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反腐:中国反腐新常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法治反腐"将成为中国反腐新常态。"法治反腐"主要是指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和预防腐败。依法治国和"法治反腐"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内法规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法治反腐"与党内以纪反腐是高度统一和相辅相成的。"法治反腐"是中国反腐败斗争经验的总结与升华,是反腐败的客观需要。"法治反腐"要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辩证统一,坚持党纪与国法配合互动,坚持立法与执法协同并进,坚持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     

网络反腐之困与制度化之路

在网络反腐蓬勃发展的背后,隐含着种种困境.网络信息庞杂,真伪并存;网民道德素质高低不一;网络反腐缺乏法律支持,于法无据;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脱节,反腐效应消损.网络反腐要摆脱困境,唯有走制度化之路.发展网络科技,建立健全腐败发现及快速反应机制;转变思维,建立网络反腐的教育和自律机制;完善法制,规范网络反腐的法律机制;着眼宏观,建立网络反腐的配套机制.     

关于新中国法治道路的思考

新中国法治建设经过了曲折的历程，有丰富的经验教训。本文对此作了概括论 述，并对当前法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等问题提出了看法，认为依法治国，任重道远，需要全党 全国努力。     

以法治反腐破解反腐与防腐的悖论

历史上任何一次反腐都伴随着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利益共同体对于反腐不同程度的抵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的反腐斗争,让人民鼓舞与震撼的同时,难免有人对当前反腐提出不同看法。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监督权力的行使,一直是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从世界各国预防、惩治腐败的实践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法治。只有法治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和杜绝权力的滥用。本文根据当前法治反腐的思维和方式,以法治反腐为切入点,以法治反腐的五个统一,破解反腐防腐的错误思潮,从而论证法治反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应然选择。     

法治反腐的基本特性与有效实现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是当下彻底反腐的必然选择和根本要求.本文基于传统文化的视角,立足传统文化审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探讨传统思维模式、文化心理结构对法治反腐的负性影响,提出在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实现法治反腐的推进,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廉政文化的有机融合,有效助推反腐倡廉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之路的历史审视

社会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发展中遭受了挫折与失败,究其原因,与法治的缺乏、大搞人治密切关联。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这样的通病?本文首先分析了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制约,如无产阶级政党成长的特殊性,群众运动的传统,行政化的资源配置和管理等等;再次,透视了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坎坷历程;最后,阐述了中国向法治的迈进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     

法治反腐的推进思路及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强调要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法治反腐"在党的反腐历史上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因而,如何充分认识和理解法治反腐的深刻内涵,凝聚法治反腐的社会共识,担当起法治反腐的职能责任,是一个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亟待予以合力破解的时代课题。本文从坚定法治反腐的理论自信与行动自觉、推进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强化检察机关的反腐职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反腐实务问题等四个维度对此进行了阐释。     

论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

有的人认为,中国建立法治国家的困难,是因为中国没有法治的文化传统。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缺乏法治理念与制度,不过,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和西方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是根本不同的。中国传统的法治观与法治体制表面上称为法治,实际上则是人治。     

试论法治与人治

法治与人治都是治理国家的方式，而且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不是要完全摒弃人治，而是要肃清专制思想，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与道德素养，从而找到人治与法治的最佳契合点。     

培育法治文化的前提:“人治”与“法治”的再认识

中国的法治之路异常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从人治走向法治,尚未达到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因此,科学理性地辨析人治与法治,就成为培育法治文化绕不开的前提。"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模式,所指称或表征的主要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原则和观念体系。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观念上尽快形成对法治的广泛共识,需要对人治文化开展强有力的批判,需要切实矫正各种违背法律规则的行为。     

培育法治文化的前提：“人治”与“法治”的再认识

中国的法治之路异常艰难,究其原因就在于对从人治走向法治,尚未达到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因此,科学理性地辨析人治与法治,就成为培育法治文化绕不开的前提。 “人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模式,所指称或表征的主要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思想原则和观念体系。培育法治文化,需要在观念上尽快形成对法治的广泛共识,需要对人治文化开展强有力的批判,需要切实矫正各种违背法律规则的行为。     

中西方法治理念之比较——以自然法思想对法治理念的影响为主要视角

法治思想起源并完善于西方社会.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成功的法治经验和法治文明的成果.但是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其法治现代化的道路必然不同于西方社会,具体表现在中国和西方近现代法治理念的区别.文章以自然法思想对法治理念的影响为主要视角,分析两者的区别,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法治文化视角下网络反腐法治化路径探索

针对网络反腐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国有必要以法治文化的理论机理为切入点,构建网络反腐的法治文化,通过网络反腐制度性文化和观念文化建设,逐步使网络反腐主体既形成对法律制度的信奉又要确立起对法治的信仰,唯此方能从根本上实现网络反腐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探讨 :一法治的意义 ,二法律的性质 ,三法律的制定 ,四法律的实施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法治话语之演进

自1946年创刊以来的<人民日报>上先后出现了六种法治话语.1949年前后,号召树立革命的法治精神.1962年,批判美式"法治"的虚伪性.1975年,批判儒家的礼治,主张法家的法治.1980年前后,批判儒家的人治,要求以法治取代人治.1999年,区别法治与法制,主张从法制到法治.2006年以来,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六种法治话语,记载了中国政治六十年间的变迁轨迹.     

法治、人治、德治之关系探析

古代“法治”、“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手段 ,服务于君主专制。现代法治精神原生于西方 ,为近现代中国所继受 ,引发出社会剧烈的矛盾、冲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利用中国传统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 ,使法承载着中国人现代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施行良法之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人治与法治之争及其启示

在建设法治的过程中 ,一方面要反对以人、以言代法 ,另一方面又要反对“以术治国”、以“治法”为法治 ,这就是人治与法治之争的启示。     

法治与自由裁量

适度的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可以弥补法治本身的不足与缺陷 ,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则会从根本上破坏法治的理想。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实现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