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都市"与"城市群"的拔节声作证——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从全局性、深层次与战略发展的角度看,最能代表中国改革开放实绩的是城市、"大都市"与"城市群".整齐划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与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影响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个最关键的因素.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可相应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恢复、起跑与积累阶段.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相适应,以"城镇"与"小城市"发展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是其标志与主要成果;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核心的"都市化进程"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从"城市化"到"都市化"的飞跃.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结果.对于中国的"大都市"与"城市群"而言,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育不足和发展不全面.如何超越粗俗的欲望与低级的物质享乐,防止在未来发展中走向"罗马化",是中国都市化进程面临的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与光荣的使命.     

都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与"城市群"发展

"新农村"与"城市群"是"十一五"规划中的两个关键词,也是都市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面对"城市群"与"新农村",我们既要看到两者的矛盾,也要看到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由于都市化进程在加剧农村与城市在人口迁移、资源分配、文化消费等固有矛盾的同时,也为它们在更高的历史平面上综合解决城乡之间的紧张与危机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先进的实践框架.因此如何处理好"新农村"与"城市群"的关系,认真地研究两者的内在关系原理与外在实践框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城市群的全球化进程及中国经验

城市群不仅是一个内涵空前复杂的“宏大叙事”,也是一场直接涉及到亿万人利益和命运的现实进程.世界城市群最突出的变化与趋势,从城市人口上看,世界各城市群都有较大的增长和扩展;在区域和经济发展上看,一些城市群出现了跨越州、市及跨国化的趋势,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区;在城市群模式上,则是日益呈现出特色化的发展趋势.与西方城市群最重视的是自然空间演化、城市形态蔓延、空间距离改变等不同,中国城市群在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中更多受制于“时间”要素,充分照顾城市群自然成长和演化的内在规律,是我国城市群研究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也是决定我国城市群建设质量和发展水平的关键所在.     

城市文化自由空间的构建

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战略应该是体系化战略,即通过国际大都市、区域性大城市、中等城市以及小城镇协调发展来实现城市化。城市文化的建设是城市化过程中隐藏于城市规划和一切建筑物背后的人们精神世界中深刻的思想文化的革新。在人口密     

共同体的式微与现代人的生存

在传统社会,以血缘、地缘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共同体",借助其未经分化的、直接性的社会关系使个体获得了精神依托.工业主义打破了共同体的封闭结构,将一个变幻莫测、神奇万象的大都市生活带到了现代社会之中.在货币支配下的都市中,人们进行着非个人的、表面的、短暂的,因而也是部分性的接触.大都市生活产生了原子化的人际关系,导致了人们内心的骚动和连续感的丧失.现代人需要在工业主义逻辑和骚动的都市生活中寻求稳固的"阿基米德点",以便克服精神上的不安,进而获得稳固的归属感.     

论当代大都市文化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

大都市的文化建设分为四个大的"文化域",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信息文化。大都市物质文化的重心是物质多样性和物质流动及其载体的运作效率。大都市制度建设有重要意义,信用制度有奠基性,契约论的当代作用和社会保障系统对大都市现代化文明有标志性,中国大都市制度建设在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的起步上是不可或缺的。在大都市建设中,应该注意城市经济符号化和体验化的发展趋势,物质文化与信息文化在城市的当前存在中的相互涵化、转变和一体同构的趋势,以及当代大都市大系统危机的紧迫性。大都市精神文化分为形象、知识、美感和娱乐等方面。     

西方国家大都市区组织管理模式--兼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协调管理机构的创建

本文针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区域性问题 ,提出借鉴欧美国家大都市区组织管理模式 ,创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管理机构的构想。建议创建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协调管理委员会”具有如下几个要点 :该机构主要承担跨界职能 ,必须是一个具有操作手段的权威机构 ,其组织构成应有利于该组织职能的履行和目标的实现 ,成员发展采取循序渐进、分步推进的方式 ,管理形式采取上、中、下三层的分层管理模式     

