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对保定商会的体系再造及其控制

华北沦陷后,日伪政府从便利"经济统制"出发对保定商会进行了组织结构上的改造,从而将其殖民控制力下移,向基层社会渗透。日伪政府变更了原有的商业组织结构,使同业公会附属于商会,在事实上建立了纵向的商会组织体系;在调整后的商会系统上绑定新民会组织——新民会职业分会,以控制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员;另外建立各业"组合"用以控制商业物资。在日伪政府与保定商会的关系调整中,虽然日伪政府始终是强势的一方,但商会对于日伪政府的每一项调整仍有自己的诉求,并努力减少日伪政府对商业的侵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时商民生活的实态。     

政府、商会、同业公会关系研究——以1906—1937年江西南昌为例

自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以后,商务总会及各商会在各省纷纷成立。其后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先后颁布商会法及工商同业公会法,以文本形式明确了商会和同业公会的权属。不同时期法规文本内容不同,体现了政府与商会、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关系的不同。     

论民国同业公会的组织制度与运作机制——以济南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以发展时段而论,组织机构经历了会董制、委员制、会长制和理事制等几种形态。根据国民政府的法令,逐渐形成了入会、经费管理、选举、任期、议事和调控等比较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但由于受经济发展及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济南同业公会在实际运作中还暴露出诸多弊端。     

民国沪地同业公会与政府当局间的一次公开较量——抗战后上海劫余纱布案述评

在抗战胜利后上海城市的接收中,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劫收"政策和官员巧取豪夺的腐败行为,使民间业主的正当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各类财产纠纷不断.上海棉布商业同业公会等三个同业公会与政府当局,围绕战后劫余纱布应否返回民间业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乃至司法诉讼,形成了一桩颇具影响的社会公案.这次民间组织与政府当局的公开较量,政府当局虽机巧地施展"选择性用法"的手腕,蛮横地压制了三公会的合理要求,但也极大地暴露了其损人利己、与民夺利的真面目,使民间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与政府当局产生了深深的离心倾向.     

晚清民国时期在湘江西商帮的分化与同业融合

地域商帮组织经过明中后期及清中前期的发展,在晚清民国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演变,原有商帮组织逐渐衰微,其经济功能逐步为跨地域商人团体组织商会及同业公会、公所取代,而其社会功能则被同乡会继承,地域商人组织的双重分化演变,反映了商人团体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谋求自身与社会的协调共处,同时说明商会、同业组织、同乡会均根植干中国本土.     

成都市工商同业公会的组织管理(1929-1949)

民国时期,成都市同业公会的组织机构设置经历了委员会制和理事制两个阶段,并且形成了会员的入会与出会制、职员的民主选举及任期制、会议制与集体决策制、经费管理制等较为完备的组织管理制度。这种在国民政府法令约束下形成的组织管理制度,从形式上看是完备严密的,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因同业公会众多,工商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再加之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实际的组织运营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浅谈同业公会的建立与发展

自1989年起，我们安海商会便开始酝酿组建同业公会；至今，商会下属有7个同业公会、协会。现在我就安海各个同业公会的建立与发展，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同业公会形成的背景与条件。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将逐步过渡到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实行宏观调控，着眼于规划、方针、政策、法规的组织领导，不可能将全国几十万乃至数百万企业的管理工作，特别是民营企业，全都包揽下来。因而在客观上，需要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有一个中介组织，联系、协调过去由政府部门承担的那一部分行业的管理…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运价政策开始调整,原先的"营利主义"政策逐渐被摒弃,"民生主义"政策得以施行。国民政府、社会民众和铁路当局三者共同构成"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其中,国民政府基于振兴经济和稳固政权的需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关键动因;社会民众对原先运价政策的批判、对"民生主义"运价政策的主张及呼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重要动因;铁路当局在此过程中也扮演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该政策施行的内在动因。     

商人团体与政府债务:以1927—1937年公债为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组织对公债问题尤为关注。不仅与政府协商公债发行,谋求政府做出示信承诺,围绕公债还努力搭建政商沟通渠道。作为民间商人团体一直"在场"参与政府公债整理。商会在参与公债运行之中还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仅加入公债基金组织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联络银钱业共谋建立债权管理机构。通过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与政府就整理本息、基金保管展开了互动与博弈以求达到维系商人团体债权利益、构建债信秩序进而规避风险目的。透过公债运行以及整理,商会对推进国家信用构建亦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民国后期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刍议

本文从新疆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内部运作模式、经济社会功能、与商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各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尽管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时间晚,发展也很不完备,但在推动新疆行业近代化和稳定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成为政府和商民间进行沟通的中介平台.     

“冀州帮”与保定近代商业

近代以降,冀州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的愈来愈多,从地域来看,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和保定。保定的冀州商人主要经营布线业,在商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形成了自身传统,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保定商业的发展。     

温州商会的兴起:温州模式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

温州商会的兴起预示着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凸显了以往温州模式研究的局限性。温州模式研究亟需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逐步从范式研究转向范例研究,温州商会正是这一题域的典型对象。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温州商会、政府、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可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建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借鉴。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直隶商会与乡村小农经济变迁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观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上海、苏州、天津等大城市商会,而对中小城市尤其是乡村集镇基层商会鲜有涉及。本文试图以直隶商会为个案,透视在直隶乡村小农经济变迁中,直隶商会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     

南洋华侨抗战救国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贡献

1931—1945年,受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此间,受爱国主义的民族义愤所激发,长期扮演新加坡华社最高总机构角色的中华总商会并未被历史所遗忘,而是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责无旁贷地及时承担起引领南洋华侨践行抗战救国的时代历史使命与责任,积极投入到抗战救国的实践之中,并在筹款赈灾、抵制日货、推销国货以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

近年来“浙江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涌现并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浙江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浙江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需要.浙江商会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维护合约秩序和行业发展秩序,树立浙商的整体品牌;加强浙商之间的沟通合作,增强整体竞争力;为浙商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利用组织优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为浙商发展营造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新形势下德国与东北地区投资合作:特征、挑战和应对

德国作为世界一流工业强国,是中国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在“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实施以及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背景下,促进德国与东北地区投资合作对振兴东北地区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分析了新形势下德国与东北地区投资合作的现状、问题和挑战。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战和宏观经济放缓削弱投资者信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准入和投资环境的担忧,中小企业资金短缺且面临融资挑战,以及本土工资成本上涨和专业技术人才短缺。政府应进一步改善企业投资环境,提振企业投资信心;深化优势产业,挖掘新兴产业,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发挥中德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作用;加强伙伴省州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发展;以服务地方需求为导向,加大人才外引内育力度。     

WTO框架下中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选择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基础之上,以贸易政策的啭移利润”效应和“外部经济”效应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新支点,通过支持和限制性措施来扶持一国产业的发展和提高其竞争力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国加入WTO后,政府在国际贸易领域可资利用的政策资源发生了变化,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应作出相应调整。     

《红楼梦》与李商隐

《红楼梦》对文学传统的承继 ,一直是红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红楼梦》所受唐诗尤其是李商隐诗的影响 ,值得人们充分认识和关注。《红楼梦》虽是小说 ,但通体浸透和充盈着诗的意境 ,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诗的才情 ,尤其在善于用典而富含寓譬、内容隐晦而让人猜测、凄婉哀伤而极富朦胧之美等诗美特色上 ,无疑都或多或少得益于李商隐。具体表现在《红楼梦》的书名取意、作意构思、人物故事以及诗词描写和意境创造等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