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消费效应——来自于三大经济地区的解析

在分析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消费相关关系的基础上,利用2002—2013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实证分析了中国及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消费效应。研究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对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市场的拓展至关重要;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在不断的升级和优化;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     

信贷约束、风险态度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信贷约束与风险态度两个方面研究其对家庭资产的参与及配置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情况下,家庭信贷约束会增加家庭风险厌恶程度;受到信贷约束的家庭,其房产持有概率和房产市值均显著下降;其股票持有概率会显著下降,但对其持有股票市值影响并不显著;受到信贷约束的家庭,其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偏低;家庭风险态度对家庭房产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对股票资产的持有概率和持有量均产生负向影响,对商业保险资产的持有则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异质性的影响分析

文章在考虑居民收入不平衡和地区差异的基础上构建了家庭购房压力系数指标并以此作为门限变量，采用2010—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房价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整体而言，我国住房资产增值并不能拉动消费，并且在研究住房资产增值对消费的影响时共同因素是不容忽视的。考虑地区经济增长率这个共同因素的影响后，住房资产增值并不能拉动消费，一旦遗漏该变量，模型将存在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将表现为住房资产增值能够拉动消费。(2)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的存在不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和扩大内需。当家庭购房压力系数不超过15.77时，房价上涨带来的住房资产增值并不能拉动消费增长，对于家庭购房压力系数超过15.77的群体而言，房价上涨加重了其负担，将抑制他们消费的增长。(3)不同地区的房价收入比存在明显的差别，与其他省份相比，房价收入比高的地区消费增长相对较慢。     

城乡养老保险统筹的农村家庭消费效应测度研究

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是缩小城乡养老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其有利于改进农村家庭福利水平,进而会对家庭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和2017年两期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研讨了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总量上看,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使农村家庭总消费增加10.6%;从消费结构上看,农村家庭发展型消费提升24.8%,家庭教育消费、住房消费、衣物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也显著增长,这表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显著优化了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增进了农村家庭福利。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对农村家庭消费的积极影响在东北部、东部、中部地区较为明显,西部农村家庭影响不显著,这反映出城乡养老保险统筹的过程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第三,机制分析表明,城乡养老保险统筹可能通过缓解农村家庭的预算约束以及降低预防性储蓄两条途径提高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研究结论可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推动养老保险改革,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提供参考。政府应继续以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作为新时期养老保险改革的重点,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优化城乡养老保险的支付水平和支付结构。同时,养老保险统筹要进一步考虑区域发展差异,做到因地制宜,通过城乡养老保险统筹,使得农村家庭在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消费问题解决之后向更高层次的消费水平迈进,从本质上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国家庭债务、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1997～2008年相关统计数据,文章考察了家庭债务、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债务与消费以及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家庭债务是影响消费变动的格兰杰原因,消费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时,经济增长是引起家庭债务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因此,政府应加快推进消费金融市场建设,合理控制全社会的家庭债务规模,使家庭债务规模的扩张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居民应该合理配置家庭资产结构,加强家庭债务风险管理意识,最终实现效用最大化.     

开拓河南农村消费需求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研究

一、河南农村消费需求现状 从对河南省近20多年来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现状分析来看,河南省农村消费需求具有以下特征：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均偏低;农民家庭人均消费总量及各项支出费用提高迅速;农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差距在逐渐增大：农民平均消费倾向总体呈下降态势;各项生活消费支出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期与退出风险估计———基于EM算法的收入群体划分

本文在利用EM算法求解有限混合分布模型以识别CFPS数据库中各年度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使用生存分析方法估计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期与退出风险。两种情境下的估计结果显示,20%以上的中等收入家庭在样本期内表现出了脆弱性,这意味着传统的仅考虑一期家庭收入状态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测算可能高估了真实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此外,家庭面临倒U型退出风险,持续期与退出风险存在显著的区域与城乡间差异:东部地区与城市地区的中等收入家庭表现出更强的收入稳固性。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家庭退出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估计结果表明,家庭收入结构、家庭人口特征、家庭职业特征等因素对家庭退出风险影响显著。     

互联网、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变截距和变系数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互联网和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互联网、经济增长和电力消费具有协整关系,就全国而言,互联网普及和经济增长都对电力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区层面上,变系数模型显示,互联网对各地区电力消费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大部分地区互联网发展增加了电力消费,而全国各省的经济发展都显著的增加了地区电力消费.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基于内生结构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内生结构模型,用1997～2006年中国大陆各省、直辖市的Panel Data,从动态系统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的规模效应有利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的下降.(2)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不存在倒U关系.(3)防止经济过热可能有助于减少能源的消费水平.(4)第二产业发展与能源消费弹性关系不显著,而第三产业发展则与能源消费呈显著的负向弹性关系.     

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的规模经济性研究

家庭消费的规模经济性对不同成员构成的家庭生活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家庭福利的评估和贫困的识别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际研究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而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的规模经济性却少有研究涉及.文章应用Kakwani和Son考虑消费替代效应的规模经济研究框架,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的总体规模经济性和分项消费的规模经济性进行了估计.     

