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及署名问题

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以民间传奇故事《白毛仙姑》为素材,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编剧,马可、张鲁等作曲的歌剧《白毛女》,以开拓性的思想、艺术成果成为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作品,被载入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史册。在此后的60多年间,它不断地被改编成电影、芭蕾舞剧、京剧、川剧、沪剧、越剧、粤剧、鼓词。     

文化情感动员:《晋察冀画报》的图像实践和视觉说服

一个时代的摄影摄像,往往象征了该时代的社会文化和信息观念。基于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文艺制度和乡村结构以及“摄影武器论”的摄影观念,《晋察冀画报》及其画刊系列从“民间”和“文化情感”立意,通过“血的控诉”与胜利图景的告慰、“古长城”“毛泽东”形象的视觉符号化以及将中国政治文化置于国际舆论场等视觉说服技巧,构建了一套服务于解放区革命意识形态的视觉符号,制造民众的身份认同,实施文化情感动员。但这种视觉实践未能因时而变,导致“摄影八股”的滋生,部分消解了图像的动员力量。     

情感认同：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者理想信念教育的关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想信念教育意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旨在对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者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历史文献。在该文献中,毛泽东论证了情感认同是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者树立“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理想信念的关键,认为学习和实践是增进抗日文艺工作者情感认同、践行“为工农大众服务”理想信念的主要途径。毛泽东的理想信念教育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理想信念教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当代文艺工作者的理想信念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仇恨叙事与丁玲话剧作品中的情感政治

《重逢》《河内一郎》和《窑工》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话剧作品。这三部作品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连接,通过仇恨情感构建“敌—友”二元关系,确立理想中的革命共同体。仇恨这一激烈情感的产生、积累、转化与消解,构成了三部话剧共同的内在逻辑。作为一种情感动员的手段,仇恨叙事既有着深刻的在地性,又承载了话剧的政治功能。以“情感”为视角切入丁玲的戏剧创作,不仅有利于推进丁玲戏剧作品研究,还可窥见左翼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融合创化的复杂历史进程。     

在《讲话》指引下中国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了。四十年前,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讲话》的发表,引起了解放区乃至全国文艺面貌、文艺工作者面貌的深刻变化。在《讲话》的指引下,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与工农兵结合,工农兵群众参与文艺活动,便革命的文艺运动得到广泛、深入的开展,形成了一个有史以来空前蓬勃、热烈的群众文艺运动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群众性的秧歌、戏剧活动一马当先,它深入到解放区城镇、农村的各个角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以《白毛女》为代表的小国民族新歌剧。《白毛女》作为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较早的主要成果之一,在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发展上起了奠定基础和开辟道路的巨大作用。今天,回顾、总结《白毛女》创作的历史经验,对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民族新歌剧,促进我国文艺创作的进一步繁荣昌盛,将是极有意义的。     

历史不容颠倒——从有人企图改变歌剧《白毛女》作者署名谈起

读了2011年4月8日《文艺报》上发表的李存兆的文章《歌剧<白毛女>的署名问题》,我们才知道,关于歌剧《白毛女》的署名问题,近来竟然有人挑起了事端。戈焰同志首先抛出出处可疑的《邵子南与<白毛女>》一书之后,紧跟着我们又看到由陈建功和戈焰合编的《重读邵子南》,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名义出版,其中的《邵子南与〈白毛女〉》专章为歌剧《白毛女》剧本署名     

新浪微博中网民的情感动员

情感动员是学术界研究较少的议题。以新浪微博的在线生活为研究基础,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个视角分析微博中的情感动员,即个体情感动员与群体情感动员。通过研究个人情感动员,发现个人的诸多情感动员策略,而通过对群体情感动员的分析,发现微博公共事件的情感动员逻辑。从中发现中国当前社会情感结构的要素,对情感动员引发的社会后果进行探讨。     

从《诗经》到壮族民歌——通向生活世界的审美与情感

壮族民歌在现代社会中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文学与文化价值，更是一种民众生活世界的鲜活生命力展现，与《诗经》有着密切的审美与情感渊源。从《诗经》到《越人歌》,再到现代的壮族歌圩，一脉相承的审美心理和自由情感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壮族民歌可以看作是《诗经》在时间与空间线上的传续。民歌的深刻文化源头，即是生活世界中的民众将日常生活付诸诗性思维的审美意境和情感自由表达的真实实践。     

后情感主义理论:梅斯特罗维奇的社会情感批评

梅斯特罗维奇的后情感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概念——后情感。后情感指的是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类情感”,它不是传统意义上自发的、“真实的”情感,而是一种新的被“智识化”、“机械化”,由大众媒体生产的社会情感形态。后情感主义破除了理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情感的阶级固化本质主义误区、真实与行动伦理的同一性等传统看法。梅斯特罗维奇尝试用后情感主义这一理论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修正。     

新中国的乡村传播实践——基于“十七年”农村题材电影的分析

对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中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在乡村传播,并以“移风易俗”“忆苦思甜”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重塑乡村生活的艰辛历程等系列问题,以“十七年”间拍摄和放映的电影为对象,对选题、人物形象、情节表达等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研究认为,在新中国“十七年”间,电影《儿女亲事》等抨击旧婚姻制度,歌颂自由恋爱的婚姻和宣传新婚姻法,《槐树庄》等电影则呈现了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际关系,电影《神鬼不灵》等是破除迷信、宣传科学的电影,这些电影对旧民俗、旧的社会关系的摧毁,使民众开始重新认识社会的习俗和习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规范就在“移风易俗”的电影中逐渐出现和建立了;电影《暴风骤雨》《白毛女》等成功刻画了旧制度中人民遭遇的苦难,表明革命是不能在传统的旧风俗土壤中自动生成的,反映的进步思想是社会是前进和发展的,必须与反动阶级和落后势力进行斗争,通过“忆苦思甜”来建构新政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十七年”所力推的这项农村题材电影文化政治传播既是国家对内传播实践的创举,又柔性地将乡村政治引导到新的社会形态中,成功地实现乡村治理的社会主义转变。     

