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的心和梦——论朱鸿的散文创作

朱鸿是新时期文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青年散文作家。对人及其命运的关切是朱鸿散文创作的灵魂,而且,这种关切还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现代感。真率自然的倾诉是其散文的基本表现形态,这使其散文成了作家的心灵史和思想史。由此,朱鸿建立了自己富有个性的话语世界。这是其散文艺术在当代文学中独出一格的重要原因。     

论茅坤的散文创作

本文以文体为纲，分门别类，系统阐述了明代文学家茅坤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并对其散文风格和艺术价值作了深入的评论。     

明朝遗民私修明史与明亡历史的总结——清初吴越士人私修明史的成就与特点

清初吴越地区的士人私修明史,主要是明朝遗民修史。他们或继续完成明末以来未竟的修史任务,或追述明朝历史,记录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史事;或襄助官修明史。其修史特点:力图通过考辨,恢复明代历史本来面目;重视总结明亡原因;重视史书"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功用,表彰忠义之士,借此宣扬忠孝节义;以诗为史料,以诗存史、考史。     

自我多方位的艺术呈示——论刘炜评的散文创作

刘炜评的散文对自我存在进行了多方位的、审美化的、艺术化的呈示,使读者通过其作品文章看到一个具有名士风度、深厚学养、温暖情愫和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包蕴丰富本质的人。刘氏散文在丰沛情感的真实流溢中,善于捕捉“瞬间的美”,闪耀着诗性智慧的火光,富有情致;注重文学修辞,语言明快幽默;风格呈现为刚柔兼济、感性与理性兼备的复合形态,因而极易打动人和提升人。刘氏散文打通了学者写作与作家写作的边界,值得深入研究。     

理学视域下的多维解读——欧阳修散文经典化历程考论(1127—1279)

1127—1279年间,欧阳修的散文经历了在理学视域下被"经典化"的过程,由此确立了其作为文学史经典的价值属性。在这一时期,知识精英在总体确认欧阳修散文文化经典属性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多重维度的仔细解读。经由这一系列的解读历程,欧阳修散文在儒学思想维度的权威性被明确限定,在文章技法与文史知识维度的典范性被深入提炼、辨析。由此,欧阳修散文的经典性内涵在理学语境中发生了转换,并对后世相关的文学史观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边疆风景与时代话语——碧野在新疆的深入生活与散文创作

碧野在1955年至1960年间,两进新疆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散文,以游记或特写的形式描绘了天山南北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的风景,拟构了边疆地区的未来风景。但碧野的散文并未以边疆风景取得陌生化的效果,而是以与时代同步的建设性风景多于自然景观的描绘,化疏远为熟悉,进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质话语体系中。如此的边地书写实质是碧野创作题材选取在空间上的变化,以"去边缘化"的书写解决了个人创作融入时代话语中的问题。     

张伯行书院教育实践及其理学思想的传播——以苏州紫阳书院为中心

张伯行是清代前期著名官员和理学家,为官期间,重视文教,尤其热衷于书院教育,先后创建多所书院,为清代书院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本人也成为著名的书院教育家.康熙五十二年,张伯行创建苏州紫阳书院,后来成为江南地区的著名学府.张伯行将其理学思想与书院教育相结合,对紫阳书院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读书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不仅推动了紫阳书院的发展,而且对清初学风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早期心理体验对散文创作的重要影响

早期心理体验 ,储存和埋下了一个人性格特征发育的种子 ,纵观有重要影响的散文家的成功创作 ,也发端于这样一个时期。这是因为 ,运用好早期心理体验的获得 ,能为酿造散文名篇带来触发点。反之 ,就会徒劳而无所得 ,致使创作平淡无奇     

论元好问“羁管山东”时期的散文创作

“羁管山东”时期,元好问的散文创作表现了他的“以文存史”之思、对文化遗产的守望之情、对真情美德的赞颂和呼唤以及对佛道的复杂心态,虽然总体质量上与前一阶段相比略显逊色,但在取材和表现手法上却颇有特别之处,其中以小品短文为佳。     

永远的诗人——重读李若冰和他的散文

文章全面论析了李若冰的散文创作,认为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永远保护自己信仰的纯真,将笔触对准祖国建设的步伐,将一腔的爱心献给社会主义的实干家、奉献者、殉道者,这就是李若冰,就是李若冰的文学。李若冰是一个青春永驻的抒情诗人。     

哑默的生灵——柏原小说、散文研究

在中国当代西部作家群中,柏原是一位不能忽略而恰恰多少有些被忽略的作家.他的小说获过全国性的大奖,小说、散文也常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读者>等广有影响的刊物选发,但评论界却没有投以多少关注的目光.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西部文学及西部作家被"边缘化"的结果.     

