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儒学圣门代代相传的精义要诀

《大学问》在王阳明师门有重要价值,被奉为教学经典。初入师门学习的人,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当下发现此心先天具有“良知”的本性,只是发现“良知”是不完整的,还必须“致良知”,王阳明借《大学》中三纲领、八条目来解释其核心思想“致良知”。以此来说明,其思想与古圣先贤叙述的经典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     

论王阳明良知的“自信”

良知的"自信"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中的关键一环。良知本体知是知非,但是受到遮蔽的良知如何真正得以落实,是工夫上的一大问题。由于良知本体的"无善无恶",一方面很难真切体认良知本体,做到对良知"信得及",另一方面容易将自身的经验知识或者意念加诸良知,混淆私欲和良知。这些缺乏良知自信的表现都会阻碍良知本体的发用。同时在良知本体上无法做工夫,而从后天意念处下手,又不能直截了当。因而只有通过立志成圣对良知起信,真正将良知实有诸己,才能悟入良知本体。不过,对良知自信过分,就可能引发普遍认同的客观化问题。     

良知和善举点亮“最美风景”

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的哥等演绎的“最美风景”,以美德为主轴,凸显当下部分群体的良知和善举。这里的“部分群体”,疋El侣H_,拥有美德认知、美德动力,直至美德良知和美德善举的行为人。他们在“最美风景”中屹立,让人敬仰。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良知的嬗变--从牟宗三对阳明的批评来看

表面上,以“良知坎陷”名家的牟宗三是在接着“致良知”的王阳明在讲,其实不然。牟先生对王阳明多有批评,不仅对其人性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且对阳明“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给予毫不留情的驳斥;还认为“王门四句教”非圆教。虽然他们都以“良知”立言,但良知已悄然发生嬗变。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王守仁学说之“良知”与“致良知”

王守仁是生活于明朝中期,致力于正人心、救时事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著名的理学家,他提出的＂心说＂、＂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对当世、后世以及中国文化精神都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浅析“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

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是阳明后学经常提及并引起争论的话语,前者强调的是见在,即良知本体具有先验的完满性,并有当下完具地呈现自我之可能;后者偏重于现成,即良知本体具有经验的圆成性,并能在当下得以完整体现。见在良知是良知学内在逻辑的必然展开,现成良知更是将这种展开在实践经验层面推向顶峰,然而这一推进本身却包含着对良知本体消解的可能。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小议王阳明的圣人观

从“心之良知是谓圣”到“万物一体”,体现了王阳明圣人观的两个核心。“心之良知是谓圣”回答了“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万物一体”则进一步指出了圣人必然要达到的精神境界。王阳明赋予了每个人以成圣的可能,大大提升了普通人成圣的信心,体现出人性平等的思想。但作为儒者的圣人,并不是与日常百姓等同,而是应当履行儒者的社会责任,将一体之仁施行于天下。     

传统孝道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王阳明的“良知”孝道观在新时期的意义

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孝道观,充分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品格,肯定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本质。它把人从外在的教条主义理学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指向人的内心,使人立足于自身的“良知”成就自己的孝道。今天人们的孝心大多已麻木,重拾人们的孝心与良知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良知”说孝道观对于新时期孝道的重建提供了一个致思方向。     

王阳明“致良知”探微

阳明所谓良知,就是人所固有的先验道德意识、先验道德规范和先验道德本体,就是天理人性的自觉自明;阳明所谓"致良知",就是本心良知的发明扩充与发用流行,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过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原则与功夫理路主要包括立志成圣、知行并进、动静结合、内外合一四方面内容。     

良知分体用与性命要兼修——江右王门后学刘邦采的良知本体工夫论

刘邦采是江右王门后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运用比较观照的方法,通过先师王阳明的思想来透视弟子刘邦采的思想。可见刘邦采的“良知无见成”“良知分体用”的良知本体论与“性命兼修”“致虚致实”的良知工夫论虽从阳明学中可以引出,但实有别开新路的趋向。刘邦采渐离阳明之学别开新路的趋向有二：一是“良知无见成”与“良知分体用”偏离阳明“良知当下具足”与“良知只是一个”的良知本体论;二是‘复真阳”的“良知回归路’’与“性命兼修、立体致用”的“两种工夫”偏离阳明“致良知”的“良知扩充路”与“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的“一个工夫”。刘邦采考察了德性的内在根据和修养的现实工夫,为当今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支援意识。     