城市群聚集效应的约束条件与破解路径——品牌经济视角的思考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来2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会快速提升。与工业化中期不同的是,未来的城市化将采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整体推进方式,这导致大规模人口进入城市,还会促使中国走上一条"紧凑的、集约化、高密度的城市化道路"。在探讨城市群发展时,就一定会触及到城市群集聚效应如何更好发挥的问题。正是基于此,本文以城市群集聚效应为研究对象,通过聚焦和剖析集聚效应的约束条件,指出发展品牌经济是破解约束条件的重要路径,并据此提出了相关建议。     

大都市框架下的社会思潮与学术生产——2007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与都市文化理论创新

2007年,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进程与都市文化研究同步发展.在城市发展环境与都市精神生态不断恶化的当下,从"美国梦"向"欧洲梦"的转型标志着一种生活方式的新理念与新智慧逐渐形成.杭州"生活品质之城"的提出昭示了中华民族在城市化进程中"向内转"的创新模式,代表了中国城市更高层次发展的需要与方向.出于现实的与学术发展的需要,以环境、生态、精神健康为对象的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在全球范围内应运而生,并出现越来越繁荣的研究局面.对GDP的怀疑与批判表明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悔其少作",幸福经济学成为"对经济学研究目的和内容的一种回归".都市化进程不仅打破了地理-民族-国家的传统分界,也融化了文化、意识与心理等方面的隔膜,带来了一个产生大思潮、大思想与大学术的大时代.城市(都市)文化成为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在都市化进程研究、文化城市与文化都市研究、以艺术之城为中心的艺术与城市文明研究、"新农村"与"城市群"关系研究、都市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运河"申遗"相关的运河城市群研究、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都市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市文化学研究在2007年度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中国大都市区管治研究

未来中国的区域政策需要关注大都市区管治。目前中国大都市区管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重建轻管"和"单一式"的管治理念,"后果导向"和"管家式"的管治模式,部分大都市区管治行政主体缺失,大都市区管治的监督机制薄弱,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普遍,公众参与度不高等。为了实现中国大都市区"好的管治",管治理念将不断地趋向于市场化、民主化、柔性化、信息化、"人本化"和"能本化";在大都市区管治中必须协调政府与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以及市民社会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要构建完善的垂直管治体系和水平管治体系,实现由"后果导向"式管治向"原因导向"式管治的转变;逐步建立多元化的管治模式。同时,要重视大都市区管治的体制创新。     

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

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中国城市化的文化挑战与回应

新中国前30年主要是政治主导的城市化。"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政治型城市化的基本特色和成果。改革开放的30年可称为"经济型城市化"。在经济型城市化大潮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04年前后,全国183个城市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市强大的关键在于有没有适应城市生存环境、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真正的城市人"。以文化问题为主要矛盾的"做人关",是中国城市化更加艰险的道路和难以平稳度过的阶段,并在最深的意义上关系到人在城市中奋斗、付出、追求的价值和意义。     

国际大都市核心价值论

随着都市化、现代化的推进,国际大都市的核心价值问题日益凸显.国际大都市融入全球文化多元化进程中,应坚持民族文化精神、抑制后工业社会的非理性主义文化、促进文化的现代转型、促进和谐文化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国际大都市的素质和灵魂,是国际大都市的核心价值;国际大都市风格与素质的统一、"形态"与"神态"的统一,则是国际大都市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要求.     

打造中国的“兰斯塔德”

"兰斯塔德"是荷兰西部由多个城市组成的环状城市群,在我国长江中游地区,以汉长昌(即武汉—长沙—南昌)环状高速公路和铁路为依托也正在形成城镇密集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地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覆盖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包含了汉长昌环线以及邻近的若干城市,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9000万。我国长江中游城市群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空间结构上与兰斯塔德城市群有一定相似性,即城市群中心并非单一核心,武汉、长沙、南昌都是中心城市;围绕着三个中心城市,周边分布了众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伴随城际铁路等交通通道的不断改善,城市间的时间距离将进一步缩短。借鉴兰斯塔德及"绿心"的发展经验,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完善大都市区管治体系的推动作用