心灵胎记与文学超越——莫言散文的“故乡意象”与艺术传达

莫言散文中关于故乡的描写,形成了其独特的"故乡意象",而"饥饿"与"匮乏"是这一意象的核心内质,如同生长于作家心灵的"胎记",始终贯穿于其文学创作,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呈不同姿态,反复纳入写作视野、取材范围与表现范畴,构成了莫言绝大多数作品的审美特质,亦成为探求莫言创作历程,观照与研究其文学创作独特性的最佳视角之一。     

在"学术"的视野之外——论张承志学术散文的精神性

从当初激越的感性表达到现在沉稳的理性抒写,这是张承志散文创作风格演变的表象.但通过对他近些年来学术散文的考察,发现他所有关于"学术"的探讨都被一种厚重的"精神的在场"所覆盖.散文中的"学术"只是他用来表达自己的精神之思与文化反思的依托,是他坚守 民间立场表达民间精神追求的方式.在那些看似"学术性"很强的散文作品中,灌注的是一个民间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情怀.     

佛光里的生命咀嚼——试论佛禅对柳宗元游记散文的影响

柳宗元一生好佛,但同时他又不忘世事.他虽一度皈依佛门,希冀以陶渊明式的田园隐居生活了却一生,但他毕竟是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在他内心根深蒂固,于是入世的意志和出世的思想在他身上奇妙地统一在一起,使他既不完全入世,又不完全出世,以青灯古佛为伴.这种徘徊于自然与社会之间、出世与入世之间,试图"统合儒释"的真诚愿望,在他的山水游记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形成了他散文中独特的佛教意蕴.     

心灵深处爱的诉说——访第五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刘文艳

刘文艳辽宁省北票市人,18岁开始发表作品,多年笔耕不辍,先后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文艺作品100多篇。1987年创作了文学传记《尹湛纳希传》,填补了尹湛纳希传记作品的空白;1995年出版了报告文学集《春风秋雨》;2010年出版了纪实散文集《爱的诉说》,此书入选为全国"农家书屋"工程的精品书籍,并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散文集奖和"辽宁省第三届散文创作丰收奖特等奖",     

对民间的探索和追问——从创作主体与表现客体的关系解读韩少功的创作

从创作主体与表现客体的关系来重新解读民间,将民间相应地划分为四种表现形态:在且属于、在而不属于、不在而属于、不在也不属于,并以此分析韩少功从创作初期到新世纪之初的文本创作,探究其在四种表现形态间的跨越性,着重阐释韩少功作品中"变"与"不变"的因素:对民间乡土的执著探索和思想维度的不断深刻.     

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

晚明政治在传统史学观念中是声名狼藉的,但晚明时代又是中国早期人文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晚明的人文主义发展当然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联系,而晚明政治实际上为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事实上,晚明的时代,人们在经济生活发生改变的同时,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可以在追求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少有顾忌地发表个人的政治主张.晚明时代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一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言论的大胆.是政治宽松的表现.明朝虽然主体上仍处于君主专制政体下,但到明中叶以后社会控制与明初已迥然不同,与其后的清代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晚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塔西佗史学创作中的暴政问题研究——考察塔西佗史学实践生成背景的一个向度

在塔西佗复杂的一生中,图密善暴政统治对他及其史学创作影响最为深远;作为一个直接的现实性背景因素,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塔西佗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和撰史旨趣;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塔西佗撰史目的及其史学职能,可以窥探这种经历究竟是怎样地、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史学实践.     

仁学三书和学术真理——2007岁末感言

当今国内外文化和学术世界问题繁杂,但根本问题在于:学术功利和学术真理之间的根本对立.学术功利主义今日已成为全球商业化时代之结构性必然.本身受到传统思想拖累的人类人文科学及其伦理学,难以朝向学术思想真理之探索.在此情况下,中华孔孟伦理学,也就是仁学,由于其强调"为真理而真理"("朝闻道")的历史"诚学"精神,而可能被应用于未来人类人文科学和伦理学的革新实践,从而在全球人文科学商业市场化趋向中,引生一种仁学的、非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学理探讨之转向.为此必须克服中外两种时代思想倾向之局限:泛汉学主义(经验主义)之"中学"和后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之"西学".此二者各以不同的方式均朝向反学术理论化的思考方向.作为封建制度历史产物之"儒学"和作为永恒伦理思想之"仁学",必须加以区隔.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特有的伦理学思想--仁学,将可能成为未来国内外人文科学革新实践之精神基础.     

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凸现——邓小平理论和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之比较

严格说来，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如何进一步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视野。这一问题真正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升出来是在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遭到挫折以后，而在邓小平时代，这一命题再一次得到极其清晰的提升。围绕着对这一问题的求解，社会主义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得到重新开辟。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使得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不再是“天鹅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