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识学视域的庄子思想新探

以唯识学思想为主线,结合西方笛卡儿、洛克、康德等人的哲学学说,对庄子思想内在逻辑中所具备的色境 唯识思想、主体意识思想、现象界和本体界沟通的二重世界思想进行揭显;确立庄子思想在认识论史上曾被忽视的 应有地位。     

康德的“自我意识”概念

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自我意识"一向被认为是理解康德认识论的意识"分为"经验的自我意识"和"先验的自我意识",先验自我意识既是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超验综合统一性,又是只能应用于人类经验的纯粹知性能力的一种表现.区分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对象意识与经验对象,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将促使我们更为深入地思考康德哲学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上的重要意义和地位.     

唯识学与现象学的六个理论分野

唯识学与现象学的六个概念之间,即“识”与“意识”“二空”与“悬置”“二分”与“显现”“自证分”与“意向性结构”“现量”与“本质直观”“真如”与 “事物本身”等,其意涵有 一定交接,但似是而非。第一,“识”具有判断、明辨的认识功能,还可以转成 “八识”,前五识是感 觉功能,第六识是意识,第七识是自我意识,第八识阿赖耶识是宇宙万有的总摄,具有永恒性。阿赖耶 识此义近似于西方哲学的ｌｏｇｏｓ和中国哲学的“道”“无”,无法翻译。可见 “识”与现象学的 “意识” 差异之巨大。第二,唯识学主张 “万法唯识” “我、法二空”。“二空”说是形上学。现象学 “悬置” 说是方法论,即假设万物皆 “空”。可见 “悬置”和 “二空”具有方法论与形上学的本质不同。第三, 唯识学认为世界万物都是 “识”“变”而来,呈现为 “见分”和 “相分”。这不仅是一种意识活动,还包括情感、心理等因素,因此不仅是认识意义上的,还有本体论、存在论的意义。现象学的“显现”说,意在描述对象事物在意识的呈现过程中具有意义意向性特点。可见“二分”与“显现”之差异。第四,唯识学的自证分就是八识自体。自证分是体,“二分”是用,体用一如。这与魏晋玄学体用一如 思想基本相同,于意义生成没有直接关系。现象学所谓 “意向性结构”是意识的本质特征,表明意识活动都是指向性的。因此,唯识学自证分与现象学意向性结构两个概念基本不能对应。第五,唯识学“现量”是指认知活动中认知主体亲身在场、当下感知,与六识、三性、百法交接,绝不是纯粹意识,不具有普遍性。而从佛教角度说,“现量”在所得智下所观照的也不是物理现实世界。现象学 “本质直 观”是指认知主体经过 “悬置”之后的纯粹意识,对于对象事物所进行的观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要 绝对排除对象的物理性存在,只关注事物普遍性的 “本质”,绝非个性化的认知结果。可见“现量”与“本质直观”之间很难找到相同点。第六,唯识学最高目标是证得“真如”,方法是修行。现象学根本目标是解决认识中 “意义”确定性问题,回到“事物本身”,属于哲学认识论。以上六个概念展示的根本理论差异,凸显出唯识学与现象学之间不可逾越的理论鸿沟,还揭示出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公元７世 纪佛教认知体系描述,与在现代科学背景下的２０世纪认知体系描述的本质不同。     

论阿佩尔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开始了"语言学转向".阿佩尔的观点是,这种"语言学转向"并不彻底,不能代替康德的知识学(认识论)而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只有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符号学改造,才能完成语言学转向,才能真正进行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是先验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多重因素的综合.     

论阿佩尔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阿佩尔认为，这种“语言学转向”并不彻底，不能代替康德的知识学(认识论)而成为第一哲学的新范式，只有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符号学改造，才能完成语言学转向，才能真正进行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是先验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等多重因素的综合。     

论康德的先验逻辑对认识论的贡献

<正> 康德的先验逻辑,从根本上说,是认识论的逻辑。它是一个与传统的普通逻辑不同的严谨而完整的逻辑体系,是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先验地研究那些关于科学认识的思维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原则及其规律的逻辑学说。在西方认识史上,康德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把认识论和逻辑学统一起来,其影响具有划时代意义。本文就先验逻辑对     

略论先验逻辑到思辨逻辑的发展

康德建立了逻辑与形而上学统一起来的先验哲学。他的逻辑是独立于传统逻辑之外的哲学逻辑 ,他的形而上学是有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科学形而上学。他的这项开创性的工作为欧洲哲学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影响深远的贡献。费希特改进了他的先验逻辑和科学形而上学 ,建立起了完整的先验哲学体系。黑格尔吸收了康德和费希特先验哲学中的辩证内容 ,批判了它的主观唯心论基础 ,建立了以客观唯心论为基础的、具有科学形态的思辨逻辑体系。     

