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澄明：“心即理”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即理”有两层含义：“心外无理”和“心之本体即理”,由此确立了人的本体地位,把物带入敞开状态。存在的澄明即心之本体的呈现,即“知行合一”。“心外无理”确定了“知行合一”的理论性质,把“知行合一”与常识所谓的知与行的一致区分开来;而“心之本体”的呈现也正是“知行本体”的呈现。阳明哲学在以“心外无理”为基础展开的本体追问中,“知行合一”是存在的澄明境地,知和行在本体上是一体的,但如何达到知行合一,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知行合一”说是阳明龙场悟道第二年即正德四年提出的,此时阳明还在龙场。这个学说提出的时间与“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论相距甚近,甚至可说是紧接着后者提出的。这是阳明心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阳明对它有很多论述,但我认为,由于当时思维科学不够发达,阳明尚无能办将此学说中他所体悟到的东西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所以给后人直至今天的学术界在解释、阐述及分析、批判“知行合一”说上带来了很多麻烦。我感到,学术界一些同志对“知行合一”的解释多有不确切之处,所以评论起来无论是褒还是贬,使人难免有文不对题之感,更谈不上深刻了。本人不敢妄称已完全理解阳明此说的真义,但至少可以说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道德修养论意义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混淆“知”与“行”的界限,其哲学理论上的纰缪是明显的。但王学此说的立言宗旨在于解决人们的道德修养过程中知行脱节的实际问题,因而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论证中又包含了对于解决人们道德修养的实际问题有价值的认识     

"格物"与"致知"——朱熹、曾国藩知行观比较研究

“格物致知”是传统文化与知识论的重要概念,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朱子的格物观最为精义,主要是通过格物,把人心已知之理推广到未知领域,达到宇宙界与人生界豁然贯通的理想境界。晚清理学大师曾国藩,极力推崇朱子格物之说,并有其深刻洞见,把格物与教育目的论结合起来,强调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达到通经致用目的。     

浅谈“知行合一”与企业文化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主题.“随着现代管理理念的发展,“知行合一”思想在企业文化构建过程中,对其价值核心、功能以及企业形象的塑造等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如何建立企业文化,利用古代“知行合一”思想对当代的企业文化进行新的解读,仍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     

现代技术伦理的“知行合一”问题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伦理中行之有效的规范,在传统技术发展中有重要影响。现代技术活动同样应强调“知行合一”,但贯彻这一规范有许多困难。单靠个人的“知行合一”并不能解决群体或组织的“知行合一”问题。过于狭隘的专业教育可能使某些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缺乏伦理责任意识,企业家的道德自律时常在利益冲击下难以坚持到底。为此,必须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完善的道德制约体系,逐步建立伦理监督的社会保障系统,在理工科教育中加强技术伦理教育,培育技术人员的技术良知,形成良好的舆论监督氛围。     

蒋介石“力行哲学”思想论

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散见于他的各种言论文告中,尤以三十年代为多,有时称“革命哲学”、“中国新民族哲学”,有时则命为“行的哲学”或“力行哲学”。因其哲学思想的重心都注重一个“行”字,故习惯称为“力行哲学”。 一、“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蒋介石认识论源渊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知行合一”说,即主张“知行合一”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哲学上认识论之完成,虽是近世纪的事,但认识论的思想无论在东方西方都早已有之。     

论陈云的哲学思想及实践品格

陈云的哲学思想是在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升华中逐渐形成的。其哲学思想的实践品格,从精神特征方面看,表现为一种应用哲学,一种知行合一、以人民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其价值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实现了三个具体化: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具体化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把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具体化为政策与事实的关系,把政策与事实的关系具体化为“上”、“书”与“实”的关系。     

《讲话》精神与中国古典美学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思想与中国古典美学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讲话》所体现的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在中国古典美学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倾向中具有深厚的根柢。它所显示的唯物辩证法辉映着中国古典美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光彩,它所提出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与传统的“体用合一”、“知行合一”思想一脉相通,它也在更高的思想水平上以新的形式高扬了传统的伦理主义。虽然《讲话》全面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遗产,但它对其每一个方面都是有批判有扬弃的。     

试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重在其“行”