理智未必战胜情感

“理智”和“情感”的关系是简·奥斯丁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文章以《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为解读文本，指出作者更倾心于情感，揭示出其作品中所蕴含的理智未必战胜情感这一观点。     

情感线逻辑下的网络舆情生发演化机理与治理研究

网络舆情治理是互联网治理的重大难题。本文透过情感视角,提出情感线是贯穿网络舆情生发演化始末的牵引索。网络舆情的生发演化,究其本质是情感动员、情感扩散、情感耦合的作用结果,情感线的异常波动造成舆情系统耦合共振,引发网络舆情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关键在于情感治理。本文在分析情感与理性二元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以共识筑共情"的治理理念。通过发挥媒体的作用,打造新时代的集体记忆,塑造统一的价值观和认同基础,引导情感主导下的网络社会理性行为重塑。     

情感政治视阈下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以安吴青训班为范式

“情感史”研究作为新的史学流派,成为历史研究新的转向。将情感史研究运用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能够洞察革命主体和政党之间的张力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安吴青训班对青年进行思想动员和政治引导,使得革命主体由“各种思想混杂组成的知识分子”变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情感政治作为了解安吴青训班的主要视角,将安吴青年还原为历史的主体,研究抗战时期革命主体的情感状态、中国共产党对安吴青训班的动员机制、探寻中国共产党通过情感动员培养革命意识,唤起革命主体的情感共振;提升政治认同,弥合革命主体的情感差异;内化政治思想,转换革命主体情感表达的效果,进而探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样式。     

情感的纯化与情感的节制——论刘勰诗本体论的情感论

《文心雕龙》呈现的刘勰诗本体论是中国古今诗论中最完备的诗歌本体论 ,情感论是其重心。在情感的浓淡收放、情感的自然化与社会化方面 ,都显示出刘勰的节制与中庸。他对“诗缘情”说矫枉过正 ,偏向于传统与保守 ,但其“怊怅切情”说发现诗不是感情的放纵 ,“感物吟志”说发现了诗的情感体验及诗的生成过程 ,意识到了诗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是保证诗的道德价值的重要手段     

《白毛女》质疑者的眼光

2006年1月24日,河北《杂文报》发表了王宏任先生一篇题为《关于“黄世仁”的疑问》的文章,对著名歌剧《白毛女》提出了质疑。作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多年以前”看过的《白毛女》便产生了“疑问”。《白毛女》完全是“用穷人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所以不免要犯错误。王先生这回是用全新的“富人眼光”来看一切,于是他的认识提高了,“觉今是而昨非”了。的确,“眼光”或者说视角、观点、立场不同,看的结果就会很不一样,红的也可能看成白的,正的也可能看成反的。王先生这个关于“眼光”的高见,倒是很有几分诚实的。王先生用“富人的眼光…     

戏曲与民歌音乐元素在歌剧《白毛女》中的吸收与运用

作为20世纪中国民族歌剧的代表性作品，歌剧《白毛女》是音乐家们探索几十年后，在总结前人的失败与经验教训基础上创作的一部较为成熟的民族新歌剧。该剧在音乐创作上充分吸收并借鉴戏曲与民歌音乐元素，通过加工与改编，使之适合并发挥剧本所表现的内容。歌剧《白毛女》在创作中深受秧歌及秧歌运动的影响，并把秧歌的一些形式与内容运用到创作中；在创作中突出地方性戏曲音乐元素的作用：充分利用民歌音乐元素展示人物形象。     

文艺政策影响下歌剧《白毛女》的经典化过程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歌剧《白毛女》的历史地位和内容版本的变化实际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调整的影响。在《讲话》影响下歌剧《白毛女》作为诠释党的文艺政策的经典之作面世,而后又经历了十七年时期文艺政策变动之下由构建经典到解构经典的戏剧性命运变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造成了歌剧《白毛女》的彻底失语,新时期以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全新调整实现了思想领域内全面的拨乱反正,使得歌剧《白毛女》得以重登舞台再见光明。不同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较为集中地反映在《白毛女》具体样式、文本内容、演出情况的变化上,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厘清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变化,同时在政治文化的观照下也会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止于至善”能够成立的道德情感因素

后人对《大学》“止于至善“有不同阐释,然而有些看法偏离了《大学》主旨.“至善”是生活情境中的“合宜”.同时,作出这种“合宜”的判断依据为道德情感,而道德情感最终与直感判断力有关.     

《情感教育》的“螺旋体”空间叙事

在《情感教育》中,福楼拜运用空间叙事手法,将“虚无”这一现代性特质充分体现在作品的主题和形式上。作者感悟到,人生本是一场坠落;于是,空虚以及在某个正在消失的点上收缩成了虚无的人,成了该部小说的意蕴所在;而“螺旋体”这一空间意象有效地表现了作者的意图。本文试图通过作者人生阅历及其感悟,分析他在《情感教育》中如何运用螺旋体这一空间意象,对小说主题和形式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探索。     

歌剧《苍原》的舞台创作探微

歌剧《苍原》被誉为继《白毛女》之后的又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它的综合美感的营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仅从歌剧《苍原》舞台创作的四个方面入手,探究该部歌剧在舞台创作方面取得成功的因素,试图为当代中国歌剧的创作、发展带来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