康德数学观述评

在我国哲学界,对康德哲学中先验时空观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对康德由时空观而引伸出来的数学观或数理哲学的研究,却极少涉猎,这也许是由于康德思想中的这一领域涉及哲学和数学两个学科的问题。然而康德自己就明确声称,他的哲学认识论的目的就是要为科学(包括数学)提供哲学的论证,而其时空观,在其先验感性论的范围内,则是要为     

法藏的唯识观——以阿赖耶识和如来藏为中心

阿赖耶识与如来藏之间的交涉关系可看作隋唐佛教性相之争的缩影,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此背景之下考察华严宗巨匠法藏对这一对本是唯识学的概念的理解,并以此了解隋唐以后禅宗等中国化佛教的本体论特色。法藏对此问题的观点反映了唐代以降中国佛学思想的主流观点。第一,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和生灭缘起之有为法的结合,即二者共同组成了所谓阿赖耶识;第二,真如也可受熏,并参与形成此本识。这可看作贤首大师对法相唯识学之整体理解的根基,是受之前旧译诸经典之影响所致。而在今天看来,这只是唯识学中的一支,其受真谛等无相唯识学的影响颇深,并站在《楞伽》、《起信》等以如来藏来统摄阿赖耶识的思想上来发挥如来藏系思想,并不能代表整个唯识思想,其与玄奘大师所传的唯识亦不同。而这也不仅是法藏本人的观点,它还反映了以禅宗、华严宗、天台宗为首的整个中国佛教性宗的理路。     

康德与福柯：从知识论的构造到权力论的生成

康德构造的知识论是二元论哲学认识论的巅峰,福柯哲学则开创了三元论哲学中对世界复杂性和哲学复杂性的认识论的先河。文章使用复杂性科学作为比较的背景和比较的中介,用线性系统和复杂系统分别为康德哲学和福柯哲学的认识论定性,即康德哲学是人类线性思维系统的最高代表,而延续着尼采谱系学传统的福柯哲学,则是人类复杂性认识的研究的集大成者。文章赋予福柯的权力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以复杂性科学内涵的解读,即知识型的断裂是三元论哲学认识论的突变和复杂网络的特征共同作用产生的。同时给出了二元论哲学和三元论哲学的系统动力学方程,说明了物质、意识和语言在动力学方程中赋予方程系数的新的含义,它们分别表达着哲学演进与人类认识论演进的线性关系、非线性关系和短程相关性。     

沈有鼎意义理论探赜

意义理论是现代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的核心议题。沈有鼎从佛教唯识学认识论出发,借鉴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对汉语表达式的形式结构以及意义和真值作了具体的论述,形成了系统的意义理论研究体系。在对语言、思想和对象三者关系的讨论中,沈有鼎为其唯名论立场进行辩护。沈有鼎的意义理论不仅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语言哲学发展中具有超前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解决空专名疑难等当代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以及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发展方向方面,仍具有重要启迪价值。     

先验主体的可能性——康德“哥白尼革命”的实质

本文认为,康德哲学革命的实质是变革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范式,确立了主体在建构经验对象中的能动作用。本文首先通过对经验论和唯理论认识论特征的考察,阐述康德先验哲学批判性提问的必然性。其次,通过对康德先验主体可能性的理论前提、经验领域的应用和超验领域限定的分析,揭示康德主体客观性的革命实质。最后探讨了康德主体“革命”的积极意义,并指出,把意识主体的逻辑客观性活动改造成实践主体的工具客观性活动是超越康德哲学革命的真正途径。     

费希特伦理学的行动特色

费希特是从研究康德哲学开始步入哲学殿堂、从认同康德哲学逐步转向改造康德哲学的,并将康德带有二元论性质的先验哲学发展成为以自由为最高原则的客观唯心主义知识学体系。费希特的哲学带有独特的行动特色,从以自由为最高原则的知识学出发,构建了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等体系。行动特色不仅体现在他的知识学思想中,更在他的伦理学中有生动的体现。     

自我的哲学追问:从笛卡儿、康德到胡塞尔

继笛卡儿以"我思故我在"揭开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转向的帷幕以来,康德既在批判笛卡儿的基础上实现了自我学的先验转向,又以此为基础回应了休谟的无自我论的挑战。早期胡塞尔曾站在休谟的立场上批判了康德的先验自我,可随着从描述心理学向先验现象学的转向,胡塞尔又从休谟的立场回到了康德的先验自我的立场,并最终再次通过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转向对"现象学自我"的构造性分析,既在新的台阶上承继了康德,又在更深层次上回应了休谟的怀疑论的挑战。     

