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周年记:从“塑形”到“造心”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和探索,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试点,影响着中国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从理念层面,它不断刷新着人们对政府、市场关系的认知;从制度层面,它不断丰富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涵,既是对现有监管制度和管理模式的一次革命,也是政府自身的一次革命。     

自贸区改革进行时

正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和杠杆,我将翘起整个地球。自贸区就是一个支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杠杆,翘起的是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四次浪潮,其中上海自贸区的批准建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和探索,既是对现有监管制度和管理模式的一次革命,也是政府自身的一次革命。     

生态文明视阈内服务型政府构建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生态文明包含着制度层面对工业文明的的超越。生态文明视阈内服务型政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保持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平衡,并保证人与自然在社会中的和谐发展。目前我国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必须从加强政府提供环境公共产品的职能、完善生态型制度建设、改变政府生态治理方式等方面探寻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生态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含义的三个维度

<正>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含义,是达成全面深化改革共识的重要基础。从制度的维度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依据、内涵和目的等方面,都是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不是接受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和话语体系,绝不是西方化和资本主义化。从治理的维度看,我们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是在政治和法治意义上使用,它扬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思想,吸收了西方"治理"概念的有益成果,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从现代化的维度看,国家治理现代化并不是"第五个现代化",而是从制度和制度执行力层面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     

创新项目服务模式的宜城探索——努力实现国家投资政策资源的最优配置

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宜城市发改局努力探索投资体制机制的改革,实现国家投资政策资源最优配置,就是履行自身职能职责的制度创新,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县市基层的大胆实践。这既是对发改局现有监管制度和管理模式的改造,也是政府部门自身的一次革命。堪称突破藩篱、冲破障碍,自觉从自身改起的榜样。宜城市发改局的经验值得一读,他们的探索勇气、韧劲和智慧更值得学习。     

三论“不公”促进和谐

“不公”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社会问题，引起公众一直关注和强烈不满，国家也在强力治理中。本文从地理历史因素、制度机制因素、“人治”“权治”因素三个层面来议论“不公”、促进和谐的问题。     

官场“酒文化”的驱动因素、治理补偿功能与规范路径

"酒文化"是中国官场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在各种治理与规约下,官场"酒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官场"酒文化"是人情逻辑和制度运行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它并不是对正式制度的破坏,而是嵌在正式制度之中的补充性因素。官场"酒文化"具有构建信任的功能,官员喝酒能够弥补科层制政府的信息不足,满足上下级之间的非制度化诉求。官场"酒文化"还具有提供激励的功能,是对组织激励不足的补偿,也能够缓解临时性任务给基层干部带来的工作压力。但官场"酒文化"也存在着弊端,不良的官场酒风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需要加强对官场"酒文化"的治理与规范,提升制度化治理水平,提供激励与利益补偿,构建上下级信任关系。     

“治理”与“领导”:现代化视域下异同点分析与构建之道

对传统领导机制和现代治理机制进行比对分析是一个兼具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重要课题。从相同性来看,无论是领导机制还是治理机制,都同样强调高效性、务实性和有序性;从差异性来看,二者在权力主体、权力向度、权力运转、约束效力、服务宗旨和执行结果等层面都存在诸多差别。建立健全治理机制,政府应精准发力统筹构建治理大格局,加快提升治理能力作为配套辅助力,积极引入智能服务提升治理实效性。     

反腐模式的转型:从“制度—文化”走向“制度—文化—个人”

从"制度—文化"的双重角度入手进行反腐是当前我国反腐的主要方式,但腐败依然发生,并且还出现了奇奇怪怪的现象,继续损害着党和人民的形象和利益。如何创新反腐机制是当前面临的一项挑战。将"制度—文化"转向为"制度—文化—个人"的反腐模式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一方面,个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拒绝腐败,也可以成为腐败的监督者;另一方面,个人与制度、文化彼此关联,环环相扣,从个人层面加强建设,可以完善"制度—文化"的反腐体系,从而精准治理腐败。     

“行动者—空间生产”视角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有其现实诉求和重要意义,有助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个案中,H组织以主导、支持、推动等发展性角色从三个层面积极推动自下而上、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治理行动:对龙舟文化进行包装,满足现代文化消费需求;搭建主体性参与的平台,增强社区参与的自主性与长效性;从主导转向提供协助性服务,搭建社区自治的内生组织。从利益契合到公共精神培育再到组织化行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利益契合层面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诱发性动力,在公共精神的培育层面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思想转变,在社区为本的组织化行动层面是多元行动者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     

“治理一般”与“治理思维”

当前,"治理"一词频现,从营利性组织的公司治理、金融机构治理、集团治理、跨国公司治理,到非营利组织的大学治理、慈善机构治理、社区治理、政府治理,再到宏观层面的环境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等等,似乎不谈治理就不时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治理泛化或普及化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在于:近年由危机频发而导致企业、社会乃至全球的改革,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主要规则和治理结构的再造,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源和话语权的再配置或争夺.因此,"治理一般"成为流行.     

