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

通过探讨鲁迅和清末翻译潮流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分析了鲁迅"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动机,指出鲁迅之所以提倡这样的翻译观是为了端正不信之译风;改造、发展白话文;引进新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     

马建忠翻译观的历史命运:基于系统观的解读

19世纪末马建忠基于比较语言学提出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翻译观的"善译"翻译理论,但是没有得到当局和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重视。本文从多元系统观的角度分析了马氏译论在当时翻译系统中被边缘化的原因。导致马氏翻译观归于沉寂的不利因素有当时的关于文学、翻译、语言的主流观点,翻译活动现状,马建忠译论自身的理论基础以及严复译论的登场等。     

从归化到异化——试论鲁迅的翻译观

在中国翻译史上,鲁迅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一些翻译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翻译研究.本文探讨了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然而,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体现了近代中国翻译活动救亡图存的根本目的,代表了文化转型时期中国翻译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的起点.     

《尤利西斯》三个中译本拟声词的翻译比较

<正>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八十多年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谈到译事难的问题:"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尤利西斯》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的创作手法,如内     

将"信"的标准融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近年来的一股新生力量,它给译界带来不少的活力,而且它为翻译理论与实践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研究视角.而中国译界中被长期视为翻译标准的"信"达"雅"也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信",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应该怎样去认识呢?     

翻译研究新范式：认知语境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以人类的认知和理性存在的本体论为基底,其哲学根本是体验哲学与历史事件.认知语境具有认知与语境的本体论特征,体现客观实在性和认知相对性的统一.认知语境转向从翻译的言内认知语境和言外认知语境及其互动的关系出发,考察翻译主体的认知、语言、存在的互文顺应关系,在宏观和微观上探索译学发展途径,避免译学"语言学转向"的语言泛化、"文化转向"的文化泛化等倾向,把焦点集中在解决译者思维与文本、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转向"的取向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认知转向"视野,也有利于译学的建构.     

茅盾早期论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

在中国翻译史上,翻译的标准问题,是严复在一九○一年第一次提出的。严复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三者(按即信、达、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①。在强调“译须信达雅”的同时,严复还力求“文必夏殷周”②。虽然,严复的《天演论》本身却并没有做到“信达雅”,是一种“太     

纳博科夫翻译观中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阐释

纳博科夫认为翻译的唯一目标是语言之间信息的准确转换,并强调译文必须与原文在内容、语言形式、句子结构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纳氏在其英俄、俄英译著中,尤其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英译作品中践行了逐字逐句直译的翻译准则。翻译行为的绝对忠实对译者而言是极其不易的,这既是翻译的限制性,也是翻译行为的根本问题。基于纳博科夫英俄文学翻译作品的文本材料,分析其翻译行为在词汇、音韵以及语法等方面的限制性。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这对二元对立因素,本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但纳博科夫认为翻译行为不应带有译者的个人风格,亦不应是译者的创造性行为。纳博科夫肯定翻译限制性以及否定翻译创造性即是贯穿其翻译观的重要观点,纳氏的流亡背景以及"俄罗斯情节"则是其翻译观形成的根本原因。     

略论翻译中的文化"传真"

本文首先简要阐述了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指出文化"传真"是翻译的一大基本准则,接着着重阐述了在翻译中如何通过对文化"传真"度的把握,达到理想的文化"传真".     

探析元代理学家许衡的文学观点

许衡的文学观点主要散见在他的"语录"、"书状"及"鲁斋心法"中。他以"体用"一词论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主张"不期文而文"的创作观,认为文与德、文与理、文与行要相统一;他概括出的"文质循环"规律,是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文质关系较为准确客观的总结。     

国外品牌译名的"雅"

国外品牌名称的特殊性使其翻译缺乏“信”和“达”的基础,译者只能进行“雅”的追求。大多数译者采用音译或音译加想象的方法进行国外品牌的翻译。但这种“雅”的追求仍应遵循一定的准则,首先应考虑跨文化的因素;其次应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这样的品牌名才符合国人的欣赏习惯和文化传统,国外商家才能使自己的品牌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沃土之上,并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     

