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行为能力初探

行政行为的效力应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三个方面组合而成。确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非依法定程序不得任意变更或撤销。拘束力是行政行为生效后所具有的约束、限制行政相对人的法律效力,不仅对相对人而且对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也有相应的作用。执行力是行政行为生效后相对人拒绝或拖延履行时,行政主体依法采取必要措施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其履行的效力。三力合一,相辅相成,是行政行为得以落实的基础和保证。     

行政辩解权与行政行为的不可争辩力之关系

行政辩解权与不可争辩力相对应,是行政相对人所拥有的一种对抗权。行政相对人的陈述辩解权与行政行为效力不可争辩力之间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行政辩解权属于程序性权利而行政行为效力中不可争辩属于实体性权利。强调业已成立的行政行为具有不可争辩力实际是强化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及时有效且全面行使辩解权,通过辩解使自己的意思表示能够影响将要成立的行政决定。而行政行为一旦成立,行政相对人便不得轻易要求改变业已成立的行政行为。     

内部行政程序的外部效力——以未经负责人批准的行政行为为视角

内部行政程序作为行政主体内部运行的程序,虽没有行政相对人的直接参与,但是通过"外化"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深刻影响。对内部程序的违反,应视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作出程序瑕疵或违反法定程序的认定,从而判断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文章以司法实践中的案例为基础,结合现有规范和理论,以理清内部程序的界定与外部效力的判断思路。     

“两质态论”与“三效力说”：行政行为效力体系重构

公定力的本质其实就是行政行为的形式效力,公定力理论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应该以行政行为的“形式效力理论”取代公定力理论.在效力形态上,行政行为效力有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之分,即行政行为效力的“两质态论”;在效力内容的具体构成上,行政行为效力可以分为存续力、拘束力与实现力,即行政行为效力的“三效力说”.“三效力说”与“两质态论”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对于行政行为效力体系的理论建构而言,二者不可分割、缺一不可;前者为“效力内容论”,后者为“效力形态论”,正是二者的对立统一,才构成了完整而又科学的行政行为效力体系.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与运用

信赖保护原则适用于撤销、撤回或变更授益行政行为的情形中,以解决依法行政原则与行政行为效力安定性之间存在的冲突。它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在具体个案中衡量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并以维持原授益行政行为为原则,以撤回补偿、变更补偿或撤销赔偿为例外;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强权下的弱者,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对于推进诚信政府建设、依法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信赖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判决既判力本质论

既判力的本质是在理论上如何说明既判力的效果来自何方以及作为什么现象来对待。借鉴民事诉讼的研究成果,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本质应当同时包括实体法上的确定力和程序法上的确定力。由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根据所决定,实体法上的确定力是对被诉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并不直接指向行政相对人,只有程序法上的确定力才同时约束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为了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行政判决的既判力,不仅包括对诉讼程序的确定力,而且包括对行政程序的确定力,不仅在后诉的诉讼程序中表现出来,而且原则上也适用于以后的行政程序。行政主体不仅不得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相反的主张,也不能在以后的行政程序中实施与产生既判力的判决相矛盾的行政行为。     

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法律思考

现行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之外，这种立法体例的缺陷日渐明显：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侵害时，缺乏及时、有效的法定程序使相对人获得救济。本文提出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构想，并论述了以宪法诉讼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理论基础和理由。     

略论行政程序法及其功能

行政程序法成为我国行政法治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之一。本文认为现代行政程序法是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所遵循的程序，以及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时所遵循的程序的总称。其功能主要表现为：规范、制约、监督、促进行政权的合理行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相对人的参与程序，促进行政民主化；通过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沟通、协调、平衡，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论行政设定义务行为的法律控制

行政设定义务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为行政相对人确立禁止规则或者施加某种精神负担、物质负担的行为,它是法律认可的具体行政行为、单方行政行为、实体性行政行为以及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行政法上的行政控权首要关注的就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施加不利影响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行政设定义务行为应当成为行政法对行政权进行控制的重点。为了更好地保护相对人权益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权利,本文提出应当通过拓展立法规范义务的空间、严格行政设定义务的依据、规范行政设定义务的程序、定位行政设定义务法律关系的性质和重构行政设定义务行为的诉权体系等方式对行政设定义务行为进行法律控制。     