费希特统一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尝试——基于《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研究

康德哲学虽然恢复了人在其生活世界中的立法者地位,但仍面临着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统一问题。赖因霍尔德有关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应植基于一个最高原理之上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费希特,费希特对康德哲学展开体系化重塑以统一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尝试,正是以寻获自身学思体系的最高原理为前提的。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费希特基于对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深刻理解,运用反思和抽除的方法对人的意识活动展开先验还原,最终获致了那作为哲学最高原理的“本原行动”——自在之“自我”。自我的自相同一的内在本质赋予其在现实的创设活动中以一种自我眷顾、自我静观的“反思”性状,“反思”构成费希特由“绝对自我”演绎“实践自我”和“理论自我”,并据此构筑整个知识学体系的内在理路。费希特正是借助于“反思”概念阐明了实践自我与理论自我系同一瞬间自我创设活动的两种不同状态,两者间存在着一种既相区别又相依存的关系,从而实现了知识学语境下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统一。     

论康德先验哲学美学及其研究之难题

康德先验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到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转折枢纽,是观念论(理念论)到现代哲学人类学的主体机能结构论的中间环节。从族类经验的“积累起来的遗传”开始,中经主体的先验性存在,终结于哲学人类学的心理结构论,这是先验哲学在人类心理历程中的运行轨迹。因之,研究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一般哲学(或后验哲学)的思维方式,在路向上是相反的。同时,康德先验哲学(含美学)是一个庞大、丰富而复杂的矛盾体系,其理路是“心理—逻辑”二重结构的波动与纠合,它的运行必然突破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与逻辑—贯性。“康德现象”就是各种矛盾冲突的相互纠集,共争互荣的现象。这正是康德哲学美学的内在生命力与多维的理论生长点,它构成了康德哲学美学的广阔的解释空间。这也是研究康德哲学美学之难题。     

“先验哲学与人类共存亡”——读《康德书信百封》札记三则

对先验哲学,康德深思熟虑地作出了两大结论:一是先验哲学从理论到道德实践,都使"理性感到满足",且有不可遏止的趋势——人类未来的哲学将是先验哲学的新辉煌,其根源全是从"人类心灵机能—先验原理"二重奏中演奏出来;二是先验哲学由于植根于"人类心灵机能—先验原理"的深刻融合上,其根基与人类共存亡,所以"永远没有必要进行任何观点的更改、修订、或者体系形式的改变","在未来的一切年代里都是人类最高目的所不可缺少的"。康德的这种通透旷古与未来之自信,给学人们研究先验哲学大开了眼界。     

玄奘及唯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玄奘的重要贡献和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为人们认识和敬重。玄奘是一个伟大的佛教理论家,他在佛教理论、哲学、因明学、梵文翻译、历史、地理、民俗、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等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极其珍贵的精神和文化遗产,因此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国和世界学术界所重视。中国近百年来,对玄奘和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大致与国外是同步的,也是相互响应的。外国学者普遍重视和赞美玄奘的伟大人格和学术成就,并以玄奘研究为东方学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当代研究玄奘及其唯识学,正在朝着精细化、广泛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要充分挖掘出玄奘精神和唯识学在现代社会的现实意义,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面。     

康德的先验统觉

科学的繁荣是近代世界区别古代世界和中世纪的根本特征，而科学的发展是主体力量发展壮大的产物。因此通常所说的为科学奠定基础的近代认识论哲学实质上是一场主体革命。本文较详细讨论了康德怎样继承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主体革命成果，以先验统党为基础构筑起知识大厦；并结合近代主体革命的潮流，揭示了康德的先验统党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意义。     

《真现实论》的“理性批判”

太虚《真现实论》依唯识学理,剖析、探究理性,并对康德的理性批判进行了分散但较全面的批评。康德所谓先天感性形式及知性范畴,为色心分位假法;物自体为第八识相分。意识相应分别我执似先验统觉将感性杂多摄持为"总聚假相";灵魂、神、宇宙等先验理念统一内外经验,它们起自六、七识于八识执实之俱生及分别我执;第八识总摄诸法归于见分、相分、自证分;七识缘八识见分为我是真带质境,六识分别我执的"妄相"运用只适于经验的名言来分别"人我"常、一主体;分别共相的理智能运用于经验而不能运用于物自体,但"二相"是理智本性;众缘集现之摄持力归与法相唯识;缘起性空故因果律与自由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