“信达切”三原则在文学翻译中的适用性——以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为例

＂信达切＂三原则由已故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刘重德先生在对严复的信达雅标准扬长避短的基础上提出并经过三次逐渐完善的阐释,在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界引起强烈反响。该原则的适用性可在李文俊对《喧哗与骚动》的汉译中找到明证：在内容上,译者字斟句酌加上必要的注释,毫无偏差地忠实于原文,完全地实践了＂信＂的标准;在表达上,归化和异化,简短地道的口语与庄重冗长的书面语完美融合;在再创原文风格上,紧切原文人物的个性化语言,最佳地切合了原文独特的风格。因此,＂信达切＂三原则适用于文学翻译。     

信、达、雅与中庸之道

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为其翻译找根据 ,寻基础 ,是为了让国人更容易接受他的译文。鲁迅坚持“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 ,大呼“拿来主义” ,其目的在于把外来思想和表达方式“据为己有” ,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实质上 ,鲁迅的翻译理论承接了严复的翻译思想 ,他们二人的翻译观点始终由“和”这个中庸思想牵引着     

文化软实力与典籍外译之话语权研究

典籍翻译对于提升中国形象、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以及抵制文化霸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中华典籍英译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或汉学家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其译本在国内外评价很高,在国外销量也很大,影响很广,但我们却发现理雅各《易经》英译本存在着许多误译,作为文化殖民者,他还有意通过翻译消解和扭曲了中国特有的文化意象,剥夺了中国人的话语权,严重损害了中国形象.典籍外译利在千秋,为了确保典籍文化在输出的同时不变形、不失真,汉语学者的译本断不可缺,不能简单地仅以销量作为典籍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     

"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

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尤根·哈贝马斯最近几年来频繁讨论与宗教信仰及其社会作用有关的话题,本文在澄清这些讨论的具体语境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哈贝马斯在"内部超越"观念的语言学转译、"后世俗社会"对宗教传统的世俗转译、实现"内部超越"的社会文化条件观念等方面的观点,并设法表明,哈贝马斯以"超越性"的内在化作为重点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化的当代意义,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的文化前提,甚至还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     

《苦闷的象征》的传播及其意义──兼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呼应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由“呐喊”向“彷徨”的时代转型,其现代性文艺思想填补了五四文学主体性理论建设的空白。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树立了现代性的文学参照。     

翻译规范与德庇时《中国小说集》英译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1822年以李渔作品《十二楼》中的《三与楼》《夺锦楼》与《合影楼》为原本翻译的《中国小说集》是其代表性译作。在英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德庇时均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他选择小说《十二楼》译介受到预备规范的影响;他在英译中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减少译文的异质性,受到起始规范的作用;他在处理小说情节时采取删节、增补与改写等具体翻译方法,则是操作规范规约译者实际翻译过程的体现。德庇时英译《中国小说集》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是译者主动适应翻译规范的结果,对当前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鲁迅翻译观的嬗变

业内对鲁迅翻译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他的"硬译"风格和异化理论。然而纵观鲁迅的翻译生涯,可知鲁迅的翻译观经历了曲折的流变过程,从编译、意译,到直译乃至"硬译",最终他强调应视受众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每次流变都揭示了鲁迅在思想上的转变和对中西文化与文学的重新思考。本文缕析鲁迅翻译观的发展脉络,梳理他翻译策略的变迁,描画了鲁迅作为一个建构新文化的现代主义者和备受争议的翻译家的本真面貌。     

古今之争中的史学家自我救赎——从黄仁宇命运谈起

作为史学家,黄仁宇身份复杂、经历坎坷、思想富有原创性.他的历史著述中充满“申辩”意识,这不仅可以视为是为其本人的生存与荣耀,而且可以看做是为古老中华文明的生存与荣誉申辩.然而他的思与行又充满悖论: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欧美的强大,大声疾呼中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却经常与“现代理性文化”格格不入.从黄仁宇这样的典例出发,有助于探讨现代华人史学家在“古与今”和“中与西”的张力之间的紧张思考与探索.     

比尔·波特的禅诗英译心路历程

作为一位被中国禅文化和隐士文化深深吸引的西方读者,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比尔·波特将自己后半生献给了修禅译禅,并通过中国禅诗佛经的翻译逐渐走入中国读者视野之中.与其他译者相比,比尔·波特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禅修不仅直接影响了他对生命的理解,这种生活经历和信仰取向也同时影响了其翻译之“道”,并最终实现了最佳的结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