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与科学人性观——再论唯物史观直接就是科学人性观

本文提出两个鲜明的观点:1、不能离开生产力来理解科学人性观。离开生产力,把人的本质仅仅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不全面的。2、唯物史观直接就是科学的人性观。     

要尊重和学习科学——答尹良荣同志

宇宙学已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建立在相对论、量子论等理论基础上并有科学实证和实验依据的宇宙大爆炸的揭示,宣布了上帝的死亡、旧宇宙观的终结,哲学不应再去研究世界的本原,而应按照宇宙实际的发展过程去认识宇宙。尹良同志不仅“不敢苟同”而且主张“抵制”大爆炸的揭示,坚持本原论,却没合出新的科学理论和实证、实验依据。我们应尊重和学习科学,科学是抑制不得。尹的情感论断使其走向自己所批评的反面。     

再谈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答安起民同志

<正> 《对真理定义的质疑》一文在《学术月刊》表发后(见《学术月刊》1981年第7期),一些同志对我提出的“正确的感性认识不是真理”,“真理只能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规律的正确认识”看法不一。安起民同志还专门对拙作提出商榷意见(见《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以下简称安文,凡引此文不另注)。笔者不仅对安文中的主要观点不敢苟同,而且认为进一步弄清正确的感性认识到底是不是真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极为有益的。所以,有必要再谈些浅见。一方面答安起民同志,再是也希望其他同志正教和参加这一问题的研讨。     

“决定反决定”不是一个科学命题——与章韶华等同志商榷

章韶华同志在《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问题初探》(以下简称章文,载《中州学刊》1986年第6期,中提出了一个“揭示了对立统一联系的根本性质”的辩证法规律——决定反决定规律,并且认为它不仅“是社会实践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结论”,不仅是“包容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思想”,而且“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不同原理间的内在统一性”。章文声称,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的最高问题,只有用决定反决定规律来解释,“才是深刻的、全面的、科学的,即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 陈志良同志在评论章文时则认为,这是一个大胆而有益的探索,其“逻辑实质”就是把“辩证法建构在唯物主义大厦中” (载《中州学刊》1987年第三期),并指出,如果谁想否定决定反决定,就得“首先否定哲学的基本问题,或     

科学的人性观与教师管理

人性问题，一直是历史上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仅中国古代就有孟子的所谓“性善说”、苟于的“性恶说”、告于的“性无善无恶说”、扬雄的“性有善有恶（善恶混）说”及董仲舒提倡的“性三品说’等。在西方，对人性问题的争论，也有久远的历史渊源。西方近代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曾经先后提出过所谓“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的假说，历史上对人性问题的不同理解、把握及运用，给管理实践造成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本文就科学的人性观与教师管理问题进行一些探讨。科学的人性观是指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在此…     

涂尔干的人性观、社会观、科学观和方法观

本文运用文献法,分析了涂尔干的人性观、社会观、科学观和方法观,并认为其中的社会观,特别是“自然社会同构论”在这“四观”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涂尔干为什么被誉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这个问题,而且为理解实体主义社会学的主要思想提供了一个视角。     

社会科学与生产力——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科学观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十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又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自然科学同生产力的关系,已成定论。社会科学同生产力的关系其说不一。本文想就此谈点初浅的看法。 为了弄清社会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首先要弄清社会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     

《水浒》没有反皇思想吗?——答欧阳健同志

在《学术研究辑刊》(现改为《中州学刊》一九八○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拙文《略论〈水浒〉的反皇思想》(以下简称《略论》)。很想得到研究《水浒》的同志们的帮助。 去年《中州学刊》第三期发表了欧阳健同志与金实秋、牛玉生和我商榷的文章:《谈〈水浒〉反不反皇帝的问题》。与我的观点很不一致。现想就《水浒》的反皇思想问题重申自己的看法,想再次争得欧阳健和其他同志们的批评与帮助。 欧阳健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欧阳文)不同意金、牛二同志关于《水浒》反皇帝的论述,更不同意我的《水浒》有反皇思想的看法,并且认为《水浒》若有反皇思想,“那就意味着对于皇权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制度的根本否定了。”但我在《略论》中的提法是这样的:“反皇思想还仅限于是对皇帝的蔑视、揭露、批判和挑战”,并在文章最后重申:“《水浒》所表现的反皇思想仅是在思想上对皇帝的批判与否定,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在行动上对皇帝的取缔。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决不能用今人的政治观点来苛求古人。”显然欧阳健同志的商榷意见是忽视了《略论》的提法的。     

再谈环渊——答吴光同志

<正> 吴光同志之大作——《稷下道家三辨》(载《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三辨》)中的一辨是对拙作《环渊考辨》(同上,1983年第3期)作正辨的,读后受益非浅,然而对其基本论点,仍有不少疑惑处,今作“再谈”,复陈鄙见,伫候吴同志明教。(一)关于“姓名”吴光同志对环渊作正辨的重点是范蜎是否即环渊。他提出三条证据证明范蜎决非环渊:“第一,姓名不合。按古字通假之例及前人考证,环乃蠉之坏字,蠉、蜎可通,故范环、范     

马克思《手稿》的自然观与科学观探要

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关节点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好象一座经得起从多方面开掘的丰富矿藏.近年来,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我国哲学、经济学和美学工作者越来越多的重视.不过比较起来,《手稿》中关于自然观与科学观的深刻阐述,还未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这方面的精彩内容,值得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科学学工作者悉心探究.     

