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提升：转型期农民现代化的一种社会学阐释

现代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人自身的现代化越来越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尤其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发展的不协调导致了农民自身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发展时期。"社会化的提升"是对这一时期农民现代化的一种社会学阐释。     

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及其基本思路分析

中国作为一个农民占大多数人口的大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问题关系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但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制约因素,如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之弊端、农业比较利益和农民素质均偏低、农业科技相对落后、农民结构性失业等。文章在分析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探索有助于加快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措施。     

再社会化与我国农民的现代化

农民的现代化是中国人的现代化的主导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为农民的流动和分化提供了社会基础,农民群体在流动和分化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再社会化高潮。农民阶层在再社会化过程中为我国现代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自身亦在经历着一个现代性成长的过程,在个人的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关注农民群体的再社会化,为流动农民提供一个有利于培养现代人格的社会环境是我国政府和社会应该的责任。     

论农民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化

一实现农民文化价值观念现代化的重要性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意识、儒家文化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就了中国农民独特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这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有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部分,但更多的则是不相适应甚至抵触的,在目前中国农民身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它成了深化农村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障碍。因此,变革和更新农民陈旧     

论农民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双重作用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状况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式、趋势和进程。在实现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农民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农民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制约力量。这种双重作用是由中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处境决定的。只有实现传统农民的身份转化,才能消除农民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制约。农民身份转化将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     

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发展主义逻辑及转向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及农民上楼问题的学术研究十分活跃,诸多研究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单一立场将农民集中居住视作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高效途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兴起及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向背景下,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目标的发展主义政策路径逐渐受到反思和质疑。借助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角,结合Y村城郊开发区农民集中居住不同阶段的微观案例,揭示发展话语如何凭借现代城市替代传统乡村的发展真理性,对农民的传统生计进行边缘化建构和经济指标转译,从而使农民的主体生计诉求让位于集中上楼的政策规划。以此对农民集中居住政策及长期以来的乡村改造政策背后的发展主义逻辑进行理论追溯和反思,并探讨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乡村建设及城镇化的新发展语境。     

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传奇——记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探索者周宝生

没有农村与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生活就没有小康社会的实现。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周宝生以其卓有成效的思考与实践,为中国农民的富裕之路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样本。他的思考扎根于农村最真的现实,他的实践针对于农民最切身的困境。周宝生在官桥八组的种种发展思路与举措,不落窠臼、屡有创新,实现了一个村庄亘古未有的奇迹。     

积极实践勇于探索实现农业发展新的飞跃——对当前农业问题的若干思考

一、当前农业和农村形势及存在的问题。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农业不实现现代化,农村不兴旺发达起来,农民生活不富裕,就没有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这是被历史发展证明了的,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从历史上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农民,调动了千百万农民群众翻身求解放的积极性,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夺取了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哪个时期“三农”问题处理好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就会不断前进,经济发展就会…     

孙中山与毛泽东农民现代化思想之比较研究

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实现了农民的现代化,才能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本文以孙中山和毛泽东两人关于农民现代化的思想为研究对象,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两人思想的异同：一是关于农民经济现代化思想,二是农民政治现代化思想,三是农民文化现代化思想。通过对以上三方面的比较研究,从理论上提出了农民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对实现农民的现代化以及全社会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建国初期的农民与中国现代化

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农民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完成了政治革命,实行了土地改革,取得了民族独立,从此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进入正常的发展时期。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西方截然不同,农民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为中国现代化的资金、市场、物质、外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民问题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特有的产物和伴生现象,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分割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     

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现代化

农民在我国社会群体中占很大的比例,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本文阐述了现阶段我国农民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分析了农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并提出了农民实现现代化的一些途径。     

乡土情结的嬗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与土地和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流动加剧,乡土情结不断地经历着嬗变。现代化进程对乡土情结的冲击引发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认知冲突,是困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要改变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束缚,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市民认可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着手,以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的视角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极大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显性化。农业经营比较利益偏低刺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一方面为土地规模化经营及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客观上加快了城镇化进程。但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民的市民化都需要有适应现代农业、现代工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高素质劳动者。因而,应设法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以实现经济发展、城镇化与人的发展的协同促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家庭经营的弹性结构与渐进的中国农业现代化实践

现有农业现代化研究强调农地规模经营指标,将农民视为被动的主体,忽视小农户的发展权益,倾向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推动农地集中和规模经营。实际上,农民是以制度变迁中能动主体的身份参与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们根据资源禀赋灵活选择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和家计安排模式,这使农业家庭经营呈现出丰富的实践内涵,形成一种弹性的发展型结构。受这种弹性的家庭经营影响,一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社会化服务为保障”的统分结合的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实践模式正在加速形成。适度的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速度与有序推进的服务规模化水平,使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能够兼顾小农户的发展权益,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成果的深远影响。     

论社会转型期新农村文化理念的提升

社会转型期新农村文化理念提升的必要性基于我国农村文化的现状和我国现代化的需要。对于这一理念的提升，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上都有可能性。通过思想上教育农民使之了解、认识新农村文化理念；通过生活方式的改进，使新农村新的文化理念潜移默化地渗入到农民日常生活实践中，是新农村文化理念提升的主要途径。     

中国近现代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研究发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而且自始至终是小农模式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无论从思想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上来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互促互进的思想都只是停留在理念层次上,实际并未得到有效地运用,这也是我国＂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指出只有充分发挥政府的扶持作用,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才能改变农民的附属地位,让农民真正成为农村发展的主体。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向"非"农的转化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应与合理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相结合,农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逐步向"非"农转化,要完全实现这一过程,还面临着一些制度上和观念上的障碍,有待在改革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     

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

对于农民来讲,长久以来,土地作为安身立命之所,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保障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城市周边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土地的征用,造成为数众多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失地又失业,失地又失养老保障,从而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失地农民问题。失地农民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也是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农民就地市民化的困境及其解决思路

农民市民化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整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民就地市民化将成为农民市民化的主要渠道。探讨农民就地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困境,认为农民的合理权益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小城镇的公共服务能力有限、原有社会关系网络遭到破坏使得农民对于政府提供的就地市民化机会缺乏积极性。最后提出促进农民就地市民化的政策思路：创新农村土地制度,保护农民合理利益;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高城镇公共服务能力;采取积极措施,重构新市民的关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