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视野与转型期汉族作家跨族文学研究

从民族志与文学融合的视野看,转型期汉族作家跨族文学是以汉族作家的跨地域行走、跨族群交往、跨文化体验为前提,以少数族群的历史、现实及地方性知识为描述对象的文化书写。它记录了不同地域少数族群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保存了某些即将陨落和消失的部族文化传统,部分真实地描摹和还原了转型期民族地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变迁,从而成为一种考量民族文化保存和变异的活态文本,具有当代民族志的性质和意义。汉族作家跨族文学体现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和文化内部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为推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构和民族文化新格局的创建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试论波斯文学的民族特性

研究与概括各民族文学及各国文学的特性,应该以民族(国家)文学为最基本单元、以世界文学为广阔平台,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比较文学的视阈中,可以概括出波斯(伊朗)传统文学的三个文化特性.第一,独特的历史文化与国际政治环境,造就了无与伦比的"诗人之邦";第二,波斯文学整体渗透于祆教的"善恶二元"观念及"泛伊朗主义"之中;第三,介乎东西方、南北方相交叉的"十字路"位置,使波斯文学形成了"四方交汇"的"介在性"或"间性"特征.     

论现代文言文的文化地位与学术价值

文言文并未退出现代文化生活.传统文言的文学表述功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仍然得到相当的珍惜与尊重,对于一些特定的文体而言,文言表述甚至具有白话文难以替代的作用.虽然不必呼吁或提倡使用文言,但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应当承认现代文言文存在的合理性甚至合法性,应该充分注意这样的文化现象和语言现象,从而为现代文言文的合理存在和健康发展开辟新的价值理路.     

金朝多民族文学格局析论

女真族所建政权下的金朝文学具有多民族特征。在金国境内,汉民族虽非主体民族,却是文坛主流;女真虽为主体民族,却是文坛偏师;女真、渤海文学共同与汉民族文学构成鼎足、相辅之势;契丹族、奚族文学呈弱势。多民族文学的互动、互补,丰富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学的历史景观,成为金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王朝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汉民族代表的中心文化与北方民族边缘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是形成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历史机缘;凡主体性和民族气质、个性特征强烈、鲜明,且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善于吸取、学习异质文化之长的民族,其文学就繁荣发达。以往认为金朝文学只是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汉族作家创作的观点难以准确反映其文学的完整体貌和本质特征。     

论90年代的家族小说

以家族小说表现历史变迁与文化沧桑,构成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呼应世界文学的特殊景观.其一显示出对民族现代转型的精神关注乃至历史主义的自信;其二借家族叙事呈示历史寓言,体现当代作家退回内心的忧思;也出现了某种"衰败历史的形式".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家族母题切入五四的时代主题,90年代家族小说更注意发挥家族叙事的自由空间,表现民族及人类的生存特点.     

壮学与民族文学综合研究的领航人——西南边疆语言与文化专家访谈录之三“梁庭望专访”

梁庭望先生是著名的壮学家、民族文学研究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壮学、壮侗语族民族历史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他的壮学研究成果推动了壮族文化发展,他用自己所学为壮乡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提出的"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理论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促进了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五十多年来,他在这些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开拓,为我国民族文化与文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性的空间焦虑——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一种精神状态

与五四新文学呼唤、追赶现代性的时间诉求不同,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现代性的空间焦虑.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焦虑来自于东西方"冷战"而形成的空间对立,其政治化想象、权力的集中与话语的统一、社会主义话语与民族主体性话语统一的追求,体现了与西方文学对立抗衡的姿态.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是全球文化的综合趋势与各民族文化独立发展冲突的产物,在文化问题超越了政治问题的语境中,寻根文学表现出一种民族现代性的文化身份焦虑,"寻根"的空间焦虑陷入现代性的时间尴尬境地.90年代以来,在相对主义的语境中,现代性从历史进程中被提取,呈现为一种空间结构性的存在,文学的"现在进行时"状态,透露出失却历史价值支撑的焦虑与无奈.     

表述"中国文化":多元族群与多重视角——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五届学术年会侧记

年会的学术探讨自觉站在国际学术前沿,将中华各民族、各族群文学作为完整文化共同体的有机部分来考察,注重揭示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围绕"表述中国文化"的主题和以下四个分论题展开了热烈而精彩的学术交流:(1)民族/民间文学的历史功能与现实境遇;(2)民族志的纪实和想像;(3)文学人类学的两岸对话及中外对话;(4)文学人类学的教学及学科建设.     

论“五四”时期傅斯年之戏剧改良观

长期以来,傅斯年被人们称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如果将其置于宏观背景之下,超越政治、道德的层面,从人性及文化视角重新审视、解读傅先生之戏剧改良观,我们认为:批判旧戏,创造新戏是历史的必然;戏剧文学应是"为人生"的文学;文化继承应是一种开放性结构和世界性眼光,文化是统一的;中国文学的前途必定是"为人生"的文学。     

“五四”新文学的寓言形态

从文学形态研究"五四"新文学,他剖文学、自剖文学与民族自剖文学分别从内倾、外向和寓言的角度构建了"五四"主流文学的形态群落.民族自剖文学作为寓言形态在于作家以其民族代言人的身份来对"自我"进行无情的解剖,以期革除弊端,求得新生.民族现代性的焦虑是这类文学的情感焦点.<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凤凰涅槃>分别从政治、文化的批判向度及构建民族复兴的寓言方面形成了民族自剖文学的独特存在.与这种寓言特征相联系的还存在主题先在或主题的预设,叙事人与民族群体同构关系等特征.     

