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賨王"封号新考

本文认为,"责"并不是藏族,它与藏族并无直接的关系."责"是古代川东一带的土著部族,其中心在今渠县一带,唐高宗之所以封松赞干布为"賨王",是因为松赞干布协助唐平定中天竺,献俘长安,响震天竺.这一事件与汉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的典故颇为相似,因而唐高宗借汉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的典故赞誉松赞干布,并封其为"賨王".这一举措进一步巩固了唐朝与吐蕃之间稳定的政治局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唐朝君臣建构“吐蕃观”之研究(上)

吐蕃自公元7世纪统一西藏高原以后,持续积极向外扩张,影响所及,唐朝西陲风声鹤戾,自陕西陇坻以西,包括河西陇右诸地,相继沦陷。面对如是强敌,唐人自初始与吐蕃接触时,所得诸如:"不知有国之所由"、"其种落莫知所出"、"然未始与中国通"等完全陌生的印象。至吐蕃发展成唐朝最大边患的过程中,唐人如何建构"吐蕃观",包括对吐蕃的认知、对吐蕃的观感、对吐蕃的概念,以及如何刻画吐蕃的形象等,都是本文所欲探究的课题。     

唐蕃舅甥关系释义

唐蕃和亲初始,李唐为岳父居于尊位,吐蕃为女婿居于卑位,二者尊卑位序甚为清楚,毋庸置疑。据《唐蕃会盟碑》碑铭记载,蕃方所称之唐蕃双方关系"dbon zhang du vgyur"(转变成为甥舅),系因娶了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以后,方转变而成。唯蕃方将"甥"(dbon)置于前方,"舅"(zhang)置于后方,而为"甥舅"(dbon zhang),适与唐方所使用之"舅甥"顺序相反。由此即可了解,对于"唐蕃舅甥关系"的内涵与意义,唐蕃处于各自解读的情境。史学研究必须从文献之载记出发,以文献载记为本,方能免于落入空穴来风或无根之谈的窘境。本文从中原文化对舅甥的解释,对比吐蕃对舅甥的理解,希冀以此途径探讨唐蕃"舅甥关系"的内涵与意义,究竟为何?唐蕃对"舅甥关系"的解释与认知,是否一致?于唐蕃关系演进之中,"舅甥关系"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产生了何种作用与影响等?     

以友好为主流的唐蕃关系

唐蕃关系的历史进程中,有时发生战争,有时因边界问题发生一些纠纷,但那是民族之间最初发展关系阶段经常可能发生的。大量的藏汉文典籍、碑铭等文猷资料证实,从松赞干布到赤祖德赞,200多年间吐蕃与唐之间的关系史的主流是友好的。     

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间的关系

7— 9世纪后半叶南诏、吐蕃与唐朝三者间的关系 ,是我国古代影响最大 ,情况最复杂的民族关系之一。本文以南诏崛起、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为基本线索 ,阐述了南诏、吐蕃与唐朝之间关系发展演变的几个阶段 ,并简要分析了三者之间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     

“吐蕃别馆”正名考

学界目前对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馆驿“吐蕃别馆”之地理位置基本确定,但对其确切名称尚未深入探究。通过对比解读吕温不同版本出使吐蕃期间的诗文,辨析唐蕃古道赤岭西南道诸驿词汇之特点、考察唐使入蕃事件中关于“列驿”之记载,以及探讨吕温诗作之内在思理等,可以确定“吐蕃别馆”本名为“吐蕃列馆”,即唐蕃古道之“列驿”,而吕温诗文中的“吐蕃别馆”实为“吐蕃列馆”之讹误。     

吐蕃治下的“吐谷浑邦国”初探

吐谷浑于公元 3 2 9年在青藏高原立国 ,至 6 6 3年 (唐龙朔三年 )国灭 ,共 3 4 4年。灭国后的吐谷浑有其独特的历史蕴涵 ,值得加以研讨。本文从灭国后的吐谷浑与吐蕃的关系、“吐谷浑邦国”的政治中心及疆界、“吐谷浑邦国”的经济、吐谷浑民族的传统文化、吐蕃对“吐谷浑邦国”的控制等五个方面初步探讨了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     

《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     

唐代使者接待礼仪考

唐代使者接待礼仪主要包括唐朝对边疆民族使者的接待礼仪、边疆民族对唐朝使者的接待礼仪两个方面。这套礼仪制度是唐朝为了适应其与边疆民族的不同关系而设立的，其目的在于规范唐朝和边疆民族的关系，它是唐朝边疆民族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嗢末新考

