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传教士笔下福建形象的解读与思考

近年来,西方文化视野下的福建形象研究成为福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而近代西方对福建的认识主要来自入闽传教士的著作﹑报告﹑信件﹑日志等,本文对其中的福建形象描绘做分析和解读,并以此反思当代福建形象的建设与传播。     

传教士与台湾形象在美国之早期传播与建构

美国人最初获知有关台湾的信息，多来自欧洲之出版物，随之则为大量来华美国侨民之著述。西方来华传教士作为一个极为重要而又颇为特殊的群体，在华居住时间相对稳定，文化素养整体较高，谙熟中国语言文化。他们通过创办报刊、出版著作、举办演讲、邮寄书信等方式，大量向美国传递有关台湾的信息，对台湾形象在美国的早期传播与建构，厥功甚伟。以来华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人对台湾形象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其目的则是希冀美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重视台湾。     

二十世纪美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美国人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史学编纂。开始是传教士,他们对中国史学的介绍和研究,主要基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了解。     

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一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英国历史,在英国革命、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史等一系列理论、历史课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引起各国史学界的瞩目,霍布斯鲍姆就是这一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被誉为“当代头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著作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结合的典范”。霍布斯鲍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具体的史学实践,写出许多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赢得了举世公认的声望。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不应忽视的一个区域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在若干年前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 ,因为当时把西方传教士的所有活动都视为“文化侵略” ,也就不可能肯定传教士推动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作用。近年来对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仍然很少有人研究 ,其原因在于认为西方传教士不是中国人 ,他们的活动不属于中国文学范围。其实历史的目标在于展现过去 ,西方传教士虽然不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用汉语所写的作品 ,对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当你试图说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时 ,离开了传教士的活动 ,就显得很不全面。当今西方如英国文学 ,…     

弗洛姆论马克思思想的连贯性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提出的许多观点对当代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人都有重要影响.其中的关于"马克思的思想的连贯性"又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因为在现在的学术界仍有很多片面理解、歪曲马克思思想的学者,他们不是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后来成熟的作品相互对立起来,就是抹煞它们中间的本质区别,其目的在于歪曲马克思主义.针对此种情况,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弗洛姆有关"马克思的思想的连贯性"的论述进行一次梳理以作为反对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的谬论的理论武器.     

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演化大势是由历史理论逐渐向史学理论过渡。其变迁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同时,中国学者也一直不断地贡献着自己的思考。这些创获,记录着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前进的真实足迹。今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将协调发展。     

论西方基督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和传教的方法

关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史学界进行了较深入的大研究,已有不少论著问世,其中一些著作和文章的精辟见解,使人颇受教益。但也有些文章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和方法混为一谈。在此,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

社会史研究的主流 ,我和时下很多社会史学者的看法有些不同。大家都能畅所欲言 ,发表自己的意见 ,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条件。下面就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问题 ,提几点想法 ,请批评指正。(一 ) 2 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 ,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入中国的一次高潮 ,要写入2 0世纪中国史学史。2 0世纪早期 ,中国传统史学受到两次大冲击。一次是“五四”时期 ,西方现代史学思想理论传入中国。这次冲击使中国传统史学完全败下阵来。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的 ,前有梁启超、王国维、胡适 ,后有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他们从西方接受来的西方…     

17世纪晚期传教士眼中的中国——评《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

《中国近事报道(1687~1692)》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之一种,是17世纪晚期法国传教士李明在清朝传教的感言,也是西方传教士汉学著作中影响很大的一本著作。全书由十四封信件组成,对清代社会做了细致的描述,为解读清代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素材。     

诠释与歧变: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东来,通过画像、中文著作等方式构建、传播耶稣形象。在《进呈书像》等重要著作中,传教士有意突出耶稣的神人二性,试图将基督教中最为重要的基督论传播给中国受众。但由于传教士所构建的耶稣形象本身存在张力,导致反教者对耶稣形象产生误解、曲解。传教士构建耶稣形象时所出现的"断裂",是导致世人理解耶稣形象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耶稣形象在明清社会里的传播及其反应之过程,可视为西方知识或文化在近代中国嬗变的典型案例。     

