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属邦”、“臣邦”与“典属国”

本文运用有关的历史文献和最新出土的秦封泥并结合其他的相关文物，对秦“属邦”、“臣邦”、“典属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探讨，认为“臣邦”并非一确实存在的机构；秦只有“属邦”而无“典属邦”，汉初改“属邦”为“属国”后也未设立“典属国”；开始设立“典属国”的时间当在汉景帝时期，到汉武帝时“典属国”和“属国”才得到很大的发展     

试论秦国之“属邦”与“臣邦”

试论秦国之“属邦”与“臣邦”陈力本文考证了一些关于秦国属邦、臣邦的出土文字史料，指出了一些久被忽视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属邦、臣邦的内涵。认为，属邦应是典属邦所辖的少数民族臣属国而非典属国自身；秦之属邦的设置不会晚于昭王时期，大约应设立于孝公、惠...     

评杨茂盛新著《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形成研究》

关于国家形成问题,摩尔根和恩格斯曾提出“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的形成模式,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又提出了“队群—部落—酋邦—国家”的形成模式。我国学者又将上述两种理论重新进行归纳整合,提出了“队群—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或酋邦)—国家”的形成模式。杨茂盛先生不同意上述观点,他在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政权乃至整个中国民族政权形成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氏族部落—宗族部族—国家”的新的国家形成理论,对于推动民族与国家形成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

对待中国现行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很多学者都言必称“民族—国家”理论。对此,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国家和民族之间包括三种具体关系：民族与民族（民族—民族）的关系、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的关系和国家与民族（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言,在探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中,我们需要找回“国家”,并在民族理论中给予“国家”居于民族之上的位置。我们认为,在“国家—民族”自上而下关系框架下,国家的角色处于主导地位,而民族则是从属于国家。中央与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本位”的“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实际运作机制来实现的。     

关于“民族研究”杂志“改刊说明”的错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在检查和批判“民族研究”杂志所犯错误座谈会的发言)

本刊在1958年9月第一期发表的“改刊说明”,犯有严重错误。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及时地发现了错误,并责成我们进行检查。我们遵照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的指示,从1958年10月10日至12月10日,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形式对所犯错误进行了认真地检查和严肃地批判。参加检查和批判会的,除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外,还有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出版社等单位的同志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都派了专人参加。党内共开了检查批判会五次,发言的达三十五人次,群众性的座谈会十三次,发言的达八十七人次。共贴出大字报四百四十七张。参加座谈会的,经常有七十五人左右、参加总结会的约有二百人。在检查和批判过程中、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除随时听取汇报,掌握情况外,并召开了五次党线会,认真地进行了讨论和作出指示。在检查过程中,有些同志在“民族研究”的性质是“公报”还是“学报”、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民族研究工作和民族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反映资产阶级思想的观点和看法,参加会议的同志对这些问题也展开了辩论。实质上,这也是带有两条道路性质的斗争。最后,吕振羽同志代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作了总结性的发言。现将吕振羽同志的“关于‘民族研究’杂志‘改刊说明’的错误”、本刊编辑部的“我们在‘改刊说明’中所犯错误的检讨”一并发表。     

广角镜

是民族关系,更是政治隶属关系最近一期的《中国西藏》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说,流亡国外的少数西藏分裂主义者鼓吹“西藏独立”的一种论点是:在中国历史上元、清两朝,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民族关系,即藏族与蒙古族,藏族与满族的关系,而不是西藏地方隶属中央政权的政治关系。文章以大量事实说明元、清两朝代表中央政权,绝不是仅仅代表蒙古族和满族的王朝。如果说蒙古族在建立元朝、满族在建立清朝之前,与藏族的关系是民族     

党项人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对于党项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形成,传统的说法是根据极其有限的范例,认为是在氏族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即是在氏族部落的废墟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论证了党项民族是直接在宗族部族的新基础上,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在西夏国建立之前,《宋史·兵志五》就详细记载了党项人处在宗族如林的宗族部族发展阶段。最富强的拓拔——李氏宗族的几代人,利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统一党项和建立国家的任务:利用中原王朝的加封在其民族中树立起任何势力也代替不了的威信与地位;用姻亲关系联络强宗大族以加强同各宗族部族的联系;“委豪右分统其众”,“以兵法勒部众”,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变宗族部族首领为国家官员、变宗族部族武装为国家武装的金钥匙;用官爵、钱物笼络各宗族部族的大小首领为其保卫国家和统治人民服务;用首领子弟组成“六班值”亲军来控制各个宗族部族组织;向各宗族部族的人灌输儒家思想,使其忠于皇族;用宗族部族制宗族部族,以巩固皇族对全国的统治;善于处理与宋、辽的     

依然是“熔炉”——论美国民族关系中的同化问题

本文主要围绕学术界对美国早期民族关系理论———“熔炉”论的不同评价,探讨以下三个问题：（１）同化与融合作为美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怎样促成了美利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２）民族同化的具体形式和过程,尤其是个体民族成员的同化模式;（３）怎样认识不同的同化途径,以及同化与文化多元性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文化多元性和同化是美国民族关系中并存的两个特征和两种趋势。尽管各种否定“熔炉论”的经验和实证研究都有其重要的客观依据和学术价值,但都无法从根本上否定“熔炉”论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民族“熔炉”论,既符合美国民族关系中的既成事实,也符合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的许多民族集团成员的价值理想。因此,“熔炉”论仍是认识和理解美国民族关系的主要理论之一。     

论壮族“汉化”与汉族“壮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因素

“汉化”与“壮化”是壮族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深刻影响到这一现象的,除了文化因素外,亦有明显的地理因素.自宋以来,广西壮族地区所发生的“汉化”与“壮化”现象,背后都有人地关系因素在起作用.     