完善大都市区管治体系的关键之一,就在于通过统筹跨区域公共产品和服务,来发挥服务供给的规模经济效益。通过对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归纳可以发现,大都市区内的地方政府设置状况,特别是辖域和人口规模,与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效率、质量和均等化程度,都存在紧密的联系。中国目前已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大都市区化的趋势已经展露无疑,各种"大都市区病"随之纷纷出现。在此背景下,如果能够适时、适度运用行政区划手段改造地方政府体系,将会对构建完善的大都市区管治体系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基本策略方面,应继续坚持和完善"单中心广域市制",避免陷入"巴尔干化"的泥潭。     

城市群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3年中国十大城市群10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城市群规模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群规模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N"型曲线特征,经历了"逐步缓解——恶化——得到好转"三个阶段。当城市群规模小于5 919.6万人时,环境污染随城市群规模的扩大而减少,城市群规模在5 919.6—9 790.67万人之间时将不利于环境质量改善,跨过这一区间后则有助于环境污染减少。2)城市群对外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特征,当外资利用水平小于225.047亿美元时会严重影响环境质量,在225.047—4 195.32亿美元之间时影响作用开始减小,超过4 195.32亿美元时则会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目前我国十大城市群,除了长三角跨过第二门槛值之外,其他城市群外资利用均处于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阶段。3)产业结构的调整、高科技人力资源培养都将对环境质量改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城市化进程中的“二难推理”与“统筹”理念

今天世界和中国都在经历着不可改变的城市化进程。然而,人们对于城市化进程是又"爱"又"恨"。一方面,人们向往城市,向城里涌;另一方面,人们又厌恶城市,想回归乡村,向往"农家乐"。换句话说,城市化既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又产生了社会问题与不和谐因素。因此,有城市化进程中的"二难推理"。在认识论中,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以及人们还不能完全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常常会出现认识两难的情况,亦称"二难推理"。所谓"二难推理"也叫"两刀论法"。由两个假言前提和一个有两个选言肢的选言前提构成的推理。因为有的"二难推理"反映左右为难的困境,故称。[1](P5)在"二难推理"中观察城市化进程,会有矛盾和对立,甚至导致"不可知"论。然而用科学发展观中的"统筹"观念认识城市化进程,就能确认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和城市化进程对于实现人类社会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认知、移情与行为: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基于大都市郊区农民市民化的调查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议题,得到了学者密切而持久的关注。本文通过大都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实地调查,使用"角色再造"这一核心概念,从认知、移情和行为三个方面透视了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勾勒出了大都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动因及其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了角色理论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和政策实践中的应用。     

北接泛珠南迎东盟联手共建环北部湾城市群一体化

城市群一体化是城市转型民展的新趋势.在"9+2"泛珠三角经济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的大背景下,环北部湾各城市处于泛珠三角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交汇中的结合部,是中国--自由贸易区海上通道中桥头堡和中心区,因此,其区位优势决定它将是21世纪我国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区域和最好具有活力的新的城市群经济增长带.所以,要从战略的高度把握联手共建环北部湾城市群一体化实现的机遇期,客观分析环北部湾城市群一体化所面临的问题,真正做到北接泛珠,南迎东盟,联手共建环北部湾城市群一体化政策措施和产业发展战备的支撑体系.     

从“巫君合一”到“德政礼制”——论“巫史传统”的内在政治伦理逻辑

"巫史传统"是李泽厚晚近提出的用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根源的一个概念,意即中国"巫文化"的理性化历史进程。"巫史传统"的历史前提是"绝地天通"之后所形成的由王权统摄神权的"巫君合一",它的理性化进程是通过"数"这一具体历史途径实现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历史经验的保存、对天象历法的掌握和对军事活动的参与。在"由巫而史"的理性化进程中,周公的"制礼作乐"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它直接导致了后世"德"和"礼"的产生,从而一方面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另一方面则标志着"由巫而史"这一理性化过程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