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增量自治研究

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和体制外因素的不断介入催化城市治理结构变革,城市自治是中国市制创新、促进城市发展和适应全球地方治理运动的理性选择。由于受中国国情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增量自治是中国城市由自主走向自治唯一道路。向城市政府和城市市民赋权与能则是中国城市实现增量自治的前提条件和制度保证。     

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立法论纲

现代债务催收行业已经成为金融产业链条中无可替代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囿于行业自治和法律治理的滞后,中国债务催收行业正面临诸多发展困境。催收行为乱象的规范,各类主体权益的保障,行业竞争秩序的优化以及社会诚信水平的提升,均对推动中国债务催收行业的专门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债务催收行业专门立法必须坚持“利益平衡”的基本理念,并遵循合法、公平及诚信等三项基本原则。具体在规制模式方面,兼具“行业”与“行为”规制的混合规制模式是较为契合中国债务催收行业发展实际的立法选择;在立法的结构与内容方面,则应依循“总则”与“分则”的框架结构,在加强法律规范设计的针对性与可执行性的同时,还需注重各部分内容之间的体系性与协调性。     

教育财政投入现状对民族教育自治的影响

财政自治与教育财政自治同属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依法享有的民族自治权利。由于我国多年来教育财政投入的不足,致使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自治权难以得到根本保障。我国缺少完备、规范的财政立法体系和规范的民族教育财政自治立法。应通过立法切实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财政自治权利,改善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教育现状。     

论自治区自治条例的立法机制问题

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机制是自治区自治条例从社会中产生、形成与监督等带有规律性的模式。自治区自治条例法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的准备机制、形成机制以及完善机制三个重要环节。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监督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明确自治区自治条例立法监督的内容和监督的形式。     

论民族立法中的扩张权、限缩权与排除权

在我国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 ,同时享有自治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双重立法权。自治立法权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享有的立法权 ,地方立法权则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而享有的立法权 ,二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异。在自治立法中 ,立法机关分别具有扩张权、限缩权和排除权的权能 ,而地方立法权则不具有这样的权能。因此 ,正确区分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 ,并正确的行使自治立法的扩张权、限缩权和排除权 ,是完善民族立法 ,充分行使民族自治权的基本前提     

论商法的商人自治理念

商人自治是私法自治理念在商法中的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人自治需要与国家强制达成平衡与协调。历史地考察,商入自治理念在商法中的地位经历了从勃兴到异化再到回归的发展历程。商人自治理念的实现需要赋予商人充分的自治权、完善的商事自治组织和健全的商事自治规则。在商人自治理念极为欠缺的我国当下,尤其应当通过立法赋予商人充分的营业自由和经营自主,进一步拓展公司自治的空间,强化商会组织和行业自律,以确保商人自治的有效实现。     

论自治条例的立法基础

本文认为,民族权利是自治条例的立法基础,因为在法律性质和特点上,自治条例是维护民族权利的立法,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配套立法,是规定当地自治权的具体立法.完善我国现有的自治条例,必须在内容和技术两个方面贯彻和体现它的法律性质和特点.     

广东村民自治立法中若干问题的法理分析

完善的各级地方立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得以贯彻、执行的关键,也是中国村民自治实施所不可或缺的要素。经调查,广东村民自治地方立法中存在诸多问题,如滞后性问题、适用性问题、重复问题等,应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措施。     

论自治条例的精神

自治务例作为我国民族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体化、法制化的实现.但一直以来对自治条例的精神是什么,自治条例应确立何种价值取向的研究尚不够充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自治条例立法和对自治条例理论研究的深化.本文试图从自治条例的性质和立法目的等入手来揭示自治条例的精神,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的自治条例立法.     

