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道德善与非道德善

善的观念总是私人的,个体自由地追求自己认为恰当的生活方式。"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至善"是人的道德成长的最高境界。人的善包括道德善和非道德善,道德善意味着"通过成为某种类型的性格或通过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与某种性格联系起来而善的",道德善包括诸如美德、权利、正义、履行义务,以及拥有或培养那些在道德上值得嘉奖的品质特征。非道德善是属于主体的、自我的、个人的善,非道德善包括像快乐和幸福这样的东西,幸福在于自身之中,而不在他人的喜欢中。道德善与非道德善都是人所具有的,而至善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的善。     

多学科视角下的伪善解读

从宗教学视角看,伪善是法利赛式,是一种根本恶;从心理学视角看,人具有道德伪善动机,伪善是道德做秀;从社会学视角看,伪善是自我欺骗的社会生存策略,道德脱离产生伪善;从伦理学视角看,伪善是对道德法则的颠倒,是只顾动机、不切生活实际的德行意识,是平庸之恶,是为善而善。总而言之,伪善是恶的一种隐存样态,是道德做假与道德欺骗,是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冲突的结果,是道德信念与道德行为背离所致。     

道德人的经济学检验

人类满足欲望的产品可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产品。道德产品属于无形服务产品。道德产品是一种自供服务产品、对道德产品具有特殊偏好，并作为消费对象的人称之为道德人。道德人行为的外部正效应是道德行为使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提高，并可以大大节约社会的交易成本。社会成负整体道德水准的高低，与社会管理成本的高底呈负相关。在道德人道德行为的背后，隐藏着追逐巨大利益的深谋远虑。这不是道德人模型中演变出来的结论，而是来自对道德人行为实践的经验观察。     

忠恕之道与市场经济的人文基础

从伦理道德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探讨中国市场经济具有的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角度。利用先秦儒家中关于人的道德行为规范的核心,即忠恕之道,可以说明社会范围内参与人在忠恕之道规范下所具有的交往倾向及其特点,正是这些交往行为规范构成了作为普遍道德要求的市场经济道德基础,而这样的交往行为形成的就是市场交易行为,反过来市场交易行为也必然要求有这些规范。这说明儒家伦理中的忠恕之道与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是一致的,忠恕之道是一种合理可行的社会范围内符合市场经济交易要求的道德准则。     

论道德行为

作为道德领域的具体存在形态,道德行为包含多重方面。以"思"、"欲"和"悦"为规定,道德行为呈现自觉、自愿、自然地品格。在不同的情境中,以上三方面又有所侧重。从外在的形态看,在面临剧烈冲突的背景之下,道德行为中牺牲自我这一特点可能得到比较明显的呈现,然而,在不以剧烈冲突为背景的行为,如慈善性、关爱性行为中,道德行为中牺牲自我的行为特征则相对不突出。道德行为的展开同时涉及对行为的评价问题,评价则进一步关乎"对"和"错"、"善"和"恶"的关系。在对行为进行价值评价时,对(正确)错(错误)与善恶需要加以区分。二者的具体的判断标准有所不同。从终极意义上的指向看,道德行为同时关乎至善。尽管对至善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至善的观念都以某种形式影响和范导着个体的道德行为。     

道德的逻辑发展与法的道德性——黑格尔的法哲学研究

黑格尔法哲学中的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道德的逻辑发展十分重要.故意和责任、意图和福利、善和良心是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恶与善相对立而存在.恶意的客观表现是恶行,违法和犯罪是恶行的表现形式.黑格尔没有解决"不法行为是否就是不道德行为".而法和道德的关系既相异,又相通,并且,法自身也具有道德性.     

人的道德品质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道德品质通常也称为品德或德性，它是一定时期社会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为中的体现，是一个人在一系列的道德行为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特征和倾向。道德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其他社会行为相继而生，相互结……     

行善去恶论:《太上感应篇》的传统道德智慧

《太上感应篇》被誉为"古今第一善书",旨在以因果感应之理与事,劝人为善去恶。一方面要"众善奉行",另一方面要"诸恶莫作"。主体部分提出了行善去恶的实质主义的道德行为规范,回答了人们应该如何正确行动或者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在总论和结论部分提出了"善恶报应"的道德制裁理论,回答了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研究《太上感应篇》的行善去恶论所包含的传统道德智慧,对我们加强当代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这就是我们要用理性自觉、价值信仰和好的制度安排与道德法律化去促进人们行善去恶,这是促进中国社会道德进步的动力与保障机制。     

论信仰、道德与德治--社会秩序基础的转变

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获得秩序而言,道德可以发挥着巨大的功能.但是,有两种道德行为,一种是世俗的信念行为,另一种是宗教的信仰行为.信仰行为可以造成道德化的结果,而就行为自身来说,并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信仰行为总是发生在权力关系和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基础上的,当权力关系出现衰落的地方,信仰行为也会日益式微,代之而发挥作用的应当是世俗性的道德行为.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治理也应当建立在德治的基础上.     

