的表达策略;六是采取“言无言”的话语方式。六大策略不仅使《庄子》成功地超越了“言道的悖论”,而且还摒弃了一切“人言”必然带有的“相对性”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道真言”。     

论私法与法治社会

私法以其对权利事实的私法配置,决定了它与社会特别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私法不仅揭示着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而且也以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价值决定着社会法治的发展取向。现代法治社会,以对社会关系的私法调整为其首要条件,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本内容是私法之治,没有私法和以私法为核心并体现私法价值的国家法治结构,也就不是现代意义的法治和法治社会。所以,我国在实现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特别是在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条件下,应当特别强调和突出加强私法建设和私法之治的意义,着力培养和树立人们的私法意识和私法之治的观念,以私法的价值观认识社会与社会法治,从而为我国的法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悖论的现代性与对新公有制社会选择的探求

悖论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民族国家、工人运动、官僚管理、科技、代议制民主、家庭、社会关系、功能差异性以及个人主义等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质疑。为了在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构建起一种平衡,解决现代性所产生的问题,应走参与型公有制社会的道路,它既不以市场也不以国家为中心,而是以市民社会和参与运动为中心的独特的“新公有制社会”。新公有制社会的文化基础包括:涉及参与型社会力量的代理团体,涉及交流技术领域的互联网发展以及涉及社会规范的后传统再检验。在韩国,这些社会文化基础正在形成。     

论归纳悖论研究的认知转向

归纳悖论研究是当代逻辑哲学、科学哲学、形式知识论等领域的核心话题之一.归纳悖论的两次研究高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也存在许多不足.通过回归归纳悖论的源发语境,分析和澄清其涵义及真实“悖境”,梳理解悖的历史脉络,可以表明归纳悖论的研究应该且正在实现认知转向.同时,这种认知转向对构建合理的信念接受理论、解决葛梯尔问题等知识论疑难、构建新的动态认知逻辑分支,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价值.     

认知悖论及其逻辑问题

认知悖论总是相对于一定的认知主体或某一认知系统而言的。认知悖论的产生既离不开具体的认知主体的背景知识和某些假定的前提条件 ,也离不开具体的认知主体的逻辑推论。因而不能简单地把认知悖论归结为一种特殊的命题。与逻辑悖论和语义悖论相比 ,认知悖论涉及到具体的认知主体及其心理状态 ,因而其推论过程更具有复杂性。认知悖论的推论不仅涉及到自指性问题的纠缠 ,而且建构认知悖论的严格形式 ,还需要发现一种真正的悖论性难题的严格公式化描述 ,而这样做将会导致重要的技术性进步。认知悖论是挑战人类理性思维和科学发展的难题 ,研究认知悖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网络时代的法治发展悖论

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空间的形成大大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现代网络技术在增强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加剧了人的异化,即主体客体化、原子化和生存空间狭窄化。现代网络对法治进程、法治主体也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     

启蒙的悖论(1911-1921):20世纪思想史上的困惑

就20世纪中国伊始的启蒙而言,它与其他体系的启蒙并没有什么两样,但一开始就显示出更为突出的悖论特征.审视自1911到1921十年间的文化启蒙时段,理想与现实、手段与目的、(个性)价值与(个人)德性的悖论,无不给历史留下了无穷的困惑.这些困惑启示我们,法治对启蒙寻找的自由秩序是何等重要.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蒯因的悖论思想新探

蒯因的悖论概念包括似非而是悖论、似是而非悖论和逻辑悖论,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逻辑悖论。逻辑悖论的解决表现为向其他两种悖论的转化,这体现了蒯因对逻辑悖论相对性和可解性的认识。蒯因悖论思想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他对悖论中概念图式的理解和对逻辑悖论解决方案的取舍与辩护等观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