《中国丛报》与中国语言文字研究

<中国丛报>是鸦片战争前后在广州口岸发行的一份英文月刊,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等印刷发行.<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问题的文章,是当时西方正在兴起的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刊作者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性论文,值得加以注意.一些文章从西方的语言学观点和方法出发,就中国语言与西方相异之处进行了探讨.还有一些文章对中国文字的构成规律和某些特点词汇的具体用法,结合当时传教士关心的译名问题进行了讨论.该刊关于中文语法的研究,可以作为当时传教士出版的专门著作之补充.其作者就汉字注音方案的讨论和关于汉字拼音化的构想,则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并为后世的相关工作提供了基础.     

"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由古代西方历史理论说开去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是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于西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寻求黑格尔所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哲学意蕴,应从古代西方历史理论出发,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考察中,具体探讨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与后世西方历史理论之联结、与古代中国历史理论之区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关联,进而显示中外史学这多彩多姿的一角。     

对外传播中西藏形象建构的策略和方式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西藏时常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西藏在西方人视野中的形象往往影响着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和“西藏问题”的认知与判断。目前,西方人视野中的西藏形象与真实的西藏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有的是对事实的歪曲。对此,中国应该加大针对西藏的对外传播力度,在西方人中建构真实、全面的西藏形象,主导西方的西藏形象话语权。本文认为,在对外传播中建构西藏形象,需要打破西方的西藏话语权和“想象中的西藏形象”,争取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以主动、灵活、多元化的传播策略和方式构建西藏对外新形象。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西方话语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

在古代中国,出于对官修史学种种弊端的不满,一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成为良史的标准,并对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修辞与真实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价值中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观念。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历史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但同时也使中国史学处于与西方理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形成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理论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历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即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理论的混杂性、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及其在穿越不同历史文化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为中国历史学家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创建自己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一九八八年史学理论研究述略

一九八八年的史学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个热点,那就是历史认识论,此外对史学危机、社会形态问题和历史方法论的讨论也趋向深入,现将有关问题的研究概述如下.一、关于史学危机与史学振兴(一)关于史学危机。这个问题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看法。仲维光认为,真正的史学危机存在于一代年青史学工作者身上,他们沿用的仍然是那种僵硬,教条、自信而毫无反省的理论框架,就是这种框架造成了自己研究的无成果,对西方研究的不理解。与上一代史家相比,他们身上有更深刻的危机烙印,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仲维光《史学危机的思索》,《北京科     

评某些西方学者对列宁早期思想的歪曲

六十年代以来,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从列宁主义的发展源头来歪曲列宁的思想,为此,他们不但“研究”列宁在19世纪90年代及其以前的活动、著作,而且还对当时俄国的一般历史.社会思想史、工人运动史进行歪曲,资产阶级学者标榜自己所进行的这些“研究”的“客观性”,以便使人们相信他们.如L·费舍尔在他的专著《论列宁》的英文版前言中写道,他的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客观地、精细地研究了列宁的生平和他的历史地位”.实际上,他们所标榜的“客观性”,就是对各种机会主义、孟什维克、列宁思想的反     

西方传教士中国想象传统的“异国情调”

西方传教士的中国历史书写是传教士中国想象传统的一部分。在传教士的中国史书写中,通常具有过度审美倾向,这类似于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异国情调"。文章从异国情调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语境出发,分析了异国情调从乌托邦向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从18世纪末,在传教士的笔下,中国的版图、人口、自然资源等,成为了可以被西方基督教文明征服的对象。     

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史学批评

晚清时期是中国史学批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外国传教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型史学批评主体。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丁韪良对中国史学的批判,既为我们审视中国史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同时也流露出传教士的文化优越心理和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学术理论普世化的倾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李提摩太通过评骘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评论,开晚清西方史学批评的先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以出人意表的史学视野阐述了有关史学批评的作用、原则、批评者的素养等理论问题,在晚清史学批评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导致来华传教士与我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循着这些差异,能够看清楚晚清史学批评演进的多元途径与图景,也有助于深入思考中西史学的异同。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