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事实辨析

法律事实是依据法律规范能够引起特定法律后果的事件和行为 ,但作为规范的法律事实与判决中的法律事实是两个极为不同的概念。作为规范的法律事实是指社会生活中有关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和交往规则 ,是一种社会事实或制度事实 ;判决中的法律事实则是依据程序和证据规则认定的生活或自然事实 ,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裁判事实必须与客观事实相竞合 ,否则裁判事实作为一种事实判断就是一个伪命题 ;另一方面裁判事实必须符合规范事实 ,否则裁判事实即使符合客观事实 ,但在法律上它也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 ,不能作为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依据     

事实真伪不明的界定及处置方法

事实真伪不明是民事诉讼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客观事实状态。由于此种状态无法直接适用实体法律规范得出裁判,因此,需寻找其他的处置方法,如搁置判决、调解、法律规范的特别安排、证明责任等。现代法律所普遍认为的最佳处置方法即为证明责任规范。但在当前实务中,对于真伪不明的理解和证明责任规范的适用均存在诸多问题,这也成为正确裁判所必须解决的难题。     

关于案件事实界定

案件事实作为一个概念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司法实践界都如同"事实"这个概念同样被混乱地使用着。不同语境下"事实"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同时对于案件事实的性质究竟是主观性还是客观性人们也存在较大争议。但是从本质上讲,案件事实是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为指向的主观判断的结论。     

民事案件裁判方法论:三段论法与证明责任法

三段论法是法院裁判民事诉讼纷争时常用的方法。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法应是三段论法的补充,且应同为民事案件裁判思维方法。民事案件应根据案情的复杂和适用法律难易程度来考量运用何种方法裁判案件。事实清楚、案情简单、法律适用不复杂的案件,可运用三段论法作出裁判;相反,则宜采证明责任法的思维裁判案件。涉及请求权竞合或者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案件,两者还可能交错运用;而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裁判案件只能采证明责任法。     

论刑事裁判的确定性及其实现——以刑法解释学为视角的分析

刑事裁判的确定性是指人们通过刑事诉讼就案件事实能够得到相对稳定的裁判结论并对该法律后果具有可预见性.刑事裁判的确定性是法治的基本价值所在,刑事裁判的确定性及其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刑事裁判的确定性应当作为刑事裁判的重要属性,予以探讨.如今法官虽然不再像传统自由主义法学所要求的那样过于机械地执行法律,对事实和法律的确认可能并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确定性,在承认司法推理中的主观性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制度的设计,克服司法过程的任性与恣意,实现刑事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应当成为我们需要的研究的课题.本文对影响刑事裁判确定性的三个主要因素裁剪事实、弹性规范、刑法不典型进行了评?并对实现刑事裁判的确定性提出了三条进路:法律解释的互动、理性程序设计、建立示范案例库.     

论法院裁判预决事实作为民事诉讼免证事实的非正当性

法院裁判对后诉案件具有预决效力,进而使得当事人免于举证的理论基础——既判力,在我国尚未完全确立,且从既判力的角度审视,我国现行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都存在诸多不当,故法院裁判预决的事实作为民事诉讼免证事实存在正当性方面的欠缺。     

证据裁判原则下的案件事实认定

案件事实认定是司法证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前提条件。事实认定规范化和科学化是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认定的基础。事实认定者要遵循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在证据规则指引下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在司法证明的基础上,事实认定者运用经验法则进行逻辑推理,通过自由心证形成内心确信,完成案件事实的认定。作为证据裁判原则的例外,司法认知和推定也是案件事实认定的信息来源。     

论物证及其事实信息的收集

物证作为刑事证据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形式，在证据法学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以证据中所蕴涵的案件事实信息为标准对物证进行重新定义的前提下，对物证的证据机理、物证的收集以及物证中案件事实信息的识别、提取和固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的裁判思维

法官不得以事实不清为理由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应首先适用立法规定来解决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当法无明文规定时,可根据举证的难易程度、证据的远近距离或是否有助于损害的预防与救济等价值因素,在合理范围内,根据公平原则、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自由地处理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的配置。     

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论我国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转换