宗教道德·道德·人性刍议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一经产生就以自己特有的社会功能对社会施加影响;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人性是人之为人的特性,主要是指人的社会属性。宗教道德、道德与人性的内容因社会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又在社会关系进步的基础上进行互补。     

略论网络时代的道德

网络是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带来道德的变迁。网络信息的传播特性 ,使得传统的功利主义和义务论表现出更大的局限性。网络道德将是一种全新的道德形态 ,它突出道德的个人性、多元性和技术载体性。     

深生态道德与生态道德辨析

从生态道德到深生态道德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也是一个"质变"的过程,更是基于哲学、政治学、生态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对生态道德的研究走向深层的过程.从深生态道德的历史模块、环境特征、实践维度去分析深生态道德的"深"的含意,对构建深生态道德的价值体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公德与私德辨正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与私德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先河,此后该主题引起了学界普遍而持久的探讨。梁启超、梁漱溟和李泽厚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公德私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公德的理解分歧颇大,梁启超的公德论侧重国家伦理,梁漱溟的公德论侧重团体生活,李泽厚的公德论强则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当今学界尤其关注公德私德之划分的标准问题,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区分作为划分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最为根本,它有助于澄清公德与私德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它的施及范围,有助于论定儒学是否缺乏公德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亦有助于现代社会公德观念的型塑。     

儒学的一种缺弱:私德与公德

在被儒家伦理观念笼罩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儒学的“公私之辨”,也能彰显出一种儒家的公德精神;但通常是在一种巨大的伦理危机的情境中,才能将这种精神激活。儒学主要是通过伦理关系来实现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的理论特性,使儒家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发生认同障碍,阻滞了道德感情和道德行为的释放,表现为公德的缺弱。这里是儒学笼罩不住的空间,但也是儒学会有新的生长的空间。     

整合性道德和城市社区道德建设

整合性道德同社会整合相联系。社会整合的前提是社会的分化、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社会整合要求一种具有整合意义的道德。整合性道德有赖于国家的动员和制度保障、社会的自觉以及在二者的互动中形成的社会成员的普遍的行为习惯。社会成员的为社会结构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构成了整合性道德的基础 ;国家的倡导和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整合性道德的价值维度。就形成方式来说 ,它既是自下而上的 ,同时也是自上而下的。因此 ,可以将整合性道德概括为 :以促进社会整合为目标 ,在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中形成的为一定社会结构中的不同结构单位所共识的道德。社区和社会在结构上具有“同构”性 ,城市社区的道德整合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城市社区的地域性使通过城市社区进行社会的道德整合具有可行性。中国城市社区具有特殊性 :首先 ,中国城市社区具有建构性。其次 ,中国城市社区体制具有二元性。这种特性有利于当前的整合性道德的建设。政府在设计社区发展规划时将国家所倡导的道德观念作为道德建设的目标 ,从而实现对社区居民的道德引导。而居民则通过参与社区事务 ,进行社区活动自觉到共同生活的规则和对规则的尊重。这种互动机制使整合性道德既能够形成居民的心理认同从而获得坚实的道德主体性基础 ,又能够达到社     

道德与宗教

人为什么要讲道德,道德的根据何在?此乃人生不可回避的一个严重问题。各民族的进化史上大都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把道德置于宗教的基础之上,以对神的敬畏作为道德的根据。西方传统主要在“上帝”那里找道德的根据,中国传统主要在“天”(“天理”)那里找道德的根据。本文意在探讨一种“没有宗教的道德”的根据的可能性。作者认为,道德决非可有可无之事,但道德可以不需要主宰人间祸福的“上帝”或“天”作依据。作者结合中西哲学的发展历程,主张以“万物一体”作为道德的根据。人之所以必须讲道德,在于人本与人(包括万物)为一体,“民吾同胞”的道德精神源于“万物一体”。缺乏对“万物一体”的领悟从而缺乏“民胞”的道德精神的人,不是真正的人。作者强调要以对“万物一体”的崇敬之情代替“上帝”和“天”,以重振道德的权威性,让我们的民族把讲道德、尊重道德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要义。     

网络文化与精神文明

网络文化具有开放性、互动性、不可控性、创新性、渗透性等基本特点。在建设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网络文化过程中,出现了社会主义文化与网络融合迟缓、过度追求商业效益、不良信息蔓延等问题。为此,我们要采取适当的对策,提高人们对网络文化的认识程度,加强网络建设工作,尽快构建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网络文化。     

略论网络道德

本文从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虚拟性等特点和网络服务的商品服务属性出发,分析了网络道德问题的成因,并就如何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针加强网络道德建设,从原则到具体措施提出了系列建议。     

落实“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搞好“以德治校”

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本文试图通过对"以德治国"基本方略提出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德治与法治的关系的论述,探讨高校如何抓好以德治党、以德治师、以德育人,从而更好地用"以德治国"的思想搞好以德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