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

基于对陕西省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老人的问卷调查数据,着重探讨了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缘信任可以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参与意愿,普遍信任则会显著降低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参与意愿,而血缘信任、业/学缘信任对农村老人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与人际信任影响的多向性不同,制度信任可以显著提高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参与意愿.另外,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对农村不同老年群体互助养老参与意愿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     

流动人口的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和幸福感的比较及相互关系研究——以温州为例

比较了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幸福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并探讨了三者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在人际信任变量上,男性显著高于女性;25～30岁流动人口在人际信任上的得分最高,显著高于研究中的其它年龄组;在社会支持变量上,外出打工5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要显著高于1年及以下(p<0.05)及1～2年(p<0.05);18～25岁流动人口社会支持得分最低,显著低于其它年龄组。在幸福感变量上,男性显著高于女性;签订劳动合同的流动人口显著高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者。(2)在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和幸福感关系中,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对人际信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     

中西社会信任的制度比较

制度是社会信任的基础。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了它们不同的制度类型,而由不同的制度类型塑造而成的中西社会信任在传统文化、基础与载体、模式与结构、程度与范围以及理性追求等方面呈现了各自不同的特点。中西社会信任正是依凭这些不同的特点在各自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道德经济又是法制经济,需要基于道德和法制的社会信任作为内在支撑。以制度为基点对中西社会信任进行比较,不仅将进一步推进社会信任理论的研究,而且对于构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支撑的新型的社会信任也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城市经济规模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地图APP数据的实证分析

相关研究认为,地区内部居民的平均信任水平与地区的经济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个体数据显示,城市间居民的平均社会信任度存在明显差异.OLS回归发现,城市的经济规模与居民平均信任度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为了克服OLS模型的内生性,使用各城市与省会、北京及上海间公路的通行距离作为城市经济规模的工具变量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负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产生相关性的经济机制在于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中通常聚集了具有不同历史或文化背景的群体,而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信任博弈会增加群体间产生误解的概率,并进而降低了相互间的信任程度.为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政策制定者应以降低群体间发生误解的概率为主要政策目标.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

随着信任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信任的含义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越来越复杂。如果回到常理及其文化中来讨论信任,它所展现出来的特征可分为无约束机制的信任和有约束机制的信任,并在文化意义上导致信任地带的位移。在中国文化中,信任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发生可疑时而形成的中间地带,可细分为放心关系和信任关系及无信任关系。其划分原因源自中西文化对人性及其社会依赖性的不同假定以及它们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偏向或制度性偏向。由此,信任的本质是社会成员在面对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时体现出的对自己依赖对象所维持的时空性特征。以这种框架来重新处理以往有关中国社会信任研究中的争议和困惑,很多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信任法理的生成、发展及对我国法的启示

信任法理是我国公司法、信托法上忠实义务制度的法理基础.信任法理存在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信任法理的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的界定取决于信任法理所存在的社会基础即信任关系的性质.人们对于信任关系性质的理解经历了从道德伦理性到合同性的变迁.而信任关系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内部当事人之间的裁量权的授予.第二,信任法理的适用方法.信任关系的长期性、专业性、复杂性使传统型的法律适用方法适用困难.对此,“公司=合同理论”以及“关系合同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建设性的方案,但都还未能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信任法理的发展在法律适用的弹性化、信息问题应对的制度设计、法律解释的技术等方面对我国法产生有益启示.     

论政治信任——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视角

随着近年来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政治信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政治信任是要建立一个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形成的体制才能赢得公众的合法性认同,也使得公权力的运用能以保护公众权利为准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一个"政治信任层级差"心理,也就是层级越高越受到信任,基层政权的信任度最低.这一心理既反映了制度规范的差异性,也体现了压力型体制造成的政治信任疏离,当然还表现为利益协调过程中政治信任的流失,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信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应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上的可信承诺关键在于需要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障;二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以及公共性突发事件频繁的现状,一方面要强化执政体制的综合力,另一方面要善于培育和运用社会权力,用社会对社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受教育程度与信访选择——以J省Y县的调研为基础

基于对某市不同受教育程度受访者信访意愿的调查数据,在微观层面上测量受教育程度与信访意愿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与信访意愿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相对而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愿意以信访方式表达其诉愿,而受高等教育群体则普遍不愿信访。研究同时发现,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对基层政府和司法仍缺少必要的信任,应引起警觉。     

论吉登斯的信任理论

吉登斯综合运用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现代性条件下信任的起源、本质、类型、机制及功能,建构了较为系统的信任理论,认为信任最初源于人类个体的"本体性安全"需求,是对他人或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它在新式的社会团结的建立、社会秩序的扩展方面起着本源性、基础性的作用.吉登斯的信任理论为当今西方信任社会理论和信任社会学的研究、建构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社会深刻的社会转型、建构当代中国的信任社会理论、信任社会学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