民事代理制度的新发展

代理制度作为意思自治之补充和扩张的工具,在现代社会更发挥着独特的功用。从代理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来看,代理在未来有以下发展趋势:代理的意义和价值在放大,更人性化,代理在立法上越来越表现出主体法、技术法和利益衡平法的色彩,各法系内部及其之间在代理立法上走向融合,代理的国际统一立法步伐也在以令人乐观的进度加快。     

近代中国农会立法之演进及其乡村治理之价值判断

在近代中国,农会是农民组织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形式.近代农会立法演进的历程,彰显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结社自由与自治管理权的肯定和推动.历代政府主导的有序变革经验表明,可以试图通过农会立法有效笼络乡村精英实现乡村治理,达到管控与自治机制相结合而良性互动、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目的.     

WTO与我国的仲裁

仲裁是解决国内外经济贸易争端的有效方式。我国现行的仲裁制度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相比较过于严格 ,不利于中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建议立法和司法对仲裁协议应从宽解释 ;严格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研究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运用治理理论,分析了我国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的产生及其与治理的关系,并提出中国从治理走向善治的选择思路.     

我国村民自治地方立法质量评价

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我国制定了越来越多的村民自治地方立法,形成了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但是,要通过良法实现更好的自治,必须提高村民自治地方立法的质量。我国村民自治地方立法总体质量较高,在合法性、适应性、操作性、特色性等方面有不少值得肯定之处,但也存在一定缺陷,应当引起立法者的重视。     

民族区域自治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民族区域自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民族区域自治要从完善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确定自治条例的立法基础、完善法律实施的监督机制和监督环境等方面不断深化和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     

村落第三域:村民自治研究的一种框架解释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背景并逐步型构的历史体系,对它的研究必须关注整体,进而预设一种理论框架,如此,才能将微观制度的变迁置于整个农村秩序之下。村落第三域可以作为村民自治研究的一种框架解释。具体而言,中国村落具有共同体的属性,应被视为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中独立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基于二者关系而衍化出的第三域的组成,凝聚力、自足性和自主性是其核心属性,而自治则是其组织和生活规则。这一框架具有三点意义:可将村民自治权定位为村民自治制度的逻辑起点;可将村民自治进程中遭遇的问题概括为村落第三域核心属性淡化的表现;有助于指明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黄遵宪：渐进主义的地方自治构想

黄遵宪是“清末”预备立宪前现代意义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和尝试者,他创立了以“自治其身,自治其乡”为起点的逐级推进地方自治的思想模式,成为后来中国地方自治的经典模式。黄遵宪对地方自治的最初认识始于1877年,其以清朝首届驻日使馆参赞的身份随公使何如璋东渡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地方政制做了细心体察。他认为,中国贫弱源于政弊,政弊之端又在官集权于一身,致使民权丧失、民智阻塞、民气不昌、民力衰弱。而破除政弊之道在于伸张民权、开启民智和壮大民力,破除政弊之法又首在地方自治。在他意愿中,“自治其身”可以养成国民自治资格,“自治其乡”足以奠定自治的基础。它是破除专制集权的开端和赋予民权方式,最终使中国走向立宪政治的途径。     

论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对国际私法立法的影响

物权变动有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债权形式主义三种立法模式。与此相适应,国际私法关于物权变动的法律适用有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适用物之所在地法两种立法模式。中国国际私法应根据中国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选择确定物权的法律适用规则。     

财务管理:村民自治中的难点

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在这十年中,村民自治逐渐走向深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不过在它逐渐走向深入的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难点问题也开始凸现出来。到目前来看,村级财务管理问题就是困扰我国村民自治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难点问题之一,要想使村民自...     

论WTO环境下我国仲裁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在WTO环境下,中国仲裁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日趋凸现,不能适应WTO客观要求和国际统一化立法趋势,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特殊的立法环境。在WTO环境下,应当完善中国仲裁法律,强化中国仲裁制度的法律国际化特征,加强意思自治和独立仲裁原则,建立临时仲裁制度和执行保全制度,并借鉴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关于仲裁的立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