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宪

胡宗宪（1512～1565年），字汝贞，号梅林，绩溪县龙川村人。     

从东亚学视域看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

历史上涉及东亚的倭寇事件,既是倭寇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行径,也构成东亚古代海洋史、战争史、经贸史的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东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倭寇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鉴于倭寇事件的东亚区域性质,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站在东亚学（东亚区域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立场上对日本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加以剖析,并与中国的倭寇研究及倭寇题材的文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东亚区域意识与日本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构成了日本倭寇史研究与倭寇文学的一对矛盾体,反映出当代日本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     

明代倭寇海盗、海禁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读《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十六世纪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倭寇海盗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明清统治者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把东南沿海地区人民不顾封建政府海禁前往日本、东南亚各国从事海外贸易,诬为倭寇海盗,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解放后,一些书刊仍沿袭旧的观点,把一场人民的正义斗争,也说成是倭寇海盗,对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行动,不加分析地一律给予肯定和赞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山大学戴裔煊教授《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为深入研究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海盗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嘉隆期间的倭寇与明初、万历年问的倭寇不同,前者是假倭寇,后者是真倭寇。戴裔煊教授认为:明初日本人入寇山东,以及派人与明左丞相胡惟庸相勾结进行谋反,是由日本当权者所主谋指使的,是真倭寇。万历年间日本虽没有直接派兵入侵中国,但当时     

“八幡信仰”与日本文学中的倭寇观——以《八幡船传奇》为例的批判研究

对倭寇的正当化与美化是以倭寇为题材的日本“倭寇文学”的总体倾向。早乙女贡的《八幡船传奇》作为倭寇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从日本的“八幡大菩萨”信仰出发,把倭寇的入寇行径写成了受“八幡大菩萨”护佑乃至“八幡大菩萨”自身的行为,并基于神道教的海神信仰立场,将倭寇行径看作受神明庇佑的开疆辟土,从根本上将倭寇予以正当化乃至荣耀化,反映了日本的传统信仰与国家主义意识。对此进行分析批判,有助于我们认识“倭寇文学”及倭寇观的文化渊源与当代流变。     

论谭纶对明代抗倭斗争的贡献

倭寇对中国沿海的骚扰,始于元末明初,尤以在嘉靖年间为最烈。这一时期,由于倭寇侵袭,东南沿海苏、浙、闽、粤一带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当时在抗击倭寇侵略的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爱国将领,其中最为人知的是戚继光和俞大猷?戚继光、俞大猷在抗倭斗争中,战功卓著,固然值得称道,但另一名将谭纶的功绩,同样不能忽视。笔     

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倭寇外交”考论

纵观明初中日外交,倭寇所引起的海防安全问题始终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明政府几乎每次遣使都会提及倭寇问题并在国书中明确要求日本禁倭,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多次呈贡厚礼并送还一些被虏人,却一直不能全面出击平息倭寇,致使倭寇连年屡犯中国沿海,给海疆安全带来极大威胁。双方在禁倭问题上不能达成默契,导致明太祖对倭寇外交失望之极,最终决定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转而重点加强防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防安全。明初中日关系不仅有封贡与朝贡,也有冲突、敌对甚至绝交,双方之间复杂曲折的外交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多样性和动态性的一个极佳范本,它使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与邻邦交往中,朝贡礼仪只是表面虚像,而国防安全才是实质内容,是影响两国外交最深层次的核心要素。     

论明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质

明嘉靖中期,国内外贸易状况日趋复杂,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倭寇猖獗,海禁与反海禁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一起。明统治者把这种状况简单地概括为倭寇问题,从而增加了识别的难度。一为了更好地认识嘉靖中期倭寇的活动及其性质,需要简略地回顾倭寇的发生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但又必须加以区别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倭寇(日本称为海寇)起源于元代以前,成长于元军侵日之后,发展壮大于日本的南北朝和战国时期亦即明嘉靖中期以前,而消亡于明万历时期亦即日本丰臣秀吉统一全国之时。明成化、正德时期,出使日本目睹倭寇实况的朝鲜通信使朴瑞生估计,对马、壱岐、北九州及濑户     

倭寇与中国

发生于元代末年(十四世纪中期),与有明一代(1368—1644年)相始终的倭寇对中国、朝鲜的骚抗和侵略,给中世纪后期的东亚世界带来动荡和不安。同中国历史有关的倭寇,分别出现在元末明初、明代嘉靖年间(十六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和万历年间(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然而,同是倭寇,在不同时期,实质不同,意义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倭寇分几个时期作具体分析。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中日本人形象书写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隋唐前,基本为想象中的非类:或为长寿仁者,近于仙,或为形态怪异者,近乎兽,形象较为模糊;隋唐后,日本人形象由想象中的非类复原到人类,宋代文学中出现了日本奸商形象;元后,倭寇逐渐成为文学中日本人形象的主要内容,仁者形象逐渐淡化,凶顽、恐怖、惨无人性的倭寇形象得到加强,同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基于现实生活的日本人的形象书写。     

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 ,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 ,明廷希国以勘合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 ,然而 ,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 ,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 ,并导致了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 ,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 ,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 ,由于在勘合贸易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 ,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 ,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

<正> 倭寇是明代的大祸患,对人民生命财产、生产事业、海防、交通都带来巨大损失,经数十年才平定。历来人们都认为御倭战争及其将领是值得赞颂的,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这是传统的旧看法了。他们则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和海禁政策的弊端来探讨倭寇问题,认为倭寇具有“反海     

明朝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刚开始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由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遂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     