试论行政处理

行政处理是不同于授益行政行为,也不同于损益行政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中的一类,其对相对人的权益有直接影响,但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在行政主体为行为时并不确定.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对相对人权益的影响不同,可分为授益行政行为、损益行政行为和行政处理三类.行政处理不同于行政处罚.相对人认为行政处理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协同和联合行政执法中信赖保护构成要件分析

协同和联合行政执法中的信赖保护,首先应符合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然后才有信赖保护措施的选择。信赖基础的辨识,应检视行政执法机关的积极作为是否构成具体行政行为、未置可否的事项是否属于该执法机关的管辖范围。行政相对人处置其权益的行为与执法机关的行为具有客观因果关系,是信赖表现的判准。信赖值得保护的认定,主要考量行政相对人对作为信赖基础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具有过错。信赖保护措施的选择,应基于个案中的公私益衡量,在存续保护、财产保护和过渡措施中择一适用或综合适用。     

素质、协同与互动:土地复垦合作监管 的规范"三题"

土地复垦合作监管是将合作治理范式适用于监督、规制土地复垦活动的一种行为过程。以能力要素、对口协商和信息公开这三个关键问题为突破口,利用土地复垦监管行为规范样本,解析客观严密化的行为内部体系要义,进而检视相应的行政行为法理论所涉行为素质、行为协同与行为互动命题。行为素质命题主要凸显于作为行政相对人之土地复垦责任主体和权利人的实践精神面向,旨在提升相关当事人参与土地复垦监管活动的能力要素。行为协同命题主要凸显于行政主体维度中土地复垦监管对口协商机制的程序与实体面向,旨在弥合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力行使资源与法律地位分歧。行为互动命题主要凸显于作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两类土地复垦监管当事人的沟通渠道面向,旨在确保相关当事人之间实现无障碍化信息公开。     

行政补偿立法思考

行政赔偿在行政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获得行政赔偿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职权,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考虑,在是否违法问题上大费周章没有必要,进一步从行政赔偿法是救济法的本质出发,优先考虑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将有关行政补偿内容纳入行政赔偿法律体系框架之中。     

行政合同法律性质之学理反思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行政合同法律性质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其分歧的焦点在于:行政合同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管理形式?行政合同是单方行政行为,还是双方行为?行政合同是权力行政行为,还是非权力行政行为?行政合同是强权力行为,还是弱权力行为?行政合同是私法契约,还是公法契约?行政合同本身较为复杂,如果时其只在某一层面或者某个角度进行观察与分析,很难全面认识和把握其本质。为了全面、深入地揭示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应当从不同的角度时之加以解析。基于此,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大致可以界定为: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时人之间的双方行为,是行政主体的特殊行政行为、弱权力行政行为、弱强制性行政行为和弹性行政方式。     

论行政检查的概念:学理研究与法律规定

行政检查的概念在学理研究和实定法上以多种面相出现,厘清这一概念尤为必要.文章梳理了日本、韩国、英美、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行政检查的概念,重点探讨了我国学理研究和实定法上有关行政检查的概念,并总结了行政检查含义的演变趋势.排除行政调查中纯粹的资料搜集行为,行政检查等同于行政调查,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作单方面强制了解的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公定力问题研究

文章从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的渊源入手,分析了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理论依据,认为行政行为的“完全公定力说”不符合现代行政法治理念,行政行为有限公定力理论适应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并提出了相关行政立法建议。     

论行政第三人

行政第三人问题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行政法律关系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方主体即行政第三人。在此基础之上,对行政第三人的涵义及其与行政相对人、行政诉讼第三人之间的界限,以及研究行政第三人的意义进行了探讨。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

抽象行政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然而,理论界对它的法律监督问题研究不够。为了加深对其的研究,在此从司法监督的角度分析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的理论依据,论述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的可行性,进而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