“知行合一”是王守仁早年讲学时着力主张的思想,晚年他仍对此“言之屡屡”,可以说“知行合一“是他毕生强调的主要思想.早在明清之际,王夫之就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全一”说是“以知为行”、“销行以归知”.(《尚书引义·说命中二》)此说一出,遂成定论,至今许多论著还常引它作为批评王守仁知行观的根据,认为知行合一的实质是以知吞并行,     

论“双碳”文化的建构

“双碳”目标的实现除了需要资本的引导、科技的创新、能源结构的调整等措施外,更离不开“双碳”文化的支撑。“双碳”文化是有效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思想武器。从“双碳”理念、“双碳”价值观和“双碳”行为规范三个维度构建“双碳”文化,培育和践行“双碳”文化重在知行合一,要求人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实践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发展。     

论共产党人“心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转化与发展

共产党人“心学”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性教育新形势新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的标志性话语,是对优秀传统心学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共产党人“心学”是探求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初心、守护初心和践行初心的学问,强调“知行合一”,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阳明心学进行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对它的转化和发展。阳明“心学”认为“意念发动处即是行”,强调要在心上做功夫;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修心,要坚定理想信念,形成不想腐的动机和意念,在实践的发端处就杜绝恶念。阳明“心学”认为“行是知之成”,“行”是“知”的完成和存在方式;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要用担当斗争的精神去实践。阳明“心学”认为“知行合一”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知而不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被私欲隔断心体;共产党人“心学”指明提升党性要“知行合一”,把理想信念付诸于实践,不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致良知”“破我执”和唯意志论——梁启超和章太炎伦理思想比较之三

:梁启超将“性善论”与阳明“心学”结合 ,提出了“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释。章太炎则将“性恶论”、进化论和佛教法相唯识宗的有关理论揉合成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道德修养论。他把道德修养视为“破我执” ,并提出了“依自不依他”的道德原则。两者的道德修养论都具有“唯意志论”的倾向 ,而章太炎则表现得更加明显     

心学的两个坐标

探讨了王阳明在心学领域对陆九渊学术思想的承继和发展：陆的怀疑、批判精神主要沿着学问的单一方向,王则把其引向纵深─—变两位一体为三位一体。继而把陆存理、复性、成圣这种条块性方法改为综合的“知行合一”方法论。     

“知行合一”浅议

出生于浙江余姚的王守仁是明朝中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和明朝著名的教育家。由于冒犯当时专权的太监刘瑾,被贬谪到贵州的龙场驿做驿丞。他在那里创建了龙岗书院,又主持贵阳书院,并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知行问题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传统的课题,也是宋明时期各家学者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知行合一”的提法则为王守仁所首创。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博学 慎思 笃行——读魏良弢师《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

魏良弢先生的《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充分利用汉文和非汉文史料相互印证,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力。在对喀喇汗王朝历史和西历史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根据新的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修订自己的观点,充分显示了治学中的“慎思”。在开展西域史学术研究中,做到了“知行合一”。     

中国常德诗墙的文化层次

中国常德诗墙以“时空交汇、纵横结合”的构想 ,寻求内容和形式的完美和谐 ,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她以自己清新的面目实现了情景合一的美学追求 ,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实践理念 ,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     

章太炎《訄书·儒侠》思想评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忧国忧民的时代精英们把目光共同投向了被正统文化所排斥的“游侠”身上,章太炎力图从自己的文化底蕴中找出游侠与时代的结合点,从而选择了“儒”与“侠”并举可以达到“躬行”与“力为”的有效结合,以促使革命顺利发展。     

“本心之知”视域下王阳明“知行合一”重探

作为龙场悟道以后提出的首个重要命题，“知行合一”贯穿于王阳明中晚年思想。在他看来，“知”从根本上来说是指直接发自本心的痛切感受、本然好恶，即“本心之知”。知行合一有三层含义：本来合一、能够合一，应该合一。这一命题旨在纠正朱子对本心之知作用的忽视，强调它具有直接性和充足性，提醒人们将它的直接性和充足性具体实现出来。知行合一的表述形式并不完美，因为“知”既可表示本心之知，也可表示知识或知觉，以至于容易混淆；而“合一”的逻辑前提是分离，因而这个命题本身就潜藏着否定知行一体的因素。王阳明之所以仍采取这一形式，是为了提醒人们重建知与行，进而重建我与万物的原初关联，让人意识到知原本就是能导出行的痛切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