从道德实践角度看王阳明“良知”学存在的问题

从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内涵和特征看，良知集道德原则、是非标准于一身，行为者的行动动机也须依靠自身的良知来鉴别和纠正。这对肯定人的道德能力、树立成德的自信心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缺乏可公度性的局限，导致在道德实践中，一旦出现行为者将出于人欲的动机误认为且自信是出自良知时，很难在自身内得到纠正；还会导致难以进行道德评价的困难。克服这些问题，需要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在理论上发展出更实质性的道德原则，在教法上，则需要更加突出“礼”作为客观规范的作用。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体究践履”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课题.历代哲学家对知行的含义及二者的关系,争论不休.宋代以后,理学家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更是盛况空前.程朱把知看作独立于心之外的客观精神本体,把行看作人对客观精神本体的体验,提出“先知后行”的命题.“陆九渊将知从主观之外拉回主观之内,认为心即理,知就在人心中.不过,同程朱一样,他也认为知在先,行在后.王阳明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的知行观自然不同于程朱,然而也不同于陆九渊.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较之陆九渊更为彻底,不仅认为心即理,而且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认为,陆九渊的知先后行论,将知与行划分为认识的两个阶段,有滑向心外有物、心外有理的危险.他认为,所谓知,就是人生而具有的良知;所谓行,就是去恶正心,回复良知.二者密不可分,即知即行,即行即知.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良知本体,不存在知先行后或先行后知的问题,不可将知与行割裂.为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     

阳明“良知说”对儒家“经权之辩”的发展与反思

＂权＂是儒家非常核心性的实践概念。阳明＂良知说＂对心物关系的讨论与其经权结构有着一致性,根本而言是希望以动态性实践结构来改造程朱的静态结构。这种改造典型体现在以明镜比喻心体,这个比喻一方面将工夫落在当下的瞬间,澄清了人道德实践的本源性结构;另一方面却构成了对更广阔时间尺度的遮蔽,由此带来对经史实学的忽视。     

政府、制度与良知

2001年 2月 22日的《南方周末》载有刘友德的一篇文章《人的“良知”从哪里来？》,作者痛斥“只有国家、政府才能提供良知和主持正义”的谬论,对此我没有异议。说出于人们内心体认的道德良知要靠国家和政府“提供”,确实很无知──连“良知”这个讲了两千年的名词都不知是什么意思就来开黄腔;也很无耻──那种“三忠于四无限”的谄媚嘴脸跃然纸上。这种谬论的可怕性在于它既推卸了宣言者自己应负的道义责任,也“剥夺”了广大公民当家做主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利。 　　然而,刘文只是以否定判断驳斥了“只有……才能”的荒谬,却…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说与儒家时间意识的突破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不同于阳明后学的“良知现成”,宜从时间意识的维度并在儒释道互动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良知不是超越时间的本体,而是有时间性的。良知典型地表现为道德意识对凡俗的私意计度的时间意识的斩断;“良知见在”不是理论陈述,而是实践的指点,也即让学生专注于当下的、非功利的道德实践,放下对过去与未来的执着与算计。“见在”在阳明用语中大多数应当理解为“尚存”,“良知见在”即“良知尚存”,虽不完满,但蕴含着缺而待圆的动势。此语警策人们:当下一念良知醒觉就该行动,沉浸在非功利的时间体验中从事道德实践。阳明论“良知见在”时还说“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可见它与意念管理有关,钱德洪、邹守益、孙应奎与王畿等阳明后学都点出了这种关联。在时间体验上,道家与佛教对儒家构成了挑战:庄子有“无古无今”、郭象有“忘先后之所接”、禅宗有“前后际断”和“无念”。阳明点出“良知见在”,化用了禅宗的斩截的时间体验工夫,以工夫论之“断”求本体论之“续”,才使儒家从佛道的威胁中突围,而觅得新的工夫进路。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简探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以及道德哲学的核心内容。而对良知的分析则是理解致良知的起始和基础。此外,致良知这个命题本身蕴含着多重内涵,需加以多方位的阐释。另外,对如何致良知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帮助我们开拓和加深对致良知命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