论诗词鉴赏作为大学通识课的教学目的和意义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古典诗词的经典地位和功能既在下降，也在变化。通过古典诗词社会功能和时代意义变迁的考察，我们将会发现古典诗词在当下的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和现实意义。毫无疑问，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诗词鉴赏课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构建民族文化品格、增强民族自豪感等方面卓有成效。这不仅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是开设诗词鉴赏课程最重要的核心意义所在。     

学问化视角下的古典诗学与清诗研究

中国古典诗学的形成和发展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学问化问题;它不仅表现为一般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所描述的某一时期或流派所集中体现的“以学问为诗”等片断性现象,而是伴随着古典诗学历程强弱参差地形成一个持续性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趋向是以踵事增华的方式由弱渐强,并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批评两个方面展开。这一学问化过程兼具民族文化和诗学两重意义:就前者而言,它是民族文化特征的诗学体现;就后者来看,它增添了诗学存在的内涵,开辟了特定层面或群体的诗学审美空间。从这一角度看古典诗学及清诗研究,将展示出更开阔的学术空间。     

汉语词义发展的重要背景——主导文体及其嬗变

主导文体是一种文本语境,影响着人们对词语的选择、对语义表达方式的心理设想和词义组合、聚合的整体构造方式.汉语主导文体所营构的文本语境理应成为考察汉语词义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参数".文言和白话这两种汉语文体,在各自占据主导地位以及二者嬗变交替之际,都深刻地影响了动态词义在语境中的实现方式和汉语词义的进一步发展.     

古代文论意象批评方法的现代反思

中国古典意象批评自古以来就是文艺批评领域内一颗闪亮的明星。其喻象性、直观性、启悟性、审美性等多种复杂的特质使得这种批评方式既能顺应长期稳定的民族心理,又能随着历史的变幻不断实现自身发展,从而经久不衰。古典意象批评还对古今中外的文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自身的巨大价值决定其不可替代的地位。至今,中国意象批评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可能性和上升空间,同时也使研究者对这种古老而精妙、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批评方法寄予了更大的期待。     

从语言选择看蒲松龄的小说与俚曲创作

白话小说在明清时期已经取得了斐然成就,而《聊斋志异》却以它独特的风姿,成为文言小说的最高峰。蒲松龄科场偃蹇失意,沉沦下僚,虽为正统文人,但并不排斥白话口语创作,现存俚曲十四首,语言俚俗易懂,迎合下层民众审美趣味。作为他心灵寄托的《聊斋志异》采用的仍为文言。文言一直是作为官方正统文体存在的,是文人身份的象征;口语白话通俗易懂,广泛应用于普通大众之间,是俗文化的象征。蒲松龄的创作文白皆有,则代表的是其两种不同境界：文言意味着虚幻的理想,白话则是回归现实的象征。     

《汉文典》：清末中日文言语法谱系

清末,中日学者编写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言语法著作,称为《汉文典》。这些著作的“谱系”类型主要有三种：中国虚词训解和泰西“文法”系;传统“小学”与“文法”结合系;字法、词法、句法、章法综合系。确认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可有效厘清清末中日《汉文典》之间的复杂关系,凸显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脉络主线,认识清末中日《汉文典》的学术创造意义,也可以意识到汉语文言语法教学在汉语国际教育发展史中具有制度上的“正统性”。 从东亚汉语学史视野来看,清末中日《汉文典》“谱系”存在不对称性。希冀在《汉文典》学史的回顾中,找到研究东亚汉语史交错与分离的符号性特征。     

从《窦娥冤》看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征

以《窦娥冤》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古典悲剧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传统文化的伦理特质和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机制深刻地影响着戏曲作家的创作动机,规范着他们的创作手法,从立意到构思再到艺术表现,中国古典悲剧创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找到民族文化精神打下的烙印。     

论春秋《公羊传》对儒家民族伦理思想的阐释

《春秋》在汉代公羊家的视阈中是一部蕴涵微言大义的经学宝典。公羊家通过《春秋》之辞、笔削和书法阐释的《春秋》之义具有表层与深层两层含义。其中蕴含的体现于春秋《公羊传》中的儒家民族伦理思想集中于夷、夏可以互变、两者同样可以进化的夷夏观,它反映了古代中华各民族之间不断交流、融合和统一的发展趋势．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成为儒家民族伦理学的精华。春秋《公羊传》的民族伦理思想来源于孔子,发端于《春秋》,由于其本质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道德自觉问题,因而在实践中对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莺要的影响和作用。     

论对偶在汉语写作中的认知意义

对偶是汉语语体系统和文体系统中的重要构成元素,是人们把对世界的认识摹写出来又渗透到高雅文化与民俗文化之中的一种语言表达式。对偶思维是一种耦合①性思维,集中反映了汉民族写作的整体思维和对立统一思维。考察汉语写作史可以发现:对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修辞方式,它更是汉民族写作的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隐喻的研究,已经从一种修辞手段的研究转化为认识世界和语言发生变化的重大课题和焦点课题。而对偶的研究,如对偶的形成与结构体制对汉语写作的认知意义;对偶所映射的汉族人的文化传统、审美心理;对偶的语体学意义和文体学意义;对偶与语体、文体嬗变和社会需求的关系问题等也应该是语言学中极有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课题。     

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

"中国(现代)哲学"自五四之际创建以来,虽力图重建中国人的意义世界,但由于它采取了以西方哲学解释古典义理学的方法,使之在逻辑上不可能并在事实上也一直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思想源而参与生活建构.古典义理学是传统生活的思想源,哲学是现代生活的思想源.但是,无论民间生活还是国家政治生活都不以"中国哲学"为思想源,因为人们并不能从中获得生活意义,而"中国哲学"因此陷入意义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