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其在刑事诉讼中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被视为被告人宪法性权利的终极救济制度"。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遵守之原则、程序、权限的规定,侵犯当事人的权利而取得的证据。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对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加以约束。本文通过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面临的障碍,进而提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制度的立法构想。     

新刑诉法审查逮捕与刑事和解不协调问题分析——公权介入与私力合作的界限

作为典型的公法,刑事诉讼法以国家公权介入为主体,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此基础上兼顾私力合作的精神,将刑事和解作为特别程序纳入其中,但国家主义的公法制度与私力合作的刑事和解存在一定的不协调,这一问题在审查逮捕与刑事和解两部分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发现这方面的问题。新刑诉法在细化逮捕条件、严格控制逮捕范围的同时,明确了应当逮捕的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强制性规定,但这种强制性规定与刑事和解制度发生不协调,尤其在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曾经故意犯罪的轻伤害案件上最为明显。     

结合新刑诉法修正案看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3月14日表决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正案在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等诸多方面进都做出了细致的规定，重点强调了人权保障。取保候审作为一种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尤其能够显示刑事强制措施实现刑罚与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虽然新《刑诉法修正案》对取保候审也作出修改和完善，但仍有值得完善的空间。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与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的内容做了很大的修改,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及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官的证明责任等,这次修订是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一次很好的完善,但不可否认的是,修订后的证据制度相关内容的实施依然有其自身不易解决的矛盾和困境。如何理性看待并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摆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学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刑事诉讼法教程》学习辅导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基本的程序法律制度,是司法机关和当事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程序。学习刑事诉讼法,要了解和掌握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特别是要重点掌握刑事诉讼的管辖、证据以及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程序等问题,并能够运用所学理论指导刑事司法实践, 以探索进一步健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现行法律体系中民事实体法规定了精神赔偿,而《刑事诉讼法》又否定了精神赔偿.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矛盾,不利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损害司法公正,也有违立法的初衷.因此,本文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出发,分析立法规定,合理借鉴英美法和大陆法两大法系相关法律,提出构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见     

警察培训应设置强化出庭技术培训项目

近期，我国在刑事证据立法论证过程中，专家学者对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必将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订而得以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确立也将给公安机关带来一定的挑战，公安机关必须拓宽侦查途径，提升办案质量，合理配置警力资源，提高警察自身素质，同时寻求国家时政的资金支持，并积极推动相关立法活动的进程。     

评“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的构建——从“证据开示”制度说起

"证据开示"与"辩诉交易"是刑事诉讼程序构建中的两个重要因素,证据开示是辩诉交易的保障性因素,是辩诉交易的配套制度。成熟的证据开示制度使辩诉交易有实现其功能价值的可能,辩诉交易也能够推动证据开示的发展。新刑诉法中对证据开示制度的立法尝试为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前提保障,域外辩诉交易制度的发展,为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经验基础。本文试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相关理论出发,探讨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和辩诉交易制度的相互影响,从域外辩诉交易制度的经验,以期对我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建立有所裨益。     

《刑事民事诉讼法教程》学习辅导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刑事民事诉讼法教程》包含了我国的两大诉讼制度，简明、全面地阐述了我国刑事、民事诉讼活动中的法律规定。要通过司法实例与理论相结合的学习方式，重点把握诉讼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管辖、司法机关、诉讼参与人、诉讼证据、诉讼保障措施、期间、送达以及刑事、民事诉讼活动的程序等内容，从而增强司法人员和普通公民的诉讼意识，强化人们依诉讼法办事的能力。 二、重点问题解答 １．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各自的特征 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特定的国家活动，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刑事诉讼是由法定的国家专门机关主持进行的…     

量刑程序对抗制模式与职权主义模式的抉择

针对我国刑事审判中出现的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导致的量刑不公正现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10月1日共同签发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下文称《量刑指导意见》），确立了相对主义量刑程序模式，并延续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对抗制模式，同时还确立了量刑裁判的说理制度。对此，笔者认为，由于量刑程序本身的特殊性，盛行于英美法系的对抗制定罪模式并不适合于我国的量刑程序；而源自大陆法系量刑裁判的说理制度，同样也不能避免量刑不公正的现象。综合各方面因素，职权主义模式更适合于量刑程序。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但是,佘祥林案、杜培武案等冤假错案表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很好地落实到基层。虽然近几年最高院、最高检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有关的解释,但是在这些规定下,现实中仍存在部分侦查人员通过精神压迫、间接胁迫等方式来迫使犯罪嫌疑人招供的现象。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不能很好落实的原因,希望推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     

侦查阶段电子证据的取证研究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电子证据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问题研究十分有意义。     

论庭前会议的法理基础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庭前会议程序,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法律并未明确其具体内容和操作步骤,研究其价值基础是司法实践改革的关键所在。     

完善刑事不起诉制度

刑事不起诉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部分，符合诉讼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不起诉制度本身设置上的一些联疵以及在具体实际操作存在一定偏差，刑事不起诉制度的内在价值无法充分实现，因此，本文在对刑事不起诉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完善建议。     

公诉证明标准的实务困境与对策——析“段某等”故意杀人案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刑事案件证明标准作出新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满足三方面的要求。司法实践中新证明标准适用引发撤回起诉、无罪判决情形增多,对公诉机关办案造成较大压力。究其原因,既有公、检、法三机关在证明标准认识上的差异,也有侦查机关证据收集方面的固有欠缺。因此,准确把握公诉证明标准,完善证明标准保障机制,是今后公诉实践应当着力提升的关键。     

侦查监督部门积极应对新刑诉法的实施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尤其是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逮捕条件和程序,以及排除非法证据、加强诉讼监督等方面的新规定,对侦查监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浅谈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

当今社会法制日益健全,证据作为法官断案的根据,其作用也越来越大。合法性是民事诉讼证据的本质属性,多数学者认为,证据的合法性包括:证据收集主体的合法性,证据收集程序的合法性,证据收集期限的合法性,证据形式的合法性,证据来源的合法性,证据被采纳的合法性等。其中前两者是证据合法性的核心内容。本文主要以证据收集的主体和程序的合法性作为视角,来阐述证据的合法性的原则和我国证据法律规范的缺失。     

未成年人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利与弊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专门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程序作特别规定，末成年人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和案件范围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尺度难以把握。本文以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重罪案件中的适用为视角，分析利与弊，以期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与实践提供可行性参考。     

中外刑事再审制度探析

中外刑事再审制度在适用范围、提起主体、改判原则和发起时限和次数存在差异。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再审制度的规定不仅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而且还存在层次的理论缺陷。由此,我国应借鉴国外制度设计的价值理念,使我国再审制度实现实体真实和正当程序的统一。     

简析诉讼中自认的法律效力

自认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在各国的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均有体现。我国在制定《民事诉讼法》时没有涉及自认制度。直至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该规定中对自认制度有了一个框架性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