诉讼法学界关于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理论学说当中,“客观真实”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该学说把“发现事实真相”作为刑事审判证明的核心任务。然而,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笼统、操作性差、与法治的精神根本不相容。“客观真实”标准作为运用证据一种价值指导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刑事诉讼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司法活动,主持和参加这一活动的是有认识局限性的人,而这一标准却把理想与现实,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相混淆,从而使得这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在研究刑事审判证明标准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要把案件发生的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联系与区别耙梳清楚,从而转向法律事实观,而不是客观事实观,建立“法律真实”证明标准,而不是“客观真实标准”。     

事实、价值缠结中的刑法因果关系解析——以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缠结理论为分析视角

自休谟始,事实与价值截然分离,一定意义上支持了长期处于通说地位的“刑法因果关系是客观事实”的论断。希拉里·普特南以“事实价值”为基础提出缠结理论,终结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论断。刑法因果关系判断同样契合事实要素与价值要素缠结的现实。在内容上,刑法事实因果关系是扩展和延长因果事实要素的界定和分析;刑法价值因果关系是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及相互转化、限定。在本质上,刑法事实因果关系是行为支配关系、相关关系;刑法价值因果关系是刑法法律关系,一种是而又不限于结果导向主义的产物。刑法事实因果关系负担着确证案件事实、奠基法律因果关系的功能,而刑法价值因果关系具有拟制、确立两种功能。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以事实价值为基础,基于发现的价值选择,通过发现、解构与重构,解释两条路径构建。     

论刑事既判事实的预决力

既判事实是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基于刑事判决较高的证明标准，其既判事实预决力有特殊的效力范围和效力程度。我国证据立法的相关规定非常薄弱，应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予以完善，同时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论危险犯的危险状态与停止形态之认定

刑法学界在危险犯研究中存在对“危险状态”的误解、对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不加区分或对二者的范围界定不清等问题,这使得对“危险状态”及停止形态无法正确认定。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危险犯应以“足以发生某种实害结果的法定危险状态”为既遂的构成要件要素,对该“危险状态”判断时应瞻前顾后,根据客观事实以科学法则判断。在具体危险犯实行行为着手后,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可以导致危险犯形成中止或未遂或既遂形态。     

事实客观标准的反思与安置

事实的客观标准一直存在争议,客观真实让步法律真实,法律真实又有被交流共识标准取代的趋势。然而,从中国现实的司法诉讼模式出发,三种标准并不是互相取代的关系,事实的客观标准需要重新安置。客观真实存在现实的操作困难,只能促进证明制度的完善;为了维护法治,需要树立法律真实标准的绝对地位,这在以职权主义为主的诉讼模式中具有更大的价值;交流共识的标准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将可能更好地实现,是一种降低司法成本的方式。总之,事实的客观标准是语境化的,而不是依靠一种标准“包打天下”。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判断标准体系的建构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判断标准是事实与价值判断的法律整合，其中所涵盖的各种复杂要素，使这一标准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操作变得日益困难。然而，对原因和结果及其关联性的客观实在的判断是得以作出法律的价值判断的前提。法律的判断标准，是客观实在与主观认知的精妙的结合。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论怀特海的形而上学与道家天道观

在"过程"之中统摄事实与价值,这是怀特海与中国道家在宇宙论构建上的契合之处,但怀特海过于客观化的描述使得其作品中主体性丧失,这就无法同道家一样,将事实与价值之融合贯彻到生活实践本身之中。因此,事实与价值,以及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问题,最后归结到能否从当前破碎分裂的人性现状之上发展出丰满圆融的生命存在。这不是一个制度或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思想问题。     

刑事热点案件功过之议

刑事热点案件是一个功过并存的复合体。在其成为普法样本、唤醒民众权利意识、确立行为预期的背后隐含着尤须警惕的非程序化倾向。刑事热点案件的多面性要求我们站在一个客观而中立的立场检视其功过得失。坚持以程序为中心,严格在坚守程序的基础上做出刑事判决,是刑事热点案件的应然走向。这既有赖于我们对刑事审判中程序的功能和意义进行重新认识和利用,又需要以此为基础构建刑事热点案件审判程序的理想图景。     

简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与联系

事实判断以客体为取向,以事实为原则;价值判断以主体为取向,以价值为原则。二者存在着区别,但这种区别不是无法跨越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难以割舍的联系:事实判断中渗透着价值因素,价值判断中存在着事实认定,二者可以统一于现实实践之内。