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最新统计分类标准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缺乏权威的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学者们一直面临"数字经济研究缺乏数字依据"的尴尬境地。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分类标准,对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了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2009—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各项子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速度略低于其他三个子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方优于北方,而且区域不平衡有持续扩大趋势。     

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文章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加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增长效应也存在差异,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具有“U”型调节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我国30个省份的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并结合核密度函数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的时空演变特征和地区差异,最后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随机效应模型和纵向数据系数参数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服务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增长,东部地区发展规模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服务业数字经济规模总体差异呈现缩小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技术创新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度、外贸依存度、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均是导致不同地区服务业经济规模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空间收敛性分析

科学把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禀赋差异，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提质转型，实现数字中国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依据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以及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从数字基础、数字产业、数字融合和数字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使用改进的指数法测度并评估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采用聚类分析法揭示其空间发展格局。研究发现，2015—2020年，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增长趋势。广东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暂居末位，并且落后型省份在数字经济测度的各项维度指标中均不具备优势。从整体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基本形成了东部省份集体领先、中部群体次之、东北和西部区域相对落后的俱乐部式阶梯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在发展速度上，省域数字经济的年均增速高达10%以上，并且中西部地区的增速已经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形成集体追赶趋势。使用空间面板误差模型对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做进一步分析显示，长期内，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省际之间的经济交流及空间溢出效应而形成收敛趋同现象，这一结论在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模型以及变换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后均成立。研究结果表明，为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动态互促的良性发...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脱钩水平及其空间关联网络特征

文章运用脱钩模型测度了2012—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水平,并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了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发现：全国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以弱脱钩为主,东部地区省份脱钩的稳定性优于中西部地区省份,西部地区省份脱钩的内部差异最大;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脱钩的空间关联网络连通可达,网络联系、网络密度和稳定性趋于下降,网络结构等级逐渐被打破;上海和江苏等省份不仅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还承担“中心行动者”和“桥梁”的角色;各板块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呈现显著的梯度性,板块内部存在明显的“俱乐部”现象,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资源要素向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流动,整体上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多指标面板数据，提出保序时空PCA评价法，该方法不仅能解决特征向量符号选择问题，还能处理数据在时间、空间上的相关性，运用此方法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分阶段进行短期评价，并给出常规排序、并列排序、等级排序与全局排序，以考察各地区水平与相对位置变化，再结合聚类与空间集聚分析，做到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在度量地区差异时，构造多维基尼系数，直接依据多指标来测度，同时探讨了指标的地区差异，以寻找差异形成的原因。得出结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HQD)稳中向好，但整体水平依然不高，具体来说，与自身相比，29个省份(天津除外)、八大经济区HQD水平都在逐年提高，天津波动上升；相对而言，沿海发达地区HQD水平较高，北京、上海、江苏、天津、浙江、广东居前六，占据第一、二梯队，其中，北京、上海等地以异常值形式突显，其他大部分省份水平相对较低，约70%省份不及平均水平，尤其西南、西北中的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5省份始终处于第五梯队，排名十分靠后。两时期排名相比，东北经济区下降1名，长江中游上升1名，其余经济区不变，从省份排名来看，东北三省以及海南均有所后退，而河南、江西、河北进步明显。从聚类结果来看，两...     

基于非负矩阵分解的京津冀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文章通过拉直运算将复杂数据转化为高维向量,再利用非负矩阵分解（NMF）将其转化为低维向量,构造新的NMF评价法,对低维向量直接系统聚类,以低维向量取值之和作为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序。基于京津冀地区2012—2019年的数据,选取7个评价指标,利用NMF评价法进行聚类、排序,利用变异系数、CVX、Gini系数度量地区差异,并以京津冀灯光数据佐证相关研究。结果表明：NMF评价法简单有效,适用数据类型广,关于秩p稳健性好,且综合得分取值非负更便于度量不平等程度;我国经济系统稳定,京津冀各地区在不同时期依经济水平排名稳定,变化较小,北京、天津、唐山稳居前三;天津、承德的经济发展形势严峻,经济水平有一定幅度下降,京津冀地区其他城市的经济水平都有逐期提高,其中北京、石家庄、廊坊、沧州提升幅度较大,保定在2018年与2019年提升幅度也较大;京津冀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地区各城市差异显著存在,但差距具有缩小趋势;灯光DN值与综合得分相关性很高,可从侧面客观度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20年的数据,系统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并将环境规制异质性纳入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在不同环境规制门槛下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总体上升而局部波动的趋势,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并跨过阈值,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抑制区域的碳排放。     