要素税负和地区分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对我国31个省份1999-2015年的面板数据,在考虑地区差异性条件下,分析资本有效税负、消费有效税负和劳动有效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前两种有效税负地区差异不明显,降低资本有效税负,提高消费有效税负均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劳动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地区差异性,其中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为正,而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为负.经济开放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消费替代弹性、经济开放与中国经济外部失衡

 本文通过求解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的两国模型,分析不同消费替代弹性下技术冲击和货币冲击对一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指出随着一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当存在粘性价格且消费替代弹性很小时,负的技术冲击和正的货币冲击都会使得一国的均衡汇率水平升值和外部资产盈余,且都会收敛于偏离封闭经济的“0均衡”的新稳态。这给中国当前的经济外部失衡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本文也依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消费增速放缓与消费不平等的福利权衡——基于地区层面城乡居民消费数据的经验研究

根据1993—2016年中国地区层面城乡居民消费数据,测度并比较了消费增速放缓与消费不平等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无论城镇地区还是农村地区,消费增速放缓与消费不平等均具有显著的福利效应。第二,消费增速放缓与消费不平等的福利效应不仅有显著的城乡差异性和地区差异性,而且在地区内部同样存在差异性。第三,在特定的参数区间,消费不平等的福利效应有可能超过消费增速放缓的福利效应。消费者甚至愿意牺牲所有的消费增长来消除消费不平等。消费风险越大,消费者的风险规避意愿和不平等厌恶心理越强,这种相对重要性就越突出。因此,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应适当兼顾增长与平等目标,不能顾此失彼。     

中国农村消费函数分析

文章以 1978～ 1997年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预算数据检验了持久收入假说与随机行走假说。由于制度和经济的原因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行为并非完全符合发达经济的消费函数假说。分析认为 :1978年以来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经济收入与财富显著增加 ,农村民间信用和转移支付 ,也为农民降低流动性约束提供了部分条件 ,进行跨时预算的条件逐步成熟。然而由于短缺经济的制度惯性等因素决定了农民很难获得官方的消费信贷支持 ,农民消费主要取决于其收入特别是持久收入 ,目前在过剩经济形势下更应该承认居民消费行为的合理性 ,纠正舆论以“人情风”、“建房热”等对农民理性消费的责难。     

居民资产结构对消费支出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考察了不同类型资产对家庭消费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影响特质性差别.得出如下结论:商业资产和金融资产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具有较小负向影响;房产总值对基本消费支出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但房产净值对总消费和各细分类消费的影响均不太显著;居民收入能明显增进家庭总消费和各分类消费.     

论农村市场的开发

中国农村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已重新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因而,分析研究现有体制下农户的消费行为是一项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工作。本文拟从消费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农村农户的经济行为,进而探讨现阶段农户的消费目的与动机、消费性和消费水平的发展变化,揭示中国农户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便于厂家和商家对农户消费和农村市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进而制定正确的经营策略。一、农产消费的统计特征1．农户的纯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显著提高农户消费是农户经济活动的直接成果和最终目的。农户的消费水平…     

产权性质对住房资产与财富效应的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小产权房视角,研究产权性质对住房资产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高达13％,其中对耐用品消费、旅游、医疗和教育等特定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考虑产权性质时,小产权房的财富效应显著低于普通商品房约3个百分点,主要通过特定消费实现.低收入家庭两种产权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差异最大.我们认为低收入家庭规避风险的能力较弱,而小产权房无法提供完全的产权保障,从而抑制了家庭的消费需求.     

数字经济是否影响了家庭教育消费支出?

在用熵值法测度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三轮调查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就数字经济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一定限度内通过助力家庭增收以激励更多家庭教育消费支出，但无法减少家庭经济资本导致的教育消费支出差异，降低了数字经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缓解了部分非自致性因素导致的教育不公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和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倒U型关系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未来，政府需要结合经济、社会环境制定教育政策以提升教育体系对就业技能、学历等变革的适应性。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的性别差异分析——来自陕南地区的证据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最重要减贫手段之一,通过搬迁安置和产业帮扶措施旨在提高贫困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在脱贫的基础上降低其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利用陕南山区入户调查的数据,使用VEP方法,按照家庭消费的水平和波动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分解,从而深入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影响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女户家庭中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减贫效果,参与搬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陷入短期贫困脆弱的概率,集中安置、新阶段的移民搬迁工程有效降低了其长期贫困脆弱性;在男性为主导的家庭中,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在提高家庭消费水平的同时,参与搬迁、搬迁时间等也导致了该类群体在总消费方面的波动,并提高了男户的短期贫困脆弱性。基于性别差异视角审视易地移民搬迁在不同家庭权力模式下的减贫效果,为后续精准施策提供政策启示。     

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的上海居民消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步入了又一轮重要的经济结构调整时期。面临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和更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上海居民消费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以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倾向等为标志,上海居民消费在近十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所产生的联动效应不仅反映在消费领域,还反馈到生产领域,波及到文化领域并辐射到整个经济领域,对上海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