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科学人性观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费尔巴哈等人的“实践”从个体或个别感觉出发,它有现实性但无普遍性。康德、黑格尔则相反,有普遍性而无现实性。马克思克服了这两种理论弊端。他批判地汲取了前人特别是黑格尔实践观的合理部分,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科学实践观的建立,以科学人性观的建立为前提,它的必然归宿是历史唯物论。人们在论述马克思的实践观时,往往把它放在狭义认识论的范围内来考察,仅只在与认识相对应的意义上看待它,不是把它看作人类主体行动,虽有合理之处,但是毕竟令人有局促之感。     

论社会必要劳动——兼答寒苇同志

我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效果两个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一文中(见本刊1962年第9期),曾从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单位使用价值的被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着三种具体形态的见解。《江汉学报》1982年第10期发表了寒苇同志《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一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对推动我进一步考虑一些问题是有教益的。但是对寒苇同志的批评论点,我是不同意的,并觉得许多问题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谈谈我的意见。     

李卜克内西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吗?——与赵永清同志商榷

李卜克内西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吗？──与赵永清同志商榷高放《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４期“学术争鸣”专栏刊出赵永清写的《李卜克内西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吗？》一文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于１８６９年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     

苗语与楚语——兼答夏剑钦同志

《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魏鸣泉同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述略》中指出,关于屈原的族别问题,“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也是对那种以汉民族文学史代替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历史偏见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见《民族文学研究》八一年一、二合期)。既是挑战,必有应战。继夏剑钦在《江汉论坛》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也谈屈原的族别——与龙海清、龙文玉同志商榷》之后,《吉首大学学报》八二年第二期又发表了署名为吴广平、张伯传的文章《屈原不是少数民族》(以下简称《不是》),对我们的论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明辨是非,我们分别写了一组文章,逐个问题释疑和反驳,在八二年第六期的《求索》发表的《苗族与楚族》文中,重申了“高阳”不是黄帝的“孙子”,屈原不是“毕族”的观点,并且说明楚族和苗族是一个民族的两个称呼,从族源上论证屈原是苗族,虽不指名,也算是对夏、吴、张等同志的一个回答。本文想从语言的角度,与夏、吴、张等同志讨论,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不是》文中说：“《初探》说在汉、苗语中同音同义,这只能看成是一种巧合,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苗语的汉字音读。”这种“巧合论”我们不同意,以下拟广列代证,从多方面说明。     

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

我在1985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以后,陆续看到了一些批评文章,但均无暇作答。刘福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我那篇文章的“失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六点诘难,并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由于他提出的都是一些原则性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我感到有一辩之必要。下面我就按照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的顺序,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本原问题——兼答张凌云同志

我在《晋阳学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本原问题不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方面》的短文。这篇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所谓世界的本原是指产生万物的初始者,有时也指构成万物的最基本元素。世界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所要回答的是现实世界究竟由什么东西     

孙中山与军阀——兼答胡显中同志

1918年5月,滇、桂军阀为了排斥孙中山,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愤而辞职,通电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一般论著都以此作为孙中山对军阀本性认识发生“质变”的标志和根据.这一概括是否符合实际?孙中山是否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中如同宣言那样实行了依靠工农群众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可以研究的. 笔者坚持认为,虽经共产党人的帮助,孙中山晚年的政治实践、革命战略的重心,仍然是依靠军阀反军阀,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依靠工农群众反军阀.他仅能做到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能做到的这一步.超出此点,即意味着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本人是“终身不悟”的.我们不是看他说过什么,而是看他做过什么.现就一些重大战争问题看孙中山与军阀的关系,再述管见,求教于胡显中同志与学术界研究者.     

积累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读《资本论》的体会兼答奚兆永同志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我在《关于社会主义积累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在分析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时,首先讲了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主要来源,同时,也讲了积累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我认为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的。但奚兆永同志却认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唯一源泉才是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到底积累是不是扩大再生产的     

再探马克思主义出发点——兼答易佑平同志

拙文《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探析》(见《学术研究》1990年第5期)发表以后,易佑平同志特撰《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见《学术研究》1991年第3期)进行商榷。读后收益非浅,也有些问题须进一步研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易文赞同“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必须首先明确出发点这个概念的含义。但是在对这个出发点的实际回答上,却有三种解说。其一说,“所谓出发点,不外就是理论所从来的地方”。其二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按照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的本来面貌,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其三说,不能“拒     

文艺学方法论续谈——答朱立元同志

一、两个前提能成立吗?朱立元同志说:“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日常语言哲学有一个重要论点:‘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或译‘使用’)。’就是说,词、概念、术语等的准确意义只有在它们的具体使用中即特定语境中,才能确定。……另外,语言的使用总是遵循某些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法则的。这是两个基本前提。”①先说维特根斯坦的那个论点。从日常语义学角度看,是对的,或者说基本上是对的。但我在论述认识、反映这两个概念时,并未出现过把朱文指出的“认识”的日常意义“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