中国历史年表研究——以民族历史纪年表为实例

本文以民族历史纪年表为实例分析了过去年表编纂中的利弊，指出应打破以“年号”为标准的框框，克服长期以来影响我们的“正统”观念，解决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政权”与“民族政权”的问题，并对一些编纂体例上的细节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同时指出应加强民族历史年代学的研究，以编出全面反映我国历史的新年表。     

略论元代屯田与民族迁徙

本文通过对元代屯田的考察 ,论述了元朝境内大量的人口流动、民族迁徙———包括汉族向边疆民族地区迁徙 ,少数民族向汉族地区迁徙 ,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迁徙。虽然元朝的统治者实行屯田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粮、开垦荒地、发展农业 ,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民族的迁徙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民族的融合     

汉代“葆部”的社会治安功能考论

"葆部"是汉朝"葆塞蛮夷"聚居和活动区域.是分布在汉代边疆地区类似民族自治区域.由于"葆部"处于汉朝缘边地带,所以其不可避免被汉朝政府纳入边疆之军政管理系统."葆部"不见于传世之典籍,然现于汉之简牍.关于边疆地区问题虽多有研究,但"葆部"目前尚无人提出,尤其"葆部"的社会治安职能更无专论.本文对"葆部"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之考论不过是边疆地区诸多问题的补充研究,而旨在于汉代边疆社会治安的丰富与发展.     

清朝对新疆的治边方略述论

古代的治边思想大体形成于秦汉,发展和延续至清代.清代,力求边疆地区"夷夏一体"的思想已成为清代治边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并且直接影响了清代边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清朝前期在新疆地区实行"因俗而治"政策,完全是适应当时当地现实需要,在继承和发展以往各代治边思想与政策基础上形成的.新疆改设行省标志着清政府"因俗而治"的治疆理念被内地划一的治疆理念所取代,这是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历史性转折.     

清朝时期儒学在青海循化地区的传播及难以展开的原因分析

儒学在青海的传播大体上遵循中央政府势力在地域上以西宁为中心,渐次由东部农业区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扩开的规律。乾隆、同治、光绪年间三次大规模回族撒拉族反清事件发生之后,清王朝始在循化等地力建儒学。由于儒学教育很难让边地民众获得参与主流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态度和技能,儒学在以循化为代表的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展开难与内地相等。     

试论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及变化

关于元朝政府对归附后的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 ,本文认为大体经历了畏兀儿亦都护自主国事以及过渡到元朝政府直接管辖两个阶段。此外 ,蒙古统治者对西域诸地的二重管理体制同样对畏兀儿地区政局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蒙古大汗与西北藩王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 ,畏兀儿亦都护政权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两面都应付的态度致使元朝统治者改变了以往的政策 ,至元年间畏兀儿亦都护王室受命东迁应是其直接后果。     

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

本文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 ,对西域都护的称谓和建置时间这两个问题作了探讨 ,提出 :西域都护设官于汉宣帝神爵二年 ,立府施政在神爵三年 ;它在建立初期为加官 ,属虚名 ,约在汉成帝时变为国家正式编制下的实名官职     

唐代河朔移民及其社会文化变迁

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主体居民先进文化、经济的影响,以及唐王朝制度化的管理,河朔少数族移民普遍选择了定居、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基层社会组织也与汉人趋同,部落组织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淡出,趋于消失.所谓"河朔胡化",实际上是少数族移民在融入汉人的过程中,尚未消弥的尚武特质,因为边防形势与割据时期征战的需要,有着充分发挥的余地.他们遗存的特质藉他们河朔军政官员、地方社会领袖的身份,又对河朔社会部分汉人上层人士产生了影响,但这并不是河朔文化习尚的主流,也不能使河朔地区思想文化发生质的变化,或者改变移民融入汉人社会的发展方向.     

论清王朝与布鲁克巴之间的宗藩关系

南亚小国布鲁克巴(今不丹国),曾经一度内附与大清王朝,成为清代的属国.但学界时此,尚无专论.本文利用新出版材料对清王朝与布鲁克巴这种政治关系作初步探讨,疏漏缺失,尚祈方家指正.     

西周蛮夷“要服”新证——兼论“要服”与“荒服”、“侯服”之别

古文献所说东南方一带的蛮夷对周王室负有缴纳贡品的“要服”的义务 ,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来看 ,此说是完全可信的。西周金文可证 ,西周东南方蛮夷不仅如古文献所说要向周王室缴纳上等丝帛及以地方特产为主的贡品 ,而且还要缴纳禾谷并定期为周王室服役。缴纳禾谷及服役是古文献中所未谈到的。结合古文字与古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证明载籍中所说蛮夷“要服”制是存在的 ,而且还可证明东南蛮夷与西北戎狄以及中原侯伯对周王室的服属的确是有区别的。     

从北朝法制建设看中国古代民族间法文化的交流

北朝是以鲜卑民族为主的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其法制建设在中国法制史上承前启后,尤其对封建法制之经典——《唐律》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民族的儒家文明被鲜卑族吸收后成为北朝立法的指导思想,少数民族务实求变的风格又赋予汉民族法制建设积极拓展的动力。从北朝到唐朝的历史经验证明,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各民族法文化的交流融汇共同造就了中华法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