宋元海陆双重帝国架构何以樯倾楫摧——明朝之百姓“片板不得下海”国策探析

宋元两朝初步形成了海陆双重帝国架构,但伴随着明朝实施百姓“片板不得下海”(海禁)国策,这番景象随之冰消瓦解。该国策之产生,缘于“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故“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雍正帝语)。“防民”是提防可能取而代之者,朱氏通过戮尽功臣并借此废除丞相制以集权后,其防范重点便转移到士人与百姓身上,尤其是格外防范海商、渔民与游民。“防边”有二：北元与倭寇。因元顺帝及子孙不但拥有标志着王朝正统性的传国玺,还始终没有放弃大元国号,拥有强大武力,逼得明朝修筑万里长城来防范。至于倭寇,明朝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却对“长于陆战,短于水战”的倭寇,非但不主动出海犁庭扫穴,反而沿着海岸线修筑防海卫所,借此隔绝民众的海上事业与外贸。“防民”是明朝实施海禁的底层逻辑,可能取朱家而代之的明朝官民、北元王朝均是其“心腹之患”。与之相比,倭寇则属“癣疥之疾”,因为乌合之众的倭寇对明皇权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恰恰是这一点,倭寇便成为明廷可资利用的道具。因为只要倭寇存在,朝廷就有了对百姓海禁、让皇室与官府借此垄断海上贸易的理由,这也是各类真假“倭寇”能与强大的明朝共存200多年的内在原因。     

福建方言研究概述

一、明清方言研究福建方言研究始于明末。较早的一部著名方言著作便是假名于戚继光所著的《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人所反映的是福州话音韵系统。戚继光是明末名将，四川定远人（又说山东济宁人），嘉靖四十一年（即1562年）追击倭寇，至连江，第二年任福州总兵，镇福州。在驻闽时，为了让士卒尽快学好福州话而编写此书。《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份韵母为36类，以一首诗的36字作为韵目。“春花香，秋山开，嘉宾欢歌颂金杯，孤灯光辉烧银江，之东郊，过西桥，鸡声催初天，奇梅歪遮为。”后又注“内金同宾，梅同林，遮同奇．实只三十三字母。”声母分…     

“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嘉靖“大倭寇”发生后，明朝廷在抗倭同时也讨论了通过宣谕日本政府寻求协同禁倭的计划。但因考虑到“国体”问题，暂时予以搁置。之后胡宗宪等提出以“地方有司”名义宣谕的建议，被明廷采纳并相继派遣蒋洲、陈可愿等出使日本。同时也计划通过朝鲜进行转谕作为补充，但因朝鲜的婉拒及抗倭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暂时予以放弃。随同蒋洲、陈可愿归国的不仅有王直部属，还有日本大友氏使团人员。明朝政府虽然诱捕了王直，但对大友氏使团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并希望通过大友氏的转谕，能与“日本国王”重新展开“制倭”与“通贡”的交互协作。后来的唐顺之等人还曾有过通过朝鲜再次“招谕”的计划，但终因唐氏的突然离世而作罢。明朝对大友氏的“却贡”并非为了断绝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丰臣秀吉在制定征明计划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将所谓“大友氏朝贡被拒”作为借口之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狡辩。     

嘉靖“倭患”探实

通常的历史教科书告诉人们:明中叶,倭寇侵掠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一带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因此抗倭战争是爱国的、正义的战争。这个结论,长期以来为人们接受。但事实上,明中叶,特别是嘉靖年间的所谓“倭寇”,从领导者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这些中国人是为了冲破明王朝反动的“海禁”政策才被迫拿起武器的;他们的斗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进步意义,而他们之被镇压是历史的悲剧。     

明代抗倭战争的诗人徐文长

明代中叶的抗倭战争是中国沿海地区反侵略的爱国战争,经过十二年的长期的战斗终于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它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反侵略斗争的光荣传统。抗倭战争,在明史上称“倭寇之乱”,开始于嘉靖三十一年,至嘉靖四十三年胜利结束(公元1552—1564年)。在这十二年当中,抗倭战争从被动防御转到主动歼灭敌人,经过了曲折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当时沿海各省如南直、淮扬(即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人民都受到倭寇疯狂的屠杀擄掠,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也因此激起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涌现出许多反侵略战争的英雄和战士,他们挥洒热血捍卫民族利益,对倭寇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的搏斗,终于将倭寇大量歼灭,恢复了社会生产和海上的商业贸易。     

让古民居生辉 让古村落生财——黄山区“百村千幢”工程建设显著增强文化软实力

黄山脚下是一片不同凡响之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曾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设立县治，建制沿袭干余年，遗留李白、杜苟鹤等顶级文化大师的游踪墨迹。文有享誉海峡两岸的大文豪苏雪林，武有威震倭寇的大将军杜冠英，早在南宋代焦村镇焦炳炎兄弟俩被理宗赵昀钦赐为“文武状元”，还有左难当、杨文会等一批名士名流，名胜遗迹遍布太平湖两岸。     

谭纶抗倭事迹探论

谭纶抗倭事迹探论□胡长春明代中叶，倭寇猖獗于东南，沿海数千里，遍遭荼毒和蹂躏，而其中又以苏、浙、闽、粤四省为甚。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对倭寇的来源、组成、性质等歧见纷纷，观点各异，但从长期的倭患使东南各省元气大伤，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巨大损失这一点...     

木雕艺术殿堂龙川胡氏宗祠

龙川胡氏宗祠位于安徽省绩溪县瀛州乡大坑口村南，距县城东12公里，建于明嘉靖年间，坐北朝南，前后三进，建筑面积为1146平方米。胡氏宗祠为明代户部尚书胡服、兵部尚书胡宗宪、清朝红顶商人胡光镛的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