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佚诗与先秦诗歌的发展

《诗经》、《楚辞》之外 ,见于各种文献的先秦歌、谣、诵、辞之类约 30 0余首。这些作品不仅弥补了中国早期诗歌中的空白 ,将诗歌史提前到五帝的阶段 ,还显示了中国早期诗歌从二言到四言、杂言 ,再到六言诵诗的发展过程 ,使我们认识到诗歌的发生阶段除诗歌舞结合的形式之外 ,还有总结生产、生活经验的谣谚、诵辞 ,这种口诵作品同歌的结合开拓了上古诗歌题材的范围 ,推动了诗歌体式的发展。《诗经·豳风·七月》就是谣谚同歌结合的产物。民歌、谣谚、祭辞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东晋南朝乐府民歌创作主体考

东晋南朝乐府吸收了大量南方民歌。而这些民歌大都特色鲜明：《清商曲辞》中的《昊声歌》和《西曲歌》以情歌为主,却反映不同地域、社会阶层、职业差别;《神弦歌》为祭祀歌曲;而《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或诉说爱情,或讽刺时事,反应人民最直接的心声。而从创作主体看,这些所谓“民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乐工、歌伎创作或润色。     

从郭茂倩《乐府诗集》初探汉唐乐府与楚辞的关系

楚辞《九歌》本是源于沅湘之间的民间歌谣,民间歌谣与祭神祀曲的歌乐特质,影响及于汉唐乐府。郭茂倩《乐府诗集》编集了从陶唐到五代乐府诗一百卷,共分十二类,其中保留楚声、楚调的有《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近代曲辞》、《新乐府辞》十类。考察这十类乐府诗的形式、曲调、篇名、题材可以发现,汉唐五代乐府诗与楚辞楚声存在密切的关联,楚辞楚声是汉唐五代乐府诗的重要资源,汉唐五代乐府诗是对楚辞楚声的接受与转化。     

闻一多先生论《楚辞》(下)

五、论《天问》《诗经》与《楚辞》为两个时代的产物,两者截然不同。《诗经》为封建时代(按封建时代为中国历史旧有的概念,与现在所说的概念不同)的产物,而《楚辞》则是封建制破坏后的作品。《诗经》产生于春秋时代,而《楚辞》则产生于战国时代。中国历史最大的一次转变,就是由春秋转为战国,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故《诗经》与《楚辞》时代虽然看来接近、却不可同日而语。《楚辞》以下的各种诗赋,倒是和它有着直接的血统关系。如果问历史家春秋是如何变成战国的,则众说纷纭,难于定论,因为那时变动太     

梁鼓角横吹曲中同源乐歌考

梁鼓角横吹曲是现存北朝乐歌的主要部分,其六十六曲中的《陇头歌辞》与《陇头流水歌辞》、《折杨柳歌辞》与《折杨柳枝歌》、《紫骝马歌辞》与《紫骝马歌》、《地驱歌乐辞》与《地驱乐歌》等四组乐歌,或曲名相近,或曲调可能相同,或曲辞有所关联,将这几组乐歌视为同源乐歌,对其在魏晋六朝时期内的创作、流变情况加以讨论,有助于对北朝歌诗的深入认识。     

先秦复辞辞格的审美特点

复辞这种辞格有自身独特的审美特点。在先秦作品中,主要体现为诗经整齐、匀称的形式与诗经中复辞的语形整齐美(对称美),诗经儒家温柔敦厚、情理中和的内容与诗经中复辞的节奏和谐美(中和美),诸子散文复辞的理性精神美。楚辞复辞的参差美,历史散文复辞的语形繁复美。     

南朝文人歌辞用调及其特点

宋、齐文人歌辞创作较多采用相和歌曲和杂曲,梁、陈文人所拟清商曲明显增多.陈代文人则对汉横吹曲兴趣大增.文人歌辞用调的不同反映出南朝拟歌辞徒诗性质创作与拟入乐歌辞创作两种方式并行发展的格局.南朝文人拟歌辞既有乐文化的基因.也有诗体性质.     

