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

多中心理论源起经济领域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比较研究,之后在政治行政领域获得进一步发展,并趋向成熟。现代治理理论伴随着政治和经济全球化,成为国际上逐渐关注的公共管理理论,并在我国的政府治理研究中获得了一定发展。多中心和治理理论两者随着时代需求逐渐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政府公共管理范式。     

多中心协同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江苏C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经验诠释

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出发,构建“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多中心主体下的协同治理机制,聚焦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生成机制和运行逻辑,并以江苏省C县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实践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解析。研究表明,多中心协同治理是一种节本增效且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具备中国乡村场域的现实支撑,即主要通过沟通协作、资源整合、目标耦合以及利益联结,明确治理体系中各主体的功能定位,进而对行政规制、市场经济、村民自治、社会参与等进行界定分工,由此有效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激励相容与优势互补,最终形成治理合力。     

奥氏多中心理论及实践分析

＂多中心＂是奥氏学派理论的核心概念,其核心理论认为：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二极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可行的方式,即可以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对话和利益诱导来确立公共价值,通过相互信任达到双赢,通过相互合作而减少非理性行为。但这种看似缜密的体制也存在内在缺失。因此,虽然多中心治理理论对我国公共事务的治理不无参考价值,但我们不能仅仅热衷于把原本产生于西方的理论原封不动地简单移植,必须针对我国国情有所借鉴。     

环境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综合性要求环境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合作式的环境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为促进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通过整理与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分别阐述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和整体性治理4种主要的环境治理模式以及这些治理模式在我国环境治理研究中的应用。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应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区域的环境状况,并促进治理模式的融合集成,以实现环境包容性治理。     

多中心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启示

多中心治理理论试图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中心的权力格局,形成多个权力中心组成的社会治理网络,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总结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从公民、社会和政府三个维度分析了该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适用性与启示.     

美国农业环境治理法治化实践及其启示

农业环境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必须直面的议题.经过不懈的探索,美国在农业环境治理方面走出了一条法治化道路,给其他国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和借鉴.归纳起来,其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完备的法律制度是基础,严格的执法管理是保障,科学的治理原则是灵魂,广泛的公众参与是核心.我国农业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美国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在农业环境治理中,必须树立农业环境治理的法治意识,完善农业环境治理的法制建设,规范农业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拓宽农业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     

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经验及对大连的启示

大连有着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得天独厚的条件,但目前大连面临着国内外各大港口的激烈竞争,再加上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形势不容乐观。通过对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总结出伦敦、香港、新加坡、纽约、汉堡等几大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突出的优势和特点,并指出其可供大连借鉴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加速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对策:加强集装箱场站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集疏运体系;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完善航运服务功能;推进制度创新,创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加大航运科研投入,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多中心治理诠释——基于承认政治的视角

在全球化、分权化和市场化潮流中普遍展开和推进的多中心治理,代表了现代性政治重建的一种规划,表达了矫治工具理性支配下"中心化"治理结构的趣味.其"出场"的历史合理性在政府重塑、民主行政和公共服务等治理变革的话语中给予了宣示,其现实有效性则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实践中获得了经验支持.然而,多中心治理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有效性,并没有触及对多中心治理正当性建构的确切解释,多中心治理运作的建构路径需要回到承认政治中解决.以"相互承认的法权"为核心的承认政治作为多中心治理正当性的担负,使得多中心治理无论是作为社会治理的"事件"还是知识,都具有"世界复魅"的建构主义色彩.因此,作为政府改革主流思潮的多中心治理,实际上是"承认政治"的想象.     