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的成因

观察中国农村民间金融现象，有两个视角，一是从农村乡村内部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微观层面，二是从自上而下的国家宏观政策制度和法律层面。对中国农村民间金融形成原因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大多数单独从某一侧面进行过研究，而从上述四个层面对农村民间金融生成原因进行分析的文献较少。     

从制度的层面论述如何提高社会治理的效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是从制度层面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使得加快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备受关注。社会体制改革理应成为提高社会治理效果的关键之举。本文从制度层面入手,着重论述基层社会治理、新型城镇化、社区治理在改善社会治理效果中的重要作用。     

打响简政放权“当头炮”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简政放权史。简政放权的力度决定软环境的满意度。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就是要从制度上约束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使政府管理从依赖“审批式管理”的模式向通过“服务式管理”的负面清单模式转变，以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升级版。     

中国社会的治理实践及其优化

在当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领域存在的众多分析逻辑中,尤其以两种思路表达为要:一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二是"大政府、大社会"的思路。然而,就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建构和微观表现而言,我国的治理实践仍然无法跳出"大政府、小社会"的窠臼,这一制度惯性仍然具有符合当下实际的合理内核,且不会在短时间内消解"。大政府、小社会"实践模式的逻辑机理体现为国家主义传统的有效约制、政治参与制度化稳步推进和社会组织自组织程度不高三个表征。因此,应当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耦合来优化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治理格局: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依靠政府自身的改革促进政治参与制度化;从社会层面来看,需要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以弥补国家主义的不足。     

制度如何运转:“关键少数”与政策落地

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要务是依赖制度推进国家各项政策的决策化、具体化落地。然而,制度本身也是决策的内容之一,是文本规范;制度的运转,包含政策的落地过程。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过程也就意味着制度的运转。而如何让每一项政策都得到决策化贯彻执行,关键在人;制度是必要因素,但最终决定因素是决策者——核心行动者及其组织根据客观规律和主客观需求能动地构建系统的制度并付诸实施。中国国家治理活动中的核心行动主体是从中央至地方的各级各门类决策中枢:政治中枢、地方决策中枢、部门决策中枢等。作为"关键少数",各级领导干部主导着各领域各层面的决策与执行活动。制度的运转,主抓手在于"关键少数"。     

“动态治理”——日本信息安全制度及密级划分制度的启示

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科技创新与日俱增的时代,动态治理是政府成功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以“动态治理”的理念制定信息安全制度,日本的信息安全体制逐步形成.所谓“动态治理”,指的是政府能够持续调整它的公共政策和项目以及改变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式,以实现国家的长远利益.     

抓住“转型阵痛”机遇

对中国来说．2008年是“多事之秋”．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先后发生众多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为我们探求社会转型时期化解群体性矛盾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视角。12月29日《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称．社会转型能够取得成功．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政府转型成功。加强和改善政府预防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能力．需要推动政府从传统威权治理向现代公共治理转型．从“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型．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     

数字治理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路径分析——以广东省广州市“一窗式”改革为例

政府治理向数字化治理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互联网+政务服务”作为促进政府治理转型的重要抓手,对于更好地将政府治理工具与互联网技术进行有机融合,从而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实践中,“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痛难点问题,如互联网政务服务事项缺乏统一标准、数据共享存在信息壁垒与协同障碍、容缺办理制度亟待推广完善以及在线政务平台存在信息安全隐患等。为了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路径,文章以试点城市广东省广州市的“一窗式”改革为例进行分析,从顶层设计、共享协同、治理模式与监管模式几方面为改革提供优化路径。     

武汉治庸问责的“电视公考”

"电视问政"给更多的公民传达着这样一种讯息:即每一位公民作为公共权力的享有者之一,有权力监督政府治理的行为和政府服务的品质,有权力对政府进行问责,帮助政府提升治理的水平,改善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