思君惆怅几时兮,所愿君恩不得闲 ——屈原文学对朝鲜朝"恋君歌辞"的影响

歌辞是朝鲜朝时期用朝鲜文创作的诗歌体裁,具备表达屈原文学中复杂情感的客观条件.曹伟的《万愤歌》集中体现了屈原的文学特点.之后郑澈的前后"美人曲"进一步把"恋君歌辞"的文学性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尤其是作者郑澈既将屈原文学的影响内化于作品之中,又凸显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屈原的诗歌文学是歌辞文学中失意文人倾吐愤慨的代名词,对于士大夫歌辞中"恋君"歌辞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敦煌歌辞论略

“歌辞”是我国古代一种源于民间的音乐文学,敦煌歌辞亦不例外。我国文学史上出现的新文体大多源于民间,有的和音乐具有密切关系,这是我国诗歌发展的传统特点。“歌辞”乃是自先秦配合雅乐的《诗经》,到汉魏六朝配合清乐的乐府,以至隋唐时代配合燕乐的曲子、大曲的总称。它和说白、散语以及吟辞是有明显区别的。“歌辞”这名称的范围甚为广泛。说白、散语长短无节,并且是不叶韵的;吟辞也无定调,并且是无定韵的;而“歌辞”则要具备体段(即章解)、平仄(即旋律)、叶韵(即节拍)三个条件,并且可以发声歌唱。唐代歌辞有的叫“曲”,有的叫“曲子”,有的叫“杂曲子”,还有的叫“曲子词”,……但所有这些名称,都未免     

云谣集杂曲子校注

《云谣集杂曲子》为敦煌曲子词诸选本(或随意抄录)中今存唯一书题。其所以称“云谣”,任二北《敦煌曲初探·考屑》以为或用《列子》西王母于瑶池为穆王谣之事,据此作为当时辞集名。,又引曹唐《小游仙》诗云;“玉童私地夸书扎,偷写云谣暗赠人。”徐铉《蒙恩赐酒进诗》云:“御题初认白云谣。”(按西王母有《白云谣》”后唐庄宗《歌头》云:“长宵宴,云谣歌皓齿,且行乐。”欧阳炯《花间集序》云:“唱云谣则金母词清。”并谓向达论唐代佛曲,疑欧阳炯所指即此。其后记又引皮日休《秋夕文宴》诗云:“高韵最宜题雪赞,逸才偏称和云谣。”陆龟蒙《伤故道士》云:“药奠肯同椒醑味,云谣空替薤歌声。”徐铉《春雪应制》云:“欲识宸心悦,云谣慰兆人。”总云:“若虚若实,难于肯定所指。”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简论安大简《诗经》抄本中的讹误等问题

安大简《诗经》的发现,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战国时代《诗经》传抄的一个选本的原本面貌,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但安大简《诗经》的抄写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同篇同字的异体、抄写篇目和文字的遗漏、随意的误书、因声因形的讹写等。这说明它只是有幸传承下来的战国时代众多《诗经》抄本中的一种,我们在研究和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要采取比较客观冷静的态度,不要为其中的问题所误导。     

试论《诗经》叙事诗的小说因素

《诗经》中的诗 ,特别是“十五国风”中的诗 ,虽大多是抒情诗 ,但已出现了一些有情节、有人物 ,具有浓厚故事性色彩的叙事诗。即使是一些抒情诗 ,有的也含有简单的情节和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 ,有含蓄优美的景物描写 ,显示出人物的鲜明形象。这些诗歌都包含有丰富的小说因素     

安大简《诗经》“侯六”续考

无论是春秋时期的晋国,还是战国时期的三晋地区,《诗》学传授研读活动都是极为活跃的,我们认为,安大简《诗经》极有可能是流行于晋地的而由楚人抄写的一个摘编本。     

“兴、观、群、怨”说与《孔子诗论》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学的纲领,它建立在周代传统诗教基础上,并植根于孔子思想体系之中,其主要特点是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功能。而《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继承或内在地把握着"兴、观、群、怨"的诗学思想。解读二者的关系及其内涵有利于理解孔子及其后学的诗学特征。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变风变雅"与春秋时代的城邑文明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乃至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开始出现.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形成了充满丰富性与多元性的城市文化.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诗经>中的篇章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变而为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变风变雅"诗篇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诗经>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记录了当时极其发达的城邑文明.<诗经>的作者不是下层劳动人民,<诗经>不是民歌.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研的思考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查研究是针对抗战大后方历史的一项基础性专题文献考察探索。一方面,用历史眼光来探析抗战大后方歌谣不断演化的历史概念;另一方面,从历史文献保护的视角来探讨抗战大后方歌谣文献整理的紧迫性、必要性及其开发利用的历史需要和时代需要。同时,论述了抗战大后方歌谣的政治威力、艺术魅力等历史影响,并揭示出抗战大后方歌谣搜集整理与研究探讨中出现的词曲分离、视野屏蔽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