“温州模式”与就业制度的创新

温州就业问题解决的内在机制在于就业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经济的高速增长、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强了社会的动态就业能力，为就业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基础；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和市场化培训机制的建立，促使温州市场就业制度的形成，从制度上保证了就业的增长；就业观念的转变则是市场就业制度形成的关键。     

温州模式的哲学基础

温州模式是温州人的伟大创造,温州人在生存与发展实践中不断地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有系统的反思,继承永嘉学派事功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温州化,弘扬温州人精神,逐步形成了温州模式的哲学基础。温州实践、温州人的商业哲学和温州人的本质是温州模式的三个哲学基础。     

温州模式:内涵、特征与价值

温州模式是温州人民率先运用市场机制,发展民营经济,实现富民强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一种民本经济,温州人民是温州模式的创造力,市场经济是温州模式的推动力,温州人精神是温州模式的内驱力,富民强市是温州模式的持续力.温州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本性、区际性、创新性、发展性等特征,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均有很大启示价值,揭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怎样找到一条脱贫致富的发展路子,及其怎样通过市场化、民营化、国际化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走出一条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富民强市之路.     

泉州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对策——兼与温州比较

改革开放后，泉州大力发展以民营经济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最具活力的增长点。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增长机制的功能性障碍以及企业规模总体较小等问题不断突显出来，泉州民营经济面临着如何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局面。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泉州和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     

温州民营企业老板“跑路”的深层原因与效应

研究显示,温州民营企业老板“跑路”的深层原因主要是: 企业资金链断裂; 民间投资空间狭窄化和炒作的短期投资与投机;企业实力不强,缺乏竞争力;温州的边缘化和非理性的选择等。此事件给温州带来了不少负效应:殃及债权人面大;对地方经济造成重创;带来了怨气与社会问题等。因此,要务必认真反思,转危为机。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公正体系模型初探

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析,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概念及内涵,在对当今社会各层面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以公正为核心的环境伦理模型,使之能够在社会的各个群体:个人、企业、政府内部都相应地得到推广,并使这种伦理观成为当代人类自律的一种规范,真正的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多元共治模式的法治依赖及其法律表达

生态多元治理模式作为对当前行政监管民主化、公共化的回应,在治理主体、主体间权力关系、治理规则、治理制度上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可以解决当前生态治理中过度依赖环境行政管制而带来的制度困境。生态环境治理需要通过法治保证提供一种稳定高效的利益博弈框架来防范治理陷阱,实现主体间互动合作。生态法律规范体系也应围绕多维分权共治和柔性开放的规则制度体系构建,适时作出调整,以治理主体、主体间权力关系为法律之经,以治理规则、治理制度为法律之纬,构建生态法律规范网格体系。     

从技术创新环境角度分析技术创新主体的过渡

外部创新环境能够为企业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活动提供外在动力和必要的物质条件。将创新环境分为政策环境、技术环境和市场环境,探究其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和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并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支持环境、技术环境动荡性、市场环境动荡性均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和协同创新绩效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政府支持环境在市场环境动荡性对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网络空间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创新发展研究

互联网时代和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构筑了网络空间。作为最具当代意义的社会公共空间，网络空间孕育产生了全新的人类虚拟生存方式和虚拟社会的社会存在形式，网络空间及空间转向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视域，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充满诱惑和生机的新兴领域。网络空间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提供了新的实践环境，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面临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多重压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网络空间延展困境、大学生思想行为失范等诸多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适应互联网发展要求，强化网络空间问题意识导向，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从网络空间这一个全新的层面去寻求解决方法，提出更具解释力、影响力和说服力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构图。立足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和主体性思想，基于网络空间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创新发展体现在系统重构与协同共建、信息生产与供需平衡、秩序调控与活力创造、动态开放与价值对话四个方面，从而分别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理念、方法、路径和机制创新。其中，理念创新是根本，方法创新是关键，路径创新是基础，机制创新是保障。     

温州化解地区性金融风险的做法及启示

2012年以来,温州正规金融体系风险不断暴露,暴露过程持续时间长、规模大,风险沿企业担保链蔓延,处置难度大。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建立政府主导的风险处置协调机制,对风险企业进行差异化帮扶或处置;大力推动不良贷款核销,强化风险处置的司法保障,维护金融生态环境。这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不足,例如损失共担机制未有效建立,实质性债务重组尚未启动,风险处置受到不少政策和体制制约,打击“逃废债”的力度仍显不够。尽管如此,温州做法仍是一次有益探索,对化解和防范地区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