文章从吐蕃政权的和亲制度及对被征服地区的管理方式的角度对宋代西北吐蕃中的"口日皿末"部落的来源、去向进行探讨,分析了以往史学界对"嗢末"一词词义产生误解的源头,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吐谷浑“赤水”及吐蕃求“赤水地”考辨

“赤水”一词屡现于吐谷浑史迹中,学界一度将“赤水”与“赤水城”“赤水戍”混谈,直至目前,将“赤水”固化地视为河流或城池的观点仍然存在。文章分别对吐谷浑政权发展过程中“赤水”“赤水戍”“赤水城”的地望和内涵进行梳理,发现“赤水”地望在吐谷浑、吐蕃政权时期的内涵和指代均不相同。“赤水”在吐谷浑政权初期实为洮河流域地区“赤水羌”所居地,北魏至北周期间,吐谷浑一直视该区域为旧土并不断有“还旧土”的尝试。经历不断西迁之后,“赤水”在吐谷浑史中开始以“戍”或“城”的形式出现,符合吐谷浑诸部走向建城定居的发展趋势,其地望在黄河以西、青海湖以南地区。进入隋初,原先的“赤水城”可能因为战争一度被吐谷浑政权放弃。唐代史籍中,“赤水”专指河流而非城池,疑为沙珠玉河以北地区某条河流的名称。该河流或发源于赤岭,向西南方向流入“赤海”(苦拔海)。吐蕃灭吐谷浑后所求的“赤水地”实为唐代出入青藏高原军事和交通要道的咽喉位置。“赤水”在汉文史籍中以“旧土”的代称、区域概称、城池名、河流名的形式出现并逐渐模糊化。明晰“赤水”在史料中的模糊记载能丰富吐谷浑史、吐蕃史的研究内容,也可以为历史上各民族交流交融提供鲜活的史实和可...     

“吐蕃乐舞”: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形成于吐蕃时期的吐蕃文化,在藏族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吐蕃文化不仅开启了藏文化的历史先河,而且对整个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作为吐蕃文化的重要组成——吐蕃乐舞,以英集歌、舞、乐及杂艺百技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方式,不仅成为承载和表现吐蕃文化的重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已成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本文就吐蕃文化的概念及意义;吐蕃文化与吐蕃乐舞的关系;吐蕃时期乐舞艺术的发展及艺术特色;作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在吐蕃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与艺术价值.     

壮族师公土俗神“莫一大王”考

傩文化在广西的发展已有约二千年的历史。从秦始皇时期的“越巫”开始,先后经秦汉、唐初李靖、北宋狄育三次大规模的用兵,傩文化已由“军傩”以及汉民族的移民而传入桂林,进而幅射至广西各地。尤其是在桂西各少数民族地区,在接受汉民族文化的同时,也随之接受了汉民族的傩巫文化。两宋以后,傩文化与盛传于中原地区的佛教与道教又揉合成一体。成为独特的农村宗教祭祀文化——师公(或称“尸公”)。但与纯粹的佛、道教又有所不同,与广西流行的巫觋文化也有明显的差别,因而有人称之为“师教”。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说,它并不能成为一门宗教,只是一种广泛流传于农村、迷信色彩极为浓厚的文化现象。它的职能几乎是“全能”的,从祈福、祭祖、请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行人”、“行人部落”

吐蕃统治时期在敦煌设置了主要由落蕃唐人组成的行人部落和丝绵部落,吐蕃文分别写作Rgodkyi sde和Dar pavi sde,二者由驻扎于河西地区的吐蕃中翼擘三(Phyug tsams)千户管辖,也被统称为擘三部落。行人即军士,行人部落系军事部落,主要负责军事行动,规模较大,有上、下二部落。丝绵部落则主要负责农桑生产。公元820年在敦煌成立了阿骨萨(Rgodsar)和悉董萨(Stongsar)两个独立军事部落,取代了行人、丝绵部落。之后又成立了另一个独立军事部落悉宁宗(Snying tshom)部落,这三个部落也总称为行人三部落。     

"弥不弄羌"考

《新唐书·吐蕃传》载有"昨弥不弄羌、党项"一段文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该段文字的断句或解释有好几种观点,有断句为"昨弥、不弄、羌、党项"的,也有断为"昨弥、不弄羌、党项"的.笔者通过对唐代汉文文献的考证,证明只能断句为"昨弥不弄羌、党项",并首次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发现了与"弥不弄羌"对应的vBrom khong一词.其中,vBrom与"弥不弄"即"白兰"是一种稳定的对应关系.这就澄清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围绕"昨弥不弄羌"断句、"弥不弄羌"(即"白兰羌")藏文对应词而产生的歧义.     

