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经》如来藏思想浅析

《楞伽经》是佛学中的百科全书,各宗共尊的圣典.它对佛学许多重要思想进行了阐释,如来藏思想就是其中之一.文章依据《楞伽经》对如来藏及其思想特色进行研究,着重剖析如来藏与外道所说“神我”或“梵我”的区别,探究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关系,同时对使有染的阿赖耶识转为清净如来藏的方法即转识成智的方法进行阐释.一则是希望对攸关我们慧命的如来藏思想有一个明晰的认识;二则是以免我们堕入外道,不了佛法真实义.     

般若空性思想中国化之初探——以《肇论》与《中论》解空思想比较为中心

般若思想传入中国之初,僧肇大师曾被罗什大师称为中土解空第一。然僧肇大师在接受中观思想后,在其论著《肇论》的表述中并没有完全遵循《中论》中探讨空性时所用的方式。这里可以看到,般若中观学传到中土后,并未偏向纯粹、繁琐论辩分析这条路来表达、理解空性,而是有其特有方式。《肇论》里更多是从体空观契入,而且《肇论》解空天然蕴含有如来藏、心性思想的倾向,这也是后世非常自然地用禅、华严去联系《肇论》的原因。所以中土对空性的理解最初起就有如来藏、心性思想之中道空性的天然趋向,而没有止步于大乘佛教纯粹中观之境。这是般若空性思想传入中土后中国化的体现。     

如来藏正义与译本歧异辨考——以《如来藏经》两个汉文译本为对象

《如来藏经》有两个中文译本,学术界一般仰重东晋佛陀跋陀罗之译,由于该译有关如来藏要义的关键段落晦涩难明,不断被国际、国内学术界的知名学者,诸如日本的高崎直道和台湾的印顺法师以及大陆的学者、法师等,依文解义地误读着,有关如来藏的诸多错误知见由之而生。与唐朝不空的译本对照,二译相关段落的文义,似乎形成鲜明的对立歧异。经过多向度、多层次的经典挖掘和融通,此中玄旨深义,得以澄明。     

《胜鬘经》的美学意蕴

《胜鬘经》所蕴涵的美学思想极为丰富,本文从《胜鬘经》美学的思想基础,本性清净的心性之美,慈悲济世的人格之美,借喻说理的言教之美,不可思议的涅槃之美,说法过程的愉悦之美六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乘美学独特的审美观照。     

空义的两个方面——论印顺对《新唯识论》的评破

印顺对《新唯识论》的评破体现出他对如来藏空义的界定。他认为如来藏之空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是反本体之空,其二是即世之空。这既是缘起性空的必然结果,也是如来藏观念的内在结构。印顺的这一观点源自其对于如来藏空有关系的诠释学特征。     

从《楞伽经》印心到《金刚经》印心

佛教徒的最终目的是成佛,而判断佛教徒是否成佛的标准有两个：一是佛陀的心印,二是佛陀的法印。佛因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相,且觉行圆满,故其心可为判准;佛法乃佛心的显现,与佛心不别,故亦可作为判准。释迦佛应世时,由于佛教徒对佛陀的绝对信仰,只要得佛心或佛法印可,则弟子的境界无可争议。释迦佛圆寂后,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从心印方面说,自然不能说凡亲近过佛陀的佛弟子都得到了佛陀心印;从法印方面说,释迦佛圆寂后传出的非阿含经典能不能作为法印一度都是问题,更不用说以之印可修行者的境界了。由是,非阿含经典提出“依法不依人”的判断标准,将心印置于法印统摄下。龙树等大师进一步揭示阿含经典与非阿含经典的一致性,彻底解决了依从非阿含经典修学者的法印问题。禅宗强调以心传心、心心相印,似乎独重心印,其实并未忽视法印的作用,仍然是心印与法印并重。禅宗以经典印心,原因有五：其一,每有邪师混进佛法中来坏乱佛法,以经典印心可以遏制邪师乱法;其二,既然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佛经自然也可以印心;其三,禅师在堪能传佛心印前有一段修习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需要依法印心;其四,禅师传佛心印,如不依佛经印心,难以取信学人、息世讥嫌;其五,初心学者未见道前,欲求进修,乃至欲择明师,都必须依佛经印心。当然,因缘不同,禅宗借以印心的经典会有变化,从中土初祖菩提达摩以《楞伽经》印心到五祖、特别是六祖以后以《金刚经》印心就是例证。今天的佛教界与隋唐时期的佛教界不同,多数人不是精通教理,而是不通教理,因此大多不宜继续依《金刚经》印心,而宜依广明教理的《楞伽经》印心,否则修行者难免得少为足。     

新史料与新问题:学术史的国际竞赛——从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说起

这篇论文对8世纪桑耶寺佛教辩论事件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指出这一有关吐蕃史上相当重要的事件,如何在文献与历史上逐渐被揭开、积累和推进。特别要讨论的是,为何法国学者戴密微能抓住关键史料,形成问题意识,写出《吐蕃僧诤记》这样的名著?为何日本学者能继续发现新问题和新史料,做出关键的推进?特别是,这一问题又如何反转过来触发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禅宗“南顿北渐”传统说法的重新认识?通过一系列学术史的讨论,本文想指出,即使在历史研究中,也存在着国际间的竞赛,中国学者不能不像陈寅恪说的那样,力争“预”国际学术之“流”。     

僧肇《不真空论》与佛教中国化——兼论僧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及其“空”论观

僧肇的著名论文《不真空论》,运用印度中观般若学的中道遮诠方法,阐述了“空”的真义.通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就“有”说“无”,强调“立处即真”,在非“有”非“无”中显中道真谛,阐释了“不真故空”,“不真即空”的“不真空”道理,揭示了般若性空的根本意旨.僧肇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厚养料,对魏晋玄学“有”、“无”等问题加以总结,适应了当时玄佛合流的实际并把它进一步推向深入,标志着玄学的终结和中国化佛学的真正开始.     