数字经济驱动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深入发展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数字化转型提供新动力。文章选取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及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同时,将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纳入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在数字经济驱动农业产业链现代化过程中的传导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驱动农业产业链现代化,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可通过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低农业产业集聚地区数字经济对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均衡、极化及演化研究

区域经济差异与极化是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结果发现全国尺度上地市间的差距在拉大,经济极化程度加剧;其次利用Gini系数来计算1994～2004年我国的不均衡程度,用核密度参数法、Wolfson指数来计算极化情况,分析了各省的经济不均衡和极化程度,发现西部省份的经济不均衡程度与极化程度并存,中部省份的不均衡和极化程度相对较弱,东部发达地区存在了两个极端;再次分析了Gini系数和Wolfson指数随时间变化趋势;最后在截面数据上研究了Gini系数和Wolfson指数同人均GDP的关系,发现各省Gini系数同人均GDP呈现近似三次多项式的分布.Wolfson指数同人均GDP无显著关系.     

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

文章利用我国2003—2018年30个省份的数据,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条件β收敛具有正向作用,且对经济增长来说,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更重要,一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均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对本地区产生正向反馈效应,这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实现“弯道超车”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发展：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系统,测度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水平,采用核密度函数和Dagum基尼系数对其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并呈现“双核独大”的空间格局;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耦合共生水平低于数字经济与服务业的耦合共生水平,存在明显的产业异质性。     

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影响测度

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对外贸易动能转换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并测度其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有利于加快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动能转换,成为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重要助推力;（2）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的中介渠道促进对外贸易动能转换;（3）数字经济对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影响存在转换水平和区域异质性,在对外贸易动能转换处于较低水平、西部及东部地区时,数字经济促进对外贸易动能转换的效果更为显著。     

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13—2021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制造业绿色发展水平,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耦合协调进程中的障碍因子,并实证分析了两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较强的耦合互动关系,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不高且局部不均衡;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绿色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参与程度、城镇化发展的正向影响。     

家庭人均收入不平等测度方法的改进与实证

文章比较研究了5个不平等指数的优缺点,然后将Gini系数、堪培拉指数推广到加权场合,给出不平等指数的数值分解方法,并用两类方法测度基于家庭规模加权的家庭人均收入不平等程度。结果表明：变异系数仅度量收入离散程度,蕴含信息单一;泰尔指数满足可分解性,且分组泰尔指数可度量观测数据的重要程度,但其取值范围较大,稳定性较差;Gini系数、堪培拉指数、Zenga指数一致性较高,性质好,建议采用Gini系数,并利用更重视穷人的堪培拉指数作为参考;对于我国家庭人均收入不平等程度,整体而言,城乡差异较大,农村高于城镇,落后地区高于发达地区。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文章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30个省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2013—2020年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和障碍度模型分析八大综合经济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障碍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2013—2020年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2）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呈现小幅下降态势，区域间差异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大，东北综合经济区内部差异最小。（3）农村通邮率、农村计算机普及率、农村人均用电量、农村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制约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的实证

文章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中介视角,以2015—2019年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效应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表现出规律性的区域异质性,促进作用强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中介效应来看,在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25.17%,即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强,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弱。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碳减排的多重路径——基于中国省域的组态分析

文章首先梳理了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碳减排的作用机理;然后,建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GMDH算法识别数字经济的不同维度中影响碳减排的关键因素;最后,考虑条件间的组合关联,收集201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组态分析,得出等效组态方案和因果结论。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碳减排的过程形成了“数字技术主导型”“数字金融主导型”“产业数字化主导型”和“数字产业主导型”四条路径。江苏和北京是“数字技术主导型”路径的代表性省份,依托数字技术和产业数字化而产生先发优势。浙江、广东和上海是“数字金融主导型”路径的代表性省份,利用金融普惠性解决传统行业的融资需求,整合重组要素资源,研发数字技术和低碳产品。山东、江西和天津是“产业数字化主导型”路径的代表省份,推动解决低碳技术的应用与转化问题,形成低碳发展模式。福建是“数字产业主导型”路径的代表省份,依托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实现碳减排目标。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综合加权TOPSIS法测度我国2008—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核密度、Dagum基尼系数及ESDA解析数字经济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提升且呈现“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南北区域差异显著,南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高于北方,具有更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2013年以后南方数字经济收敛态势快于北方,主要差距体现在数字经济创新维度方面。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文章构建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了陕西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了陕西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17年陕西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社会民生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最大,其后为经济发展、协调共享,创新发展、资源配置、开放合作提升空间较大。各影响因素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灰色关联度介于0.5670～0.8130,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