“白哈尔神”传入吐蕃时间考辨

作为目前藏传佛教格鲁派护法神之一的白哈尔神,何时传入吐蕃,是被"抢"到吐蕃还是被"请"到吐蕃的,学界还未展开详细的论述。文章结合藏汉文史料,对白哈尔神传入吐蕃的时间进行了考辩。     

王朝疆域诠解视角下的“清水议界”

清水议界,是建中四年(783)唐蕃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的一次重要活动,唐廷为争取外部稳定环境优先解决内忧而主动提出,吐蕃在窘于军事开拓的困境下积极响应。文章认为,基于双方军事实力的脆弱平衡,会盟后唐蕃之间的和平未能得到长久维持,但根据山川险隘、气候物俗所勘定的边界,不仅为此后长庆会盟顺利达成奠定基础,更是在疆界形态上呈现出“点、线、带、面”多样化结合的特征。如此多样化疆界形态的出现,尤其是部分清晰化疆界的出现,并非是其具备近代主权国家边界的雏形,而是基于唐蕃攻守易势下的持久对峙,以及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在面临理想疆域与现实困境博弈下的理性实践。     

藏文文献中“■”(苯)与“■”(辛)二词考辨

苯教研究是现代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古藏文文献中出现的"■"(苯)一词成为苯教学者论证苯教渊源及其早期历史的基本证据之一。但是古藏文中"苯"与苯教典籍中"苯"的含义却相去甚远,与现代藏语中的"苯"也不是一回事。与之相类似,"■"(辛)也是藏文典籍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词汇,且与"苯"关系密切。作为西藏早期历史研究之一,笔者梳理和对比敦煌藏文文献与苯教典籍中的"■"和"■"的不同含义,通过其词汇意义的历史变迁,结合苯教典籍、教义教理和僧伽组织及寺院的形成时间,结果证明:吐蕃时期的"苯"还只是西藏本土的巫术仪式之一,并非苯教;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宗教,苯教应是在吐蕃王朝结束之后才正式形成。苯教虽然以西藏本地的原始信仰为基础,且名称也源于古代,但是苯教的"苯"不等于古藏文文献中的"苯"。     

《西天佛子源流录》所见“乌斯王逆旨”事件考

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载永乐九年(1411)班丹扎释在乌斯藏修习、参学时,不知何故,“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阐化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由此引发了“乌斯王”的恐慌。“乌斯王”情急之下向正在楚布寺禅修的班丹扎释求救,班丹扎释携“乌斯王”侄等一行前往明廷向明成祖陈情,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文章发掘学界新近公布的《大乘法王传》及《大乘法王致明成祖书信》中的重要信息,结合《贤者喜宴》《明实录》等传世藏汉文史料,考查“乌斯王逆旨”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乌斯王逆旨”指的是金字使者奉旨在乌斯藏迎请萨迦座主昆泽思巴(大乘法王)时,“乌斯王”意欲阻挠昆泽思巴前往明廷而制造障碍一事;《西天佛子源流录》对班丹扎释化解危机的功劳有所夸大,事实上是大宝法王发挥了主导作用,而班丹扎释作为陪送大宝法王返藏的侍从在此事件中承担了沟通和联络的任务。“乌斯王逆旨”事件的整个过程发生在明廷落实对乌斯藏“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的大背景下,班丹扎释奉大宝法王之意携阐化王侄前往明廷陈情以及随后再次奉命入藏安抚阐化王,皆与明廷派往乌斯藏执行多项任务的主使团随行,他是明廷治藏政策形成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论“反佛灭佛运动”与朗达玛

本文针对西藏历史上长期争议的“反佛灭佛运动”展开讨论,文章利用大量藏汉文史料,对“反佛灭佛运动”中倍受诟病的吐蕃赞普朗达玛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学术界普遍观点的意见,同时,较为全面地介绍和剖析了“反佛灭佛运动”的背景、过程、影响等,对客观评价“反佛灭佛运动”中的朗达玛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