《胜鬘经》与南朝佛教

《胜鬘经》作为弘扬如来藏思想的代表性经典,在晋宋之际中国佛教从般若学向涅槃学转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朝佛教界对《胜鬘经》的注疏和讲说极一时之盛,《胜鬘经》的思想成为南朝佛教思想展开的重要契机。如在南朝佛教的判教说中,"不定教"的提出就与《胜鬘经》相关;而对《胜鬘经》中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的阐释深化了南朝佛教思想家对"如来藏"和"佛性"的认识;《胜鬘经》的"一乘"说构成南朝佛教"一乘"思想的重要环节。可以说,《胜鬘经》为南朝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从《世说新语·容止》看魏晋时期的男色审美

魏晋时期,对于男性容貌仪表的关注品评蔚然成风,男性超过女性而成为审美的主要对象。《世说新语·容止》通篇描述男子的美姿容与妙神韵,塑造了一批卓尔不群的美男子形象。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玄学的兴起等,都与这种男色受宠的独特审美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南宋闽僧的话头看《沧浪诗话》

无论是杨歧派看话禅所崇尚的妙悟 ,即神秘的体验方式 ,还是它对文字障碍的超越 ,以及它所追求的羚羊挂角的境界 ,都和严羽的《沧浪诗话》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杨歧派的话头 ,有的是《沧浪诗话》的理论准备 ,有的是对《沧浪诗话》论断的超越。严羽以诗界的妙喜自许 ,实际上承认了他的理论和南宋杨歧派闽僧的关系。     

从《坛经》看慧能对中观学的继承与转向

《坛经》是禅宗六祖慧能思想的记录。以《坛经》为基点,可以清楚的呈现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对中观学的继承,即在“性”上联接了中观学的“性空”与禅宗的“见性”,而慧能的改革之所以在中观学的框架中更为清晰,因为他在继承性空的基础上实现了向内在“心”的转向。     

从《才略》篇看刘勰的作家批评论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相当全面地探讨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些基本原理和艺术方法,每一篇都自成一格,文章取其《才略》篇,从中探讨刘勰的作家批评论。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作家的＂才＂＂气＂＂性＂三方面探讨主观因素对创作的影响及因之确立的作家作品价值定位的标准与原则,张扬文学的主体性、多样性和独创性。第二部分对《才略》所涉及的影响创作的客观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使＂才略＂的视阈得以拓展;第三部分分析刘勰所持的批评作风和批评态度。     

从新版《艺术家的生涯》看普契尼的真实主义情结

新版《艺术家的生涯》在导演的二度创作之下,将一百多年前的巴黎拉丁区的生活穿越时空带入当代中国艺术家聚集地＂798＂,真实地表现了几位艺术家与他们的恋人之间的情感与生活,关怀了今天＂北漂＂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状态,再现了歌剧作家普契尼的精神情感世界,达到了理想与现实、艺术与生活的完美融合。     

从历代评价看《君主论》的历史意义

马基雅维利因《君主论》而享有盛誉,然而该书历来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该书把政治研究从伦理中解放了出来,用经验研究取代了规范研究,具有充分的科学精神,所以马基雅维利是政治科学之父。另外,《君主论》中的爱国情怀突破了意大利一国的疆界而具有近乎普遍的意义,昭示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发端。对此,许多论者持反对意见,针锋相对地指出,《君主论》是专制主义的御用秘籍,它对道德的蔑视是毒化政治研究的开始,马基雅维利主义必须被唾弃。     

从敦煌本《大智度论》看《汉语大词典》的书证问题

敦煌本《大智度论》多为南北朝时期写本,保存了《大智度论》的原始形态,是宝贵的第一手语言材料,对辞书编纂、修订以及汉语词汇史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敦煌本《大智度论》对《汉语大词典》书证始见例做了提前,对孤证词条做了增补。     

从敦煌本《大智度论》看《汉语大词典》的释义疏失

《汉语大词典》是当代中国最权威的大型语文工具书,为语言文字研究者案头必备。但因编纂时所用语料以中土文献为主,对汉文佛典关注甚少,这造成部分词语义项漏略或释义不周。今结合敦煌本《大智度论》,对"殊胜""披析""烂坏""劝喻""筹量""已来"六词进行订补。     

从动态顺应看《李尔王》的三种译本

Jef Verschueren的语用综论观下的顺应论的动态性认为,语言选择过程的动态顺应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体现:时间顺应、语境的顺应和语言线性结构的灵活变化。以该理论对《李尔王》三个不同时期的译本进行分析,指出翻译标准应该被不断地重新阐释以顺应不同时间、不同语境和不同交际目的。     

从《汉语语法论》两个版本看高名凯汉语语法理论的变化

《汉语语法论》是高名凯先生几部重要著作中的头一部,集中体现了他的汉语语法理论。该书成书于1945年,1948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了初版,1957年11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修订版。初版和修订版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修订版在四个大方面对初版内容进行增、删、改、换。从这样的内容取舍和扩充来看,高名凯先生汉语语法理论从《汉语语法论》初版到修订版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变得更加体系化了,主要体现在对汉语构词法和词类划分的详细讨论和对汉语句法更加详细的阐述上。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高名凯先生也摈弃了一些错误或过时的内容,如